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许多年以前，看过周作人先生做诗，丰子恺先生配画的《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很是喜欢。近日闲下来的时候，偶然翻看年前从京城买来的钟叔河先生的新版《儿童杂事诗图笺释》，原书由于有了钟先生的笺释就更易了解诗与画中的意境，因而爱不释手。一本讲旧日孩童生活往事的书竟让我又从头到尾彻底细读了一遍，果然篇篇好诗，篇篇好画，篇篇好笺。
这里不妨抽出其中的一篇《乙编——儿童故事诗十四：辛稼轩》，知堂先生写道：
幼安豪气倾侪辈，
却有闲情念小童。
应是贪馋有同意，
溪头呆看剥莲蓬。
钟的笺注说：“王士祯《花草蒙语》论词谓‘豪放唯幼安为首’，遂成定论；周作人之取此阕，只因写及小儿也。《秉烛谈·江都二色》慨叹中国描写儿童的作品的缺乏，说：‘想找寻一点资料都不容易得，讲到儿童事情的文章，整篇的文章我只见过赵与时着《宾退录》卷六所记唐路德延的《孩儿诗》五十韵，里边有些描写颇好。’……亦可以与辛词参看”，云云。
我随手翻检稼轩的长短句，于是得《清平乐·村居》一首：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
溪头卧剥莲蓬。
想到辛弃疾这样的大英雄亦有小儿女之情，加之周、丰、钟三公的诗、画、笺俱佳，也就让我不免忆及多年以前小学时代生活中的一些旧日琐事，遂成此文。
其实仅在月余之前，我们散居新英格兰几地的一些小学同学曾借中秋之机又在我家聚会了一次。本来远在缅因州立大学教书的卢教授夫妇也要前来赴会，后来因事未能成行。过去我们每年几乎都曾尝过他们夫妇做的中式点心，比中国城糕饼店里面做的还要可口十分，所以虽距中秋尚有些时日，众人就已耐不住性子，一再向我们打听卢家的行止，我们当然也就一一照实转告诸位的关心。届时，卢家夫妇人虽然没有到，可是众望所归，他们仍然送来了两盒自制的广东月饼以襄盛举。
我们也算得上是济济一堂，有在麻州大学教书的叶教授，有从康州赶来的钢琴家张先生夫妇和新罕布什尔州来的谢先生夫妇。尤其是最近听说，终于考订出张太太的祖上还真是位蒙古王爷，所以我们也就正好一并加以庆贺。
而叶教授进门时候的装束最为醒眼，穿的是一袭蓝色连衣长裙，让人不由得想起她当年的母校师大女附中的校服，我见了不免促狭地说道，莫非又是要“让我们荡起双桨”么。她听了赶紧解嘲说，这还是上次回国休假，在民族文化宫的服装展销会闭幕之后买的便宜货。其实我心里明白，衣服的得体本不在贵贱，她喜欢这个式样自有她的道理，肯定是让她多少记起了当年的激情岁月。
吃着卢先生夫妇亲手烤制的各色广式月饼，呷着齿颊留香的锡兰红茶，众人不免回想起旧日的往事。
我们都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有六二班的，也有六三班的。当年这两个班的班主任阎先生和吴先生都是刚入社会的青年人，血气方刚，难免互别苗头，我们作学生的当然也就免不了党同伐异，如今门户之见当然早已荡然无存，此乃后话。
再说原先京城里原有两处高等师范，一为男校，在和平门外琉璃厂，前身是创办于一九零二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亦称男高师；一为女校，在石驸马大街，前身为一九零六年设立的北京女子师范学堂，一九一九年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两所师范各有附属的中学和小学。男师的中学只收男生，称师大一附中，在琉璃厂。女师的中学只收女生，称师大女附中，在西城二龙路。男师和女师的小学都是男女兼收，一九三一年男高师与女子师范合并，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此后男师的附小称师大一附小，仍在琉璃厂，女师的附小便称师大二附小，在京城西单牌楼路南的手帕胡同。
师大二附小创立于一九零九年，后来改叫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简称实验二小，但不少人还是顺了过去的叫法，称它作师大二附小，这便是如今落脚于此华洋杂处之地的我们诸位同窗曾经读书六年的小学学堂。
学校的大门原来在东铁匠胡同，后来在日据的北平时代才改到学校后身的手帕胡同。这是后来得到小学学长，哈佛大学考古教授张光直先生的点拨才清楚其中的变化，二附小先前的正门是在东铁匠胡同，校园里硕果仅存的正厅坐北朝南，而背对手帕胡同大门就是这个原因。基于这一点也才明白，二附小其实和女师非常靠近，女师的大门虽然开在石驸马大街上，但后身的操场几乎一直伸延到东铁匠胡同。小的时候，跨过东铁匠胡同有一俄语专科学校，我们一直沿用那个操场。而在那个操场的尽头就和当年的女师操场接在一起了。女师校园后来成为女八中，文化革命中我去过一次，记得还看见有三·一八事件中饮弹身亡的刘和珍的纪念碑。因为鲁迅当年曾在女师教书，文化革命造反以后，石驸马大街改为新文化街，至今未变，这是文革改名之后很少没有改回旧名的街道之一。
到我上学的时候，开在手帕胡同的学校大门前有一花圃。门房的田伯伯和李伯伯经常浇水，花朵也开得十分鲜艳。花圃后是一木头影壁，上面有“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类的口号。前久回京重访母校，见到如今这里已经重建了一座雕塑，造型是一本打开的日历，正翻到一九O九年九月十九号学校成立的这一天。
那时候，如果开少年先锋队的队会，临结束的时候，辅导员或是会场的提调会大声喊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学生们于是就要搭腔：“时刻准备着！”然后还要唱少年先锋队的队歌，队歌是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后来文革中马先生不堪侮辱和毒打，偷渡香港，跑到美国去了，这大约是那个时代最为惊人的举动。因为根据当年的道德标准，讲究的是让人活活打死，也绝对不能跑到美国去。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电视连续剧，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节，两个剧中人吵架，一不高兴就坐上飞机到了美国。难怪我在旧金山时的房东陈太太看到这样的剧情发展马上就会预测下面的情节铺排：“不信你看，美国这回又要成撒气筒了。”而她的话居然次次应验，屡试不爽。
院子的东侧和南侧是两座新式的三层楼房全是教室，南楼其中有一间较为特殊，听众座位的地面成阶梯状，是自然课的专用教室。玻璃黑板可以上下拉动，并且有一扇门通往隔壁的标本室。院子的北侧是一座老式的两层木楼，楼上是图书馆，楼下也是教室，其中西头是音乐教室，墙上靠北一侧是聂耳和冼星海的画像，南侧是柴科夫斯基和肖邦的画像。许多年之后，我有了一番阅历才醒悟过来，一定是他们二位的家乡都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才受到特别的礼遇，也可见当年学校当局的用心良苦。
由三座楼房环抱起来的院子当中是中式建筑的正厅，当年保存得很好。东西两厢大厅之间有口高悬的铜钟，平时上课并不敲，只用电铃，但逢重大场合，门房的田伯伯便会敲响这口大钟，以示严肃。正厅西端有舞台，台上有一巨大的国画，画有桃子和李子，还有笔墨酣畅的五个大字“桃李满天下”，据说老校长陶淑范每年都要请人加工修整，凡有歌咏比赛或者毕业典礼这样的重大活动都要在这里举行。正厅的东端是校办工厂，当年我们在劳动课上生产的木制象棋十分风光，很是垄断了西单一带的文具店。
当然，由于实验二小的口碑不坏，报考的学童便多，所以最为风光的还是入学考试。近来听说，如今这类学校都是非有几万元的“赞助费”不能得其门而入，我想实验二小大约也不能免俗罢。而在当年，除了极有权势的人物可以托情之外，大都要经过遴选才能入学。
后来职位做到二小副校长的丁林先生对于如何判断学生资质据说很有办法，每年入学考试的考题大都经他亲自策划，而且听说并不十分看中如今席卷京城的那类繁琐密集的考试，而是更多注重孩童触类旁通的秉性。
譬如说，在当年的考试里，我在辨识形状时因未能说出菱形的名称，起先十分懊丧，众人也都替我惋惜，后来却仍然考取；然而与我同去应试的童友小黑子，因为在“你认为哪里最好玩”的问题面前，竟答以“大白菜最好玩”，而且终究未能解释清楚何以“大白菜最好玩”的理由，结果名落孙山。
当然，丁林先生的慧眼仍是难免千虑一失。日前辗转听说，当年的童友小黑子如今已是京城一富，而我却根本不能望其项背，所以不得不坦承，一千几百年前的汉代太中大夫陈韪对七岁让梨的孔融所作的评判果然是一针见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进而听说，眼下京城里有家外语学校办得十分走俏，悟出托福留学考试的不少规律，居然可以让“不甚了了”的学生取得满分，洋人见了都惊为天人。又据说，这等学生到了外洋却是张口结舌，莫衷一是。所以我也就终于相信，考试这类东西有如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只是可惜时下京城里竟然把考试奉为圭臬，分为各等各级，从而生出诸如“一级钢琴”、“二级英语”的名堂，惹得我一时不免记起“一级酱油”、“二级熏醋”的旧话。
依我看，倒是学校培养学生融汇贯通，举一反三的能力十分要紧。由此我便想到我们当时的算术老师贾玉诚先生。贾老师从教几十年，很是了解其中的三昧，对于应用题的无穷变化更是了如指掌。
譬如说，贾老师概括的算术概念有所谓相遇问题。规则是，甲乙二人从相距若干的甲乙二地同时出发，甲每个钟点行若干里，乙每个钟点行若干里，问何时相会。其中问题又可以改为甲乙二人先后出发，或者出发之后某人又返身回去，然后再行出发之类的变化。
还有追击问题。规则是，甲乙二人从某地先后出发，甲先行若干时间，每个钟点行若干里，乙然后出发，每个钟点行若干里，问乙何时追上甲。当然也可以换成甲乙二人同时出发，然后其中一人回头，然后再去追赶之类的变化。
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经贾老师信手转换，还可以演变成大小龙头向池子里注水，或是一个龙头注水，一个漏斗放水的问题。贾老师举一反三的技巧特别精到，以致有件往事让我至今不忘。
记得我曾在家中的角落里偶然翻出一本旧社会出版的《小学数学难题详解》，其中居然有“大小和尚分馒头”和“听人隔壁数银”这样从来闻所未闻的题目，让我惊为天书，不免细细读来。
大小和尚分馒头的规则是，大和尚一人吃两个馒头，小和尚两人吃一个馒头，馒头若干，问大小和尚各有多少。
听人隔壁数银的规则是，隔壁人家数铜板，听见他们三个三个一数剩若干，五个五个一数剩若干，七个七个一数剩若干，问人家共有钱多少。
看了详解，我仿佛看到了一片新天地，觉得顿开茅塞，长了不少本事。那天下了课，我便跑到贾老师面前卖弄，颇为唐突地问他可曾知道大小和尚分馒头和听人隔壁数银的题目。
贾老师听了并不答话，先是微微一笑，然后朝四下里看了一遭，接着胸有成竹地低声道：“这不就是我教给你们绿化祖国和爱国卫生的问题么？”
我低头一想，果然不错。绿化祖国的规则是，同学们开展植树绿化祖国运动，高年级同学一人种两棵，低年级同学两人种一棵，树苗若干，问高低年级同学各有多少。
爱国卫生的规则是，开展除四害的爱国卫生运动，同学上交打死的苍蝇，三个三个一数剩若干，五个五个一数剩若干，七个七个一数剩若干，问同学们共打死多少苍蝇。
贾老师又道，你所说的“听人隔壁数银”其实又叫“韩信暗点兵”，我们不妨换个说法，士兵三个三个一数余若干，五个五个一数余若干，七个七个一数余若干，问韩信一共有多少士兵，这岂不是一样？说罢又暗中叮嘱：“依我看，你还是记住绿化祖国和爱国卫生的问题为好。”
从此我更加佩服贾老师，再也不敢横加冒犯。后来我不但学会了贾老师的许多计算规则，而且也学会了举一反三的技巧。比方说，当年时兴超英赶美，计划十五年超过英国。于是我立刻想到，此题其实可以化为追击问题，英国和中国先后出发，英国先行若干时间，中国然后出发，中国若要在十五年内追上英国，问中国应该比英国快走多少。当时号召全民大炼钢铁，据说一定要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的任务。我没有详加计算，不过我想，这一定是政府按照贾老师追击问题的思路得出的结论。
记得许多年以后，我对当年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听一位当年大跃进时代的中学学长说起，他们曾经在运动场上建造过小高炉，还果真出炉了一勺钢。他们请人将钢锭四周刨平，磨光，系上红绸带，抬到冶金部去报喜，以证明中学生也可以炼钢。据说后来请研究金相的专家分析过，人家在钢锭里面还发现了一个没有熔化的秤砣。不过我当然明白，这类问题实际上属于冶金技术的范畴，和贾老师追击问题的数学分析并不相干。
最让人吃惊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我偶然从一名邻居的孩子手里发现了他们的数学教科书，其中居然也有按照贾老师举一反三的办法创新的应用数学题。解题的技巧倒是雷同，可内容却让人刮目相看。记得有一道算术题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刻，又一曲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凯歌响彻云霄。工人阶级硬骨头，在毛主席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把工程吹得非常神秘，其实他们根本什么也不懂，真正懂得建造工程的还是工农兵群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现有两队工人从距离若干的两地相向铺设铁路，甲队因为有贫下中农的帮助，每天铺设铁轨若干，乙队因为当地没有人家，所以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每天铺设铁轨若干。问何时铁路可以合龙。”
直到今天，虽然我的数学能力远远不及在缅因大学里向洋人教授数学的小学同窗卢先生，但一般的四则运算，尤其是化为各类社会现象的应用题，我都还可以应付裕如。应该说，贾老师当年的授业解惑使我受用终生。
不过也还有兵败如山倒的教训，那是一次照例举行的全校数学竞赛。其实六三班的数学教师夏老师按照年资和经验都不如我们的贾老师，但这次数学竞赛却使和我们六二班暗中较劲的六三班班主任吴先生乐不可支。
至今我仍然记得那次数学竞赛，其中有的考题居然超出了贾老师各类举一反三的思考范围，既无追击，也无相遇，最怪的一题则是：甲乙丙三个鱼缸，甲乙鱼缸有金鱼若干，乙丙鱼缸有金鱼若干，甲丙鱼缸有金鱼若干，问甲乙丙三个鱼缸各有金鱼若干。
结果是我们六二班溃不成军。班主任阎先生一再扼腕顿足不止，怒其不争的心情溢于言表，因为状元郎竟是六三班一个姓张的女生。然而奇怪的是，对这件其实是长他们志气，灭我们威风的重大事件，他们六三班的诸位同学居然都忘得一干二净。叶教授是这位张女士的少年密友，当我走笔至此，叶教授看到我得初稿，纠正了我的说法，强调她其实十分记得这桩往事，而且时常用这样的“好汉当年勇”来激励如今也在美国洋人世界里混生活的张女士。张女士人也住在波士顿，只是眼下正星夜赶回国内找气功大师问病去了，关于当年的旧事一时尚无法求证。
除了数学课之外，其它课程也有一些值得记忆的琐事。因为实验二小是个实验学校，所以课程安排多有实验性质。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曾经被用来做过九年一贯制和十年一贯制的两种实验。记得是在大跃进的年代，刚上完一年级，语文课将将读过“放学了，大家回家去”和“秋天来了，一行大雁往南飞”这样简单的句子之后，我们不久就开始研读《诗经》中“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和“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之类不知所云的句子，然后又是《论语》上“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这种我到文化革命才终于领略其中涵义的古文。
或许也是因为接踵而来的三年大饥荒使我们的大脑缺乏营养而智力发育不足，总归是这种揠苗助长的实验结果并不理想。
不过，有些比较浅显的道理还是不但听得懂，而且可以照着做。
记得班上有位名叫刘立的女生，谐音恰好是“流利”二字，她读课文也果然是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在同学中早已是有口皆碑。如今我对她当年朗诵的课文还有颇深的印象，文章中在描写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时有这样脍炙人口的段落：“工厂里一排排烟囱里面冒出的黑烟，好像水墨画上的大牡丹。……”
记得当年根据文字的意境，我还兴致所至，完成了一幅图画课的国画作业，下面是漫山遍野一排排的大烟囱，上面是大朵大朵的黑牡丹，这还是我用了刚刚从图画老师那里学会的“皴法”和“渲法”，加上我自由发挥的大写意融合而成。虽然至今我的绘画功底仍旧处于小学水准，但可以负责任地说，那幅国画仍旧是属于我一生中最成功的美术作品。
教图画课的张老师不仅是我们班上最顽皮的学生王君的姨妈，而且是国画大师潘絜兹先生的夫人。夫唱妇随，张老师看重的大约也是工笔重彩的一路，尽管如此，她对我的牡丹大写意也还欣赏，居然批在“可看”一类。只是过了许多年之后，我这才懂得，原来那些牡丹属于“环境污染”，如今非要除之而后快。而且后来也才听说，梁思成先生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曾经聆听到领袖人物豪情万丈的谆谆教诲：毛主席希望将来从天安门上望出去，下面要看到处处都是工厂的烟囱。如此看来，我们小学课本上的课文内容可见并非浪得虚言，果真还是其来有自，而梁思成先生对于北京城规划的建言遭到批判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不过，在那个政治风云乍起的年代，我们小学生对于外界的暗涛汹涌大多茫然无知，这里面当然也有学校尽力将我们置于是非之外的做法有关。至今小学的同窗卢先生还清楚的记得，五七年之后的那个寒假放得很长，以便老师尽情地进行“反右斗争”，然而卢先生大约是忘记了校方先前的嘱咐，还是按照原定的时间返回学校上课。校园里面悄然无声，不见了往日孩童们的喧闹和笑声。他蹑手蹑脚地巡视每间教室，发现都是空无一人。当他踅进门扉半掩的自然科教室，看见里面满是悬挂在空中的大字报，声色俱厉地声讨右派份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他似懂非懂，吃惊不小，慌忙退身出来，可是这时已经被看护大字报的老师发现，一面喝住他绝对不要告诉其他的同学，一面催促他赶快离开学校。
卢先生暗暗将此事记在心里，唯唯退出。开学之后，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是几个老师不见了，几个同学悄悄地转学走了。多少年之后我们才知道，那些老师都是右派份子，那些同学都是因为父母成了右派，或是跟到劳动改造的地方，或是一同下放到其它城市去了。卢先生倒果真是个一诺千金的君子，对这桩三四十年前的往事一直守口如瓶，还是我近年到美国之后才听他偶然说起。大概他是认为如今这些右派份子的冤案都已平反，往日的恩恩怨怨总算该有个了结了罢。
至今我仍在庆幸，直到离开小学的时候我对政治都还懵然无知，人间善恶的评判标准依然不脱少年时代班主任阎先生的温情教育。后来升入中学才逐渐见识到政治运动的无情与惨烈，这时也才多少明白一点天外有天的道理。
说来惭愧，小学六年过去，后来的初中三年竟未能毕其功于一役，从此我的正规教育在文化革命中全军覆没。然而奇怪的是，事到如今对我而言，小学的生活历历在目，而中学的日子竟恍如隔世。有时妻子不免笑话我的远期记忆过好，近期记忆欠佳。不过我倒不是这样认为，尤其想到南宋名将辛弃疾在国破山河在的大难关头，仍然不能忘怀村居孩童的天籁；八十有二的知堂老人在一九六六年山雨欲来之时仍旧一丝不苟地录完这本《儿童杂事诗》，最终成为他一生几百万字文学生涯的绝笔，由此可见，童年印象的魅力绝对不可小觑。
专门向美国的洋人学生讲授中国现代史的小学同窗叶女士曾经几次征询过我对那个年代的评断。在行家面前我不敢妄言，不过现在想来，或许正如幼时持在手中的那具万花筒，里面其实无非是些随意填装的各色细碎玻璃，可是少不更事的孩童随手不停地转动着万花筒，眯起一只眼睛，睁大另外一只眼睛，透过观察孔好奇地向里面张望，这时眼前看到的却是一片斑烂的世界。
二OO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坐剥莲子以炊粥饭前写毕。
附记：
知堂先生在《丙编·附记》中说：
“今春多雨，惊蛰以来十日不得一日晴。日唯阅说文段氏注以消遣。偶应友人之属，录旧作《儿童杂事诗》。觉得尚可补充，因就生活诗部分酌量增加。日写数章，续得二十四首，乃定为丙编。旧日所写，多以岁时为准，今则以名物分类。此种材料尚极伙多，可以入录。唯写为韵语，虽为游戏之作，亦须兴会乃能成就。丁编以下，倘有机缘，当俟诸异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重录一过。凡三日毕，知堂”
钟叔河先生的《笺释》有注释云：“……周作人手书的最后两行题记，写明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重录一过’。查周氏日记，是年三月二十三日记‘偶作谐诗用辘轳体云：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八月四日记旧书店’刘满进来，云现因搞运动，故停止收购中外书籍，只可作破烂收斤卖矣”。八月十三日记“抄录儿童杂事诗，昨今得甲乙两编”。八月十四日记“上午抄儿童诗丙编，至下午了”，与题记正合。二十日记“阅毛主席语录，此书不能买到，今日从吉仲借看”。二十一日记“作致王益知信，且看答复如何”。八月二十三日仍未见有答复，“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日记即止于本日，距重录儿童诗仅九日，盖即其绝笔矣。”
细读至此不禁想到，周作人录毕《儿童杂事诗》后四日便是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京城里的风雨飘摇之势，久经世事的知堂老人当然不会没有感觉。
终于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对周作人抄家、批斗、罚跪，赶进浴室和厨房蜷居，只允许吃玉米粥，施行那个时代典型的专政手段。后周作人终因饥饿而身体浮肿，不久即在屈辱中离开人世，享年八十三岁。
二闲堂，三日后又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