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上帝绝对主宰，是一切美德的集大成者。宗教伦理将世俗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利害的思考排斥在外。
西方中世纪宗教信仰一元而极端，做人基本无趣。但资本主义出现后，欧洲民间生活世俗化，出现了丰富的创意和科学的发明。
十九世纪之后，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乌托邦思想，补足了中世纪神权独裁的黑暗和空白，但同时基督教传统观念深入民间，也提倡了博爱互助、人权公义。
也就是说，西方的神权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也自发改革或从新约圣经中找寻初心的解释。上帝虽然在旧约里是独裁者，耶稣是代理人，但耶稣传达的博爱却为文艺复兴后人性的抬头，提供了相当完美的注脚。
中国两千年来的脉络完全不同。先秦诸子确实出了一批有社会批判意识的知识份子，这一点在希腊罗马的同期，中国起步并没有输。
但先秦诸子无论儒家、法家、道家都缺乏积极改造社会的意愿和动力，只是不同门派的知识份子各有主张。儒家的王道虽然是政治理想的蓝图，却只将改善政府生活寄托与人伦目标的达成。
儒家苦口婆心教人如何“做人”，但基督教却有上帝耶稣的权威震慑人如何不能做一个坏人。中国文化虽然从此衍生仁义礼智等规条，但对人性阴暗的欲望缺乏有力的约束，尤其对不受权力制衡的帝皇。
欧洲的帝王即使在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对基督教神权的畏从，始终如一。罗马帝国时的尼禄暴君行为，没有再重复。
但中国不同，直到毛泽东还以“无法无天”的一手遮天之狂笑姿态，将所有中国人践踏于脚底，直到其本人断气的一刻才出现所谓活捉四人帮的“第二次解放”。
此道大瘟疫，刚出又遇上了中国此一循环。而此时的中国却又因市场关系与世界共融为一体。这一点才是美国和西方必须打醒精神应付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