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后，随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斯科就已经没有正式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此，莫斯科与中共间的联络，基本上就由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电台和苏联派驻重庆和延安的机构承担。
在这一时期，苏联获知中共情报的渠道主要有五条：
一、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及苏联塔斯社驻上海分社。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情报工作除了收集侵华日军活动及国民党各项动态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与美国联系的情报。1942年苏联情报机构与重庆军令部第二厅联合创办“中苏情报合作所”，苏方派有几十名技术人员参与其事，主要负责收集沦陷区日军情报。苏联并通过驻华大使、格伯乌中将潘友新及驻华武官罗申，与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驻上海地下组织保持秘密联系。苏联并在上海创办中文刊物《时代》，由老资格情报人员罗果夫领导，主要搜集日本情报，但也通过刘晓、刘长胜、潘汉年间接了解中共活动情况。
二、苏联驻兰州的外交和军事代表处。抗战开始以后，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物资输人中国的交通枢纽，苏联空军在兰州设立了机场，为此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办事机构。该机构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紧。中共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苏共提供过若干中共内部情况的情报。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档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局、南方局的会议记录。以后担任苏联驻延安观察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孙平），在1938—1940年曾出任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的副代表。
三、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从1934年起，苏联利用盛世才将其势力大规模渗入新疆，在新疆全省境内派驻大批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苏联红军“红八团”长期驻守哈密。斯大林为长期控制盛世才，邀其加入苏共，但不允许盛世才参加中共。苏联情报机构在新疆有极广泛的活动，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动情况及中共中央内部情报。
四、苏联驻延安联络小组。1939年后，苏联在延安即设有联络人员，从1942年5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组和塔斯社记者身分任联络小组负责人，该联络组实际上是斯大林派驻延安的情报机构，有电台译电员、医生等五、六人。
五、苏联在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报网。参加情报网的中共党员由延安派出，但一般不与中共直接发生联系，主要为苏联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
苏联虽然通过在中国派驻的上述机构，积极搜集中国情报，但由于1940年欧洲战争形势日益尖锐，苏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关注欧洲战场和苏联国内的战争准备事务。
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对于中共内部三十年代中期后的变化，即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及逐渐控制中共，总的说来，是乐观其成的。尤其从1938年起，中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当然了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师、共产国际前东方部部长米夫已在1938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并不准备对王明施之以援手。只要毛泽东在涉及苏联等问题的立场与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愿对延安说些什么。
但是到了1941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发现，已经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而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卫苏联、支持苏联等重大问题。毛泽东采用拖延、回避、指东道西等种种方法，拒绝出动八路军进攻驻扎在华北和中蒙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初至1943年，莫斯科曾多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中共在防止日军进攻苏联问题上与苏军协调行动。莫斯科并且具体要求毛派出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
对于斯大林所有这类要求，毛泽东均未作出肯定答复，而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斯大林实在小看了毛泽东，他怎么会做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国际主义”的大话“套”毛泽东，他就是不上钩。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发现，毛泽东原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
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斯大林，却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自己绝不能意气用事，虽然在涉及中共军队和其个人领导权等基本问题上，毛坚持己见，绝不让步，但在其它次要问题上，毛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主动向斯大林示好，争取斯大林个人对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激起中国朝野强烈的不安。三天后，中共通过新华社正式发表意见，称赞该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并且对苏日声明中有关“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的说辞予以充分理解，宣称苏联此项举措“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举，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
1941年6月，受周恩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身分在重庆活动），探悉希特勒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周恩来立即将此情报电告延安，毛泽东迅即电告斯大林。
事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
毛泽东除了向斯大林及时通报中国战场有关情况，还十分重视和苏联驻重庆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毛的关照下，周恩来经常约见潘友新、崔可夫、罗申，交换对国内政局的意见（苏联驻重庆外交官在向莫斯科汇报中国政局时必须坚持“阶级立场”，苏驻重庆使馆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国国内社会舆论对中共的批评而受到苏外交部的严厉指责）。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在延安与弗拉基米洛夫进行长时间的晤谈，试图吸引苏联驻延安代表对毛的主张的理解与好感，并通过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传送有利于自己的信息。
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态皆出于一个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强自己在中共中央内的地位，在即将向留苏派发起进攻时，麻痹斯大林。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现在斯大林已陷于战争的泥沼而无暇东顾，莫斯科鞭长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驻延安的“眼线”虎视眈眈，紧紧盯住毛泽东，那也无济于事。毛泽东将立即采取行动，对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实行远交近攻：铲除其在中共党内的门徒，而仍将斯大林奉为门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