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泽东说得冠冕堂皇，但是与会者个个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究竟是什么。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凶兆（“左的错误”与“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别），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说，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提出的“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决战”的主张，他也是“不同意的”。王明强调自己在莫斯科期间，就曾反对过博古的错误，博古应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
王明在发言中还爆出一个大冷门——他揭发博古道：1931年9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因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皆非中央委员。而事实上博古、张闻天抵达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实，但是他自己对此也有责任，因为王明并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这个问题。再说，王明这番揭发也把周恩来、陈云、康生牵扯了进来，因为临时政治局成立时，周恩来仍在上海，陈云、康生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等有可能也与闻此事。博古、张闻天到达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时，没有资料证明，周恩来曾向博古等提过这个问题。当然，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只是中共中央局，当时在上海也存在一个中共中央局。最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单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博古在会议上处于被告者的地位，“墙倒众人推”，没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在一片指责声中，博古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学家——引者注），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博古对王明的“揭发”也作出了反应，他没有为自已辩护，相反承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没有交权“确有纂位之嫌”，但又认为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也有责任，最后，博古表示他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张闻天在会议上的表现在原国际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东在9月10日讲话中，多次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在国际派中，张闻天力量最为虚弱，毛先捡软的柿子捏。毛尖锐抨击张闻天负责的干部学习活动是“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毛嘲弄张闻天道，“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面对毛的挖苦讽刺，张闻天第一个缴械投降。他在发言中除了表示拥护毛的报告外，还不惜自我贬损，称“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就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表示“现在要补课”。
9月29日，张闻天再次发言，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张闻天仿效博古，承认临时中央到苏区“确有纂位问题”，但马上强调王明对此也有关系，因为“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在这天的会议发言中，张闻天一改过去固守“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态度，宣布同意毛对苏维埃后期党的路线性质的评价，承认“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并且主动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张闻天的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压力的违心之论，看来两者兼而有之。张闻天在和毛的长期共事中，对毛的性格体会甚深，了解毛不做则已，一干则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张闻天的大转弯与其对毛认识的加深有密切联系。毛的文韬武略给张闻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许张闻天已从内心对毛“服气”，正是鉴于内力、外力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张闻天决定向毛主动认输，以求早日解脱。
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都知道毛泽东迟早要清算过去的历史，但是乍听到毛的严厉指控，仍不免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毛在讲话中对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否定，直接威胁到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
在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归顺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团”的“左的错误”为基础，1938年后王稼祥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又与毛的大力扶助有关，因此王稼祥不可能转而为“苏维埃后期错误”辩护。在9月10日的会议上，王稼祥检讨自己，“我也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
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的心理压力也许是与会者中最重的一位。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复出的旧事，足以使凯丰心惊肉跳，后怕不已。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下，凯丰除了作检讨外，别无其它选择。
邓发不属于国际派，也不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列，此时不握任何实权，他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发言。
在国际派各员大将和邓发相继检讨的同时，其它政治局委员也陆续发言，除了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外，还采取主动，纷纷作出自我批评。在毛的设想中，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国际派的问题，即使那些现在属于毛营垒的人也应对他们过去程度不同的“错误”表明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才是唯一正确的，也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确立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