1958年春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全国各行各业无不受到严重破坏。我们国家的法制也被折腾得支离破碎，法不成法。笔者当时在山东一个政法部门工作，亲历了法制被折腾的全过程，感受极深。
建国初期，毛泽东曾一度关心国家的法制建设。他亲自领导，并直接参与宪法的制定。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说：“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当时的二把手刘少奇，在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这一些，都为国家的法制建设指出了方向。当时，从主管全国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各级党委及其主管政法工作的书记、各级政法部门负责人，无不认为中央领导人重视法制建设。“实行法治”，成了全党的共识，国家法制建设走出重要的一步。然而让人无法料到的是，宪法尚未全面实施，许多法律尚待制定，毛泽东关于法制的想法突然改变了。虽然没有说宪法作废了，但事实上不算数了。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宪法记不得了。”“不靠刑法、民法维持秩序。”“要人治，不要法治。”“会议决议就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人民日报》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法。”宪法及其他法律，领袖一句话就变了。其他各级领导人都要跟着变。也没有人敢不变。第二把手刘少奇在同一个会议上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此后，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各级党委及其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各级政法机关的负责人，都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从积极主张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到批判“法治”、反对“法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在“反右派”结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讲话时，狠批了检察院组织法。说检察干部执行组织法是“动不动拿本本来”。并说：“你这个检察院，你这个第二党，都监督到党的头上了。”山东省检察院、山东省高级法院主要负责人，原来都是积极提倡法治，主张法制建设的，自贯彻全国四次司法工作会议和传达中央领导人关于“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讲话以后，一反过去，他们在山东省委主办的《新论语》刊物上（早已停刊），以“提倡人治，反对法治”为题，共同发表文章，批判坚持“法治”是资产阶级法律观点。说“坚持人治，还是坚持法治，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坚持资产阶级专政的分界点，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由于从上到下对法制的大批判，初步建立起来的法制体系被打乱。公检法三部门形成的各有分工、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被废止。法律规定的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基本没有实行。“大跃进”期间，在“打破法律框框”的口号下，许多地区，特别是一些县、市政法部门，积极追赶“大跃进”的“浪头”，批判法制，否定法制，否定法定的部门职能，推行公检法合并。合并后的名称有“安全部”、“治安部”；人民公社成立后，有的称“政法公社”等等。公检法三家合并后，办案“吃大锅饭”，倡导“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一长代三长：公检法任何一长都可代替三长办案。一员代三员：公检法任何一员都可代替三家任何一员行事。所谓回来再分家，只是在法律文书上分别盖上公检法的印章。
在捕人、判刑上，某些政法部门也有“新创造”，所谓“四就一马”就是“新创造”的事例之一。四就：对犯罪嫌疑人就地逮捕，就地预审，就地起诉，就地判刑。一马：马上送劳改队。这种简单的违反法定程序的办案方法，曾一度在一些政法部门，特别是一些基层政法部门流行。山东省委政法部发现这一错误的办案方法后，曾开会制止。但许多县、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是“新事物”，省人力，省时间，符合“大跃进”“多、快、好、省”的要求。这种错误的做法，在较长的时间内未停下来，个别县、市持续到1962年。
一些县、市政法部门，在党委分管政法领导干部的鼓励下，提出不但要紧跟“大跃进”的形势，而且政法也要“大跃进”。为此，一些政法部门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计划，喊出了许多离奇的口号。提出：“从杀人、放火，到小偷小摸、封建迷信等三十多种犯罪全消灭”，把本地区的治安整顿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透明”。还有的提出：“苦战七昼夜，实现安全县。为了实现安全县，宁愿少活二十年，豁上身体掉二十斤肉。”类似口号在一些县、市政法部门层出不穷。
“大跃进”打乱了政法系统正常的工作秩序。有些分管政法工作的党委书记，听说“打破法律框框，不受法律的约束”，就亲自上阵，用大会捕人的办法为工作开道。据1958年6月24日《大众日报》文章：“惠民地区不少地方开千人大会，游行示威，为翻粮打伤群众。地委书记李×擅自决定：在惠民、阳信等县城成立打击现行指挥部，他亲自指挥抓人。”又据1958年4月山东政法会议披露：有些县、市政法部门“搞花样，凑热闹”，热衷于“大呼隆”。乐陵县政法部门，在县委分管政法书记的亲自指挥下，调集500名民兵，各持步枪、土炮、大刀等武器，如临大敌，在县城游行示威，高喊：“誓与违法犯罪分子决一死战。”滕县政法部门一长代三长，各带领“突击队”分头抓人。苦战一昼夜，三支“突击队”各抓人一百多。县检察长向县委“报捷”后，又向省检察院“报捷”。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鸿儒听了“报捷”汇报，认为他们突击抓人的做法很“玄乎”，对报捷的县检察长说：“大跃进抓人也要讲事实、讲证据，要符合逮捕标准。抓人不能搞突击。”“报捷”检察长听了不高兴，说县委已表扬了他们。
政法“大跃进”的花样很多，有的地区创造“多快好省”破案法。菏泽地区政法部门阎××一长代三长，创造“双百”专区，计划在30天内，现行案件破案率百分之百，解放后未破的积案，破案率百分之百。“双百”计划下达到各县、市的政法部门，落实到人，包干负责。“包干”人员感到压力大，唯恐限期内完不成任务，在破案中采取违法手段，选择地富反坏为破案目标，利用村干部向群众暗示、诱导，秘密投票选举作案人，名之曰“群众路线”。破案人员认为即便抓错了人，放人了事，不会追究责任。省政法工作组抽查了“双百”期间50起捕判案件，错案占85%以上。省政法工作组向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汇报了“双百”考查情况。领导小组认为：“双百”做法不能保证“不枉不纵”，不要继续下去，还是坚持正常办案。
“提倡人治，反对法治”，以权代法也就成为“当然”。领袖既然说“不靠刑法、民法维持秩序”，“要人治，不要法治”，所以抓人、判刑，也就无须依照法律；权力决定案件。1960年春，昌潍地委副书记孙××坐镇益都县，亲自指挥建立“共产主义新村”和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所谓“补课”，就是补划地主、富农成分，全县补了3000余户（经核查全部否定）。“建共产主义新村”，采取先破后立，拆房扒屋，已拆房占全县全部房屋的40%，一家三代只给留一间屋，逼着群众到“共产主义新村”地址建新房。这时，正是三年灾害的严重时期，群众哪有物料建新房。“共产主义新村”一场空，引起村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甚至谩骂，有的村干部带领群众集体上访。孙副书记听了汇报，火冒三丈说：“那些不满分子表面上牢骚怪话，实质上是联合新老地富反坏攻击社会主义，要进行打击。”在孙副书记的指挥下，全县大逮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县逮捕1070人。逮捕这些人，有县委书记批准的，有一长代三长批准的，甚至还有公社书记批准的。先捕人后补手续，检察分院不审查材料，只管盖章。大量捕人，县看守所容纳不下，分到各公社关押，并准备在各公社设临时法庭，进行公判。这真是法制的大倒退和对法制的严重破坏。
山东省委发现益都县乱捕乱押，拆房扒屋，对农村党员、干部乱开除、乱撤职（开除、撤职，占全县党员、干部的47%），特别是大批饿死人的问题，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前往处理。他对地委、县委领导人，特别是对地委孙副书记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责成他们进行检查。省委政法工作组对1070起案件逐案做了复查，错案占97%以上。对错捕的人，“教育释放”，不了了之。
“大跃进”中，法制被打乱之后，一些党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或政法部长，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干预政法部门正常业务活动。1960年春，金乡县法院审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合议认为：被告说“人民公社好，就是吃不饱”，应判三年刑，合议通过。正要宣判时，县委政法部长徐××来到合议庭问：“准备判几年？”审判员答：“合议三年。”徐部长说：“不行，攻击人民公社的案件要重判，弄他十来年。”审判员只好重新合议，由原合议判三年改为判十年。1960年省检察院工作组抽查了当年捕判的金乡县城关公社60起案件，按当时的标准，错案占75%以上。在抽查阅卷中，看到大部分案卷都有徐部长“指示”的记录。
有的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以政法部门“当家人”自居。不懂法律，不懂业务，却又独断专行，自己说了算。1959年夏，泰安地区（当时归济南管辖）有人举报肥城县发现特务组织。济南市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人魏××闻讯后，先下令抓人。肥城公安局长经初步调查，认为案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向魏××汇报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认为是特务案件，究竟是中统呢，还是军统呢？如果都不是，这起特务案，就值得研究。”魏××听了汇报说：“我不管他统不统，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魏的决定下，先逮捕了“为首分子”。审讯中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被株连40余人，全部逮捕。他们的口供互相矛盾，又自相矛盾，且时供时翻。经公安部门反复侦查和预审，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建议撤案放人。魏××说：“不是没证据，而是没本事。”不同意释放在押人员，坚持继续审查。这时，正是三年灾害最严重的时期，不要说在押人员，就是平常百姓，也有许多人被饿死。看守所内在押人员严重的饥饿，加之许多疾病的发生，三天两头的抬出死亡的在押人员。所谓“特务”案的40余涉案人员已死亡过半，且死亡继续发生。
山东省委及省政法部门，不断收到泰安地区政法干部的来信，反映泰安、肥城特务案是假案，要求查清。省委组成政法工作组，对这起“特务”案做了反复的调查研究，认为这是一起由假“情报”，加之个别领导人的主观主义造成的一起重大错案，应立即纠正，释放现有在押人员。魏××听了工作组的汇报说：“我说是特务，你们说没证据。你们说不是特务，我看也没证据。”魏仍固执己见，但自知没有理由坚持，在上下压力之下，也只好同意撤案放人。这起“特务”假案，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凡亲历这一事件的人，都记得这是法制被搞乱，权大于法的恶果，其教训是惨痛的。
对法制的折腾，还表现在鼓吹检察机关取消风和反对法律监督上。检察机关及其监督职能，是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确定的，但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中，对检察机关指责颇多。在法律虚无主义的指导下，检察机关在一些地方名存实亡。有的检察机关只在门口挂个牌子，无检察人员办公。
检察机关及其法律监督职责，不仅遭到某些领导人的批判，且许多检察干部因履行监督职责，有的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错误的处理。昌潍检察分院检察长贾振英，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纠正了有关部门一些违法现象。特别在刑场监督中避免了几起错杀，受到省委、地委、省检察院的表扬。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世英，在山东全省检察长会议上，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题，作了长篇讲话。对亲临刑场监督，避免错杀农民安乐三（村干部诬陷安有两条人命）的胶南县检察院检察员刘明智，给予很高的评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正确履行监督职责，受到了表扬，转眼之间却成了严重错误。贾振英被指责“矛头对内，以监督自居，向党邀功，贪天之功为己功”。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养猪。1962年平反后，省委、地委、省检察院仍肯定贾振英依法监督是正确的，只是因履行监督职责得罪了管政法的专员李××才遭此危难。
刮检察机关取消风，反对法律监督，主要来自上面某些领导人，下面有些人跟着刮风。谢富治初任公安部长时，到山东烟台视事，时有省检察院工作组在烟台地区调查案件，顺便向谢汇报情况。当汇报莱阳县村干、民兵违法乱纪，全县打死、逼死60余人的情况时，谢说：“违法乱纪打死人固然不好，但维护了社会治安。”在向他汇报有些地方刮检察机关取消风，有的县、市检察院只挂个牌子时，谢说：“这就对了，过去检察院做了些扯腿的工作。”谢富治的谈话表现了他是那么漠视人民生命，又是那么反对法律监督，让向他汇报的检察干部听了寒心。
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检察机关及其业务活动有所恢复。但无论从检察队伍的数量、干部的监督意识、依法办事的法治精神等，都未能恢复元气，更谈不上符合检察院组织的要求。经过对检察机关的批判和对检察干部的打击，许多检察人员如惊弓之鸟，做驯服工具的“训教”牢记在心。一位1939年参加革命，建立检察署就从事检察工作的“老检察”，1962年回到检察岗位，与笔者见面时说：“这几年挨了三次批判，得出三个教训：一不说依法办事，二不说法律监督，三要做驯服工具。”检察干部虽然回到检察岗位工作，但在思想上很受压抑，时刻提心吊胆。
贯彻“八字方针”后，法制体系和工作制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反右派”和“大跃进”中被颠倒的法制是非并未得到澄清，宪法与法律的权威并未树立起来。权大于法的观念，在某些领导干部中，更加突出、牢固了。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仍是句空话。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再无人敢说话。
“大跃进”之后，办案已没有什么标准。刑法仍是草稿。“大跃进”前，高层政法机关往往制定若干“政策界限”，作为捕、判的标准。但法制遭到折腾后，连“政策界限”也不见了。捕人、判刑主要是为运动、为中心工作服务，只要涉及这两方面案件，就要狠狠地打击。过去提出的政法案件“三少”（捕人要少，杀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变“三多”。不仅如此，有的省、市还自制“土政策”。1964年山东一政法部门主要负责人，从南方某省取来“打击贫下中农就是反革命”的“真经”（打贫下中农一巴掌就是反革命）。还有所谓“群众专政”（群众定坏人，管坏人，改造坏人）。曾一度出现法制的混乱，大概这就是“人治”。
“大跃进”后的宪法名存实废。宪法无任何实力支撑和保障。毛泽东说：“宪法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都要实行。”但是恰恰一些领导人不实行。因此，被折腾的宪法，一不能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二不能约束权力的滥用，一纸《5·16通知》，就把全国人民投进灾难的深渊。这是解放后三十年法制的悲哀。
“文革”开始，我国法制在遭到百般折腾后，又被摧毁殆尽。全国遍地是打砸抢烧杀。“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几千万中国人民生命的丧失，“文革”又使二千万中华儿女的生命被夺走（叶帅讲话）。五千年的古国文化遗产大部分惨遭毁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任意揪斗、侮辱，残酷地剥夺了一切权利，直至生命，在“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悲愤中离开人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国法制得以恢复和重建。三中全会后，检察机关是重建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法制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终于又回到法制建设的轨道上来。但不可低估的是：“反对法制，坚持人治”，甚至乐于“无法无天”、抵制“依法治国”的流毒，对法制建设仍有长期影响。某些人还是权大于法。几年前笔者就亲耳听到一位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在检察会议上说：“不要管那些法律条条。”看来，他还是喜欢“人治”，喜欢以权代法。
笔者从亲身经历中，深刻感到：法律监督也许是有效制度之一。但政治不改革，法制也不可能改革，法律监督仍没多少权威。只有实现了“民主法制”，那才是“依法治国”的真正到来。让我们翘首以盼。
（作者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员）
《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