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向党交心”的前因后果

许多人都知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但对此后接踵而至的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却知之甚少。二者有什么关联?其前因后果如何?笔者保存有先父张高峰(原《大公报》记者)1958年6月“向党交心”原始记录六份,真实地反映了那次运动对“交心者”心灵的触及和知识分子洗心革面“自我批判”的无情。联系到此前的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革”浩劫,或可大致勾勒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将父亲的“交代”公之于众,似有自曝“家丑”之嫌。但我认为,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通的,或者说,是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个案也是历史,而且更接近真实。为了让后人了解和认识真实的历史,我想我有责任就自己所知,对这份“交心”记录做一番解读,既为昭示后人,也想告慰故人,想必父亲在天有灵,是不会怪罪于我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引述材料为主线,略加附注,尽量少做评价,以保持“原汁原味”;引述材料均来自“文革”后统战部门退还我父亲的记录原件;此外,考虑到由于诸多原因,对记录所涉及的、目前不便定评的某些当事人,姑隐姓名。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恢复历史原貌。

1958年,反右派运动余波未平,全国又展开了“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了“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此后,这一运动便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开展起来。

“向党交心”是整风与反右的继续,因此,首先要“交”整风(后来转为“反右”)期间的思想、行为。父亲时任《大公报》记者,其时他已经为之服务了19年。他“向党交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与几位“著名大右派”的关系——

在整风之前,储安平想拉我到光明日报去工作,虽然当时我告诉他目前我没有理由提出离开大公报,等以后再说,但心中暗暗自喜:“还有人看得起我。”整风初期,储发表了“党天下”的谬论,其中大部分引起我的共鸣,于是在保定写了一封信给他,恭维他有胆量有见识,支持他的反党谬论,骨子里是想跟他拉紧一把,如果在大公报有一天不可为时,我就去光明日报。

在北京,有时见到浦熙修,她常约我便中给文汇报写稿。整风之初,我在保定根据曲艺界鸣放的发言,写成两稿寄给徐铸成,并附一信。两稿都是污蔑党的政策的,后来未发表。给徐的信说,读过你的“拆墙”经验,大公报也有墙,正在拆。我支持了他排挤党员副总编辑的反党行为。目的也是准备自己的后路,如果在大公报不可为时,我还能去文汇报。

这两件行为是不折不扣的反党的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是向右派靠拢而想背弃党的领导,希望钻进一个没有党的领导的“新闻天地”去工作。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我就察觉自己犯下严重反党错误,心头很沉重。但起初,还以为是个人自私自利的思想支配的结果,后来再深思,又经过党的耐心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才认识到是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的反映。当右派乌云乱滚时,我必然要发出共鸣。幸亏反右斗争很快开始,党指出那是敌我矛盾,我才醒悟而没有堕入右派泥塘。

父亲与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储安平主办《观察》杂志时,父亲是其特约记者;浦熙修在重庆《新民报》时,与在《大公报》的父亲又是跑时政新闻的同行;徐铸成则先后担任《大公报》桂林版、上海版编辑主任,与父亲为同事。他们之间是朋友,意气相投,自然有比较私密的关系。但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朋友都成了右派,而且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他在整风中赞成他们的言论,并且通信呼应,当然毫无疑问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即使他不主动“交代”,也是隐瞒不住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交心”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灵魂”了。

事实上,在“整风”“鸣放”期间,父亲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行为是摇摆的。

一方面,经过了解放后“三反五反”、审查干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他清楚地认识到了“政治斗争”与“组织手段”的“威力”,已经变得小心翼翼了,因此,当报社“××、×××等人搜集大家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要写一篇记者控诉的大文章,登在报上”时,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说,“他们要我提供材料,我说这样的文章写不得,刊出后必然被国民党利用,××等批评我保守,其实是我胆小,但我仍然不提供材料,也不坚持反对。”他们“明明是进攻党,我却在一旁明哲保身,这是立场问题。”

这里所说的“大文章”,即刊登在1957年5月12日《大公报》一版的那篇题为《阻挠、限制、刁难、歧视——本报记者申诉采访中的一些遭遇》的综述,文章虽未署名,却是综合了十几位记者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其内容无非是记者到某单位去采访碰了钉子,或者到某地方要看材料吃了闭门羹等等,意图也无非是吁请有关部门注意克服缺点,以利工作。但由于批评了党政机关,特别是被境外媒体转载、摘登,“为敌人所利用”,因而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参与其事者大都被划为右派。

父亲之所以“侥幸漏网”,并非他有多高的“觉悟”,而是与他思想深处对政治斗争的恐惧心理有关,这不能不说也是那些年“教育”的结果。但他还是承认了自己对此事“不坚持反对”的态度。因为,在另一方面,他心里还是有话要说的——

“在报社鸣放时,我说过许多错话,污蔑了党和党的同志。我说,‘解放后,许多党员领导同志的工资像火车头带着跑一样。如果低一点,而责任重,更会受群众的崇敬。’这话的重点是前两句。我说,××做领导时态度专横跋扈,长期不改,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今天他去当×部副部长,真叫人担心。如果把他排在落后群众的队伍里倒还合适。心想,党这是怎么教育党员的?因而认为报社党组织原则性、政治性不强。”(这里所指那位“专横跋扈”的“左派”领导,也没能躲过“文革”“左派”的“批判”而死于非命。)

“我还说过,报社使用某同志,不像是培养做记者,倒像是培养做调查员,事先从领导方面了解一件事,然后派人下去调查、核对,就写成文章。后面一句话没有说出来:这算不了记者的本事,如果没有线索时,记者怎么办呢?”

“读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心想说得对,今天人与人之间确实不怎么亲,而且隔阂很多。”

可以说,既“小心翼翼”,又“蠢蠢欲动”,更“左右摇摆”,便是父亲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真实表现。

那么,随着整风变成了反右,他对右派是否就有了正确的认识了呢?没有。他“交心”说——

“储安平戴上右派的帽子,我觉得这人不过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很不严肃地用‘大和尚、小和尚’的字眼,如今自己烧身,看不见他骨子里的反动本质。有几个教授,我过去认识,他们成为右派时,我想,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个人欲望太多,说了一些错话。”

“储安平拉我去光明日报,先是通过×××找我。当储拉我时,我向他说明我与大公报的关系和目前无理由提出离职,××在旁就指责我这是一种旧的感情。反右时,大家贴大字报质问他的目的何在,而我没有贴。心想,我何必乘人之危呢?这种旧的观点颇为庸俗,不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反右斗争大局已定,右派的“下场”尽人皆知,父亲在“向党交心”时仍能如此直白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流露念旧情怀,真是天真得近乎愚钝。

“北大民主墙上乌云乱翻,不少右派学生在作怪。可是我想,学生们都很年轻、纯洁,今天怎么反起党来?于是我怀疑社会主义教育在一部分学生中落空了,党应该对他们负责任。”

“鸣放时,报上大量刊载知识分子的发言,当时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目的,只是有些事物,根据自己九年来采访生活所见所闻,认为他们言过其实。后来反右,党指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觉得那不过是‘秀才造反’,事情不会有那么严重。报社乌云乱翻时,我同样看不出右派的目的,但却觉得报社党的处境陷于被动了。又看到个别党团员同志的大字报,气味也反常态,怀疑报社党的组织是否涣散了?又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言行也反常态,反而不如许多群众的情绪正常,心想党这回上了他们的当了,今后对群众应该有个重新估价吧!”

“××、×××成为右派,他们哪里来的反党胆量?还不是党多年对他们宠用的结果。党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脚。”

如此坦言某些“右派”原本是受党“宠用”的“积极分子”,结果“党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脚”,在对反右运动评价中,这或许尚属比较另类的观点。未知史家是否有人做过研究?

当然,父亲同样坦白地检讨了自己——

“从这些思想、观点来分析,我都是站在党的对立面看问题,别人痛斥右派而保护党,我是原谅右派而责备党。表面看,我好像在一旁客观地看问题,实际非常主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问题,因而在感情上自然地就原谅右派。这种反动立场和感情在我身上很严重,不改变,必然与党三心二意,貌合神离。事实上几年来就是如此,始终没有把我和党的关系摆正,我跟党的关系是讲个人利益的,某些事如我心意时,我很满意党,很拥护党;不如意时,就一肚子牢骚,又不敢发泄,于是压抑着精神工作,所以几年来我的工作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与党的关系不正常,对党的许多号召和重大的政治运动,我多是采取随大流的办法,不是积极响应,不是在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而是像作客一样随着走。所以多年来我在政治上不见开展,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没有得到彻底清洗,因而在整风中我犯下严重错误。我的问题是改造立场、改造观点,端正与党的关系。”

以上这段记录,是原件中最长的(其他大多是一两句话一段),可以视为总结性“交心”。他以“个人利益”作为处理与党的关系的结点,应该说确实“触及灵魂”了。至少,在我所见的类似资料中是属于“深刻”的。父亲为什么如此坦诚?且看下文。

如果说,父亲“交代”与右派的关系、检讨自己的“错误”完全是被迫的,也不尽然。那时,尽管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已经让许多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心有余悸,但他们对新中国、对共产党依然保有程度不同的信赖,希望“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步伐”。这从父亲“交心”材料中对自己思想深处的挖掘和坦诚公开,以及无情地自我批判,可以看得出来。

他“交心”说:“我的生活动力是什么?思索一下,是个人名利。当年,我选定做记者,就是觉得这个工作名利双收,又自由自在。追求名利,自由自在,大概就是我的人生观。”如此解剖自己,近乎残酷,可谓“诛心之论”。事实上,父亲选择记者职业的初衷,首先在于他希望借助媒体这个社会公器发表自己对国家、对社会的见解(新闻事实是客观的,判断选择是主观的),其次才是追求“自由”与“名利”。这种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追求,可以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只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没有谁还敢奢谈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只能承认个人追求的“罪孽”。

他还说,“交心不能没有思想斗争,揭疮疤不能不疼,心想,忍受短暂痛苦,今后能愉快工作,生活几十年,这是大利当前,万万放弃不得。”应该说,“短暂痛苦”、“大利当前”的考虑,都是他内心的真实表露,他确实希望“能愉快工作,生活几十年”(尽管是奢望)。因此,他这样“挖掘”自己思想深处的“根源”——

“我总觉得党在政治上看不起我,心中常埋怨党对我直接教育少、责备多,所以我政治自卑感很重。”“在政治上自认没有什么希望,如果能从下游争到中下游就很满意,争上游那是奢望。”

“我知道党知道我有思想问题,可是没有党的同志找我正式谈谈,我怀疑党是否认为我思想顽固,不可救药。”

“既然把我看成政治上落后,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索性随大流走。如果积极去参加,也会被党看成是假象。”

“整风前,对党有些意见。整风时,听说党找许多同志个别谈话,但始终没用找我,心中很不愉快,越发相信党在政治上看不起我。”“右派在报社乌云乱翻时,许多话不从政治角度去看,就从事实来说,都是不公正的。我虽然不同意,可也不去用力反驳,心想,驳半天也无用,我又不是党在政治上依靠的对象,党也不会认为我是在维护党的利益,还是听之任之吧。”“在报社,我有人微言轻之感,有些意见,自认为还是正确的,但不被重视。”

“我觉得一个人在政治上无希望,一切就无希望。在任何事物面前他都应该退让。我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最近特别明显。”

因为这种“被隔阂”的心理,当他看到储安平、徐铸成等老朋友的言论后“一拍即合”,形成“共鸣”,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同时也成了他内心时常想到“如果在大公报不可为”时便准备“跳槽”的重要原因。

“在生活中,感到谈工作的同志很多,谈心的朋友太少,心中很闷。我平日爱说爱笑,有些话被人误解或断章取义,弄成个人的错误,因而感到说话难,故极力避免多说话。”

“与人相处,你尊敬我,我一定尊敬你,你看不起我,咱们就少往来或不往来。我对党也像对个人一样,心想,党既然在政治上看不起我,那就保持业务上的往来好了。假如在业务上也被看不起,最好把我安排到比较机械些的工作岗位,只要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永不违背,这样就有来无往,落得干净省心。”

当年,父亲在《大公报》人中绰号“一圈”,指他爱说爱笑,说经历、讲掌故,常常引来众人围绕。他后来的缄默、消沉,可以从上述“交心”中找到答案了。

政治上的隔阂不可避免地带来工作上的障碍,父亲“交心”说——

“整风中犯了严重错误,没有被划成右派,万分感谢党的宽大,但也背上沉重的包袱,生怕再犯政治性的错误。可是一月间写了一篇未见报的通讯,立场、观点都错误了,心中惶恐万分,从此以后,专门写些顺大流的稿子,纯属动态的报道,可用也可不用,但保险,不容易发生立场、观点的错误。”

“顺大流”、“纯动态”的稿子当然没有“风险”。查阅1957年前后父亲在《大公报》发表的署名报道,确实多见“立场”、“观点”都很“正确”的内容,如《要跟祖国一道前进——记北京东四区工商业者家属学习的收获》、《力争自食其力——天津独流镇工商业者参加长期劳动改造自己》、《跟右派分子算一笔粮食账》、《万箭齐发——记陕西及西安财贸系统职工“双反”热潮》等等。这与他在旧大公报时期揭露丑恶、抨击时弊的报道(如《豫灾实录》、《崩落中的沈阳》、《东北的悲剧》、《哭四平》、《干枯东北》、《东北的脓包》、《烂污东北》、《五万青年渡难关》、《我们要活命》等)形成了巨大反差,写作风格也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

更有甚者,他“交心”说:“三月间,在西安写一有关双反的报道,双反之上打了引号。投邮后惶惶不安,怕又是一个政治性错误,连夜查人民日报,发现双反也打了引号,这才放心。”以如此诚惶诚恐的心态写稿子,其质量如何也可想而知了。

父亲也曾从长远考虑过自己的“前途”,他说——

“右派中有许多学者、专家照样斗、整及撤职,少了他们社会主义毫不逊色。心想,过去几年自己还以为业务上有两手,说话、做事还敢调调皮,狂妄自大,今后无论如何可不能那样。大公报少了我也毫不逊色。为了保全自己,可要老老实实地工作。”

“看到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分驻各地采访,报社的红专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感到自己悲哀,今后该如何是好?心里真是闷得慌。”

“我发觉党在业务上还信任我,在政治上不够信任,所以为了保持党对我的信任,我很重视业务,希望不要落到中、下水平。”

“自己很珍爱(记者)这个岗位,感到是一种荣誉,很想把工作做好,但没有信心,恐怕从记者队伍中掉出去,那就个人大势去矣。”

上述记录,不能不说处处透露出父亲内心的悲凉。

“交心”话题并不局限于整风、反右,还有如下记录——

“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上海解放后,大公报原名不动。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是否天津的做法激进了一些?”

1949年《大公报》津、沪两馆不同的命运,反映了当时对如何处置民营报纸问题尚无确定方针,待王芸生(《大公报》前社长)北上“投降”,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方案。父亲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大公报》人的疑惑。

“有一个时期报上某青年记者的稿子很多,我觉得有些既冗长又没有独到见解,心想,要是我写那样文章一定不刊用。”

这番话既是对业务工作的意见,也反映了他政治上的失落。

“苏联展览馆落成时,一再宣传镏金顶,超过市内最高建筑北海白塔,心想这是灭自己威风。”

上世纪50年代,对苏联的态度等同于对新中国政权的态度。父亲的“交心”,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民族心理。

“大兵团成立,发表我被安排在天津。当时,我在西安,顺便给××写信说,‘不久我们又要并肩作战了。’信写好后,一想用‘并肩’两字不妥,大公报上××印在我前头,必然是他领导我,‘并肩’两字不是要与领导平起平坐吗?如果引起××同志的误会,以后相处就困难了。想了半天,又改为‘携手作战’,这样也许不至于引起误会。”

这里所谓的“大兵团”,是指当时《大公报》部署记者分驻各地,以“作战”方式报道“大跃进”运动,其用词也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氛围。父亲的这段“交心”,用“战战兢兢”来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或许没有几个人注意到,1958年4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发出的关于号召全盟展开“向党交心”运动的通知中,有“以上办法对右派分子同样适用”的字样。结果,同年夏季反右“补课”,又“补划”了一批右派分子。他们大多都是掉进了“向党交心”的陷阱。

父亲是“幸运”的,没有被“补划”右派,但在“交心”后的第二年,1959年初便下放到密云水库去参加劳动和“锻炼”了。尽管他希望凭着业务上的努力,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新闻工作,但是,1959年开始的“拔白旗”和“反右倾”运动,使知识分子中的业务突出者几乎注定成为“白旗”而被“拔掉”。1961年初,他最终没有能够逃脱被“清理”的命运,下放到黑龙江省偏远的安达(今天的大庆)去做商业工作,而且是他从未接触过、也根本不了解的会计业务。从此,他彻底离开了《大公报》,结束了他22年的记者生涯。5年后,“文革”爆发,曾经在大陆存续了64年的《大公报》也彻底关闭了。

《炎黄春秋》2010年第12期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