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1940年末，毛泽东决定扭转学习运动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机关“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抢王”，暂时放过党的中下层干部，先将党的高级干部从单纯读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引入到对敏感的党的十年（1927—1937）历史的讨论中去，进而把野火烧向王明、张闻天。
毛泽东此举带有“玩火”的性质。1938年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中共领导层，应慎重对待党的过去历史问题的讨论，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党的团结。三年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虽言犹在耳，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经过近几年的经营，毛的权力基础又有新的加强，他要先行一步，试探一下其它领导人的反应。
1940年1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会上马上产生争论，张闻天等不同意苏维埃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的判断。面对张闻天等的反对，毛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言论，12月25日，毛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内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张闻天。至于王明，则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此时旧话重提，却完全是为了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张闻天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示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张闻天。眼下形势早已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只有张闻天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这种情况迫使毛不得不另图他策。
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泽东用了半年时间精心准备了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的“石头”，这就是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
《六大以来》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联共党史》影响、经毛泽东精心编排的中共历史文献汇编。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完成于1941年6月，全书编成于1941年12月。《六大以来》共收入各种文献凡五百一十九篇，约二百八十万字，收入文件的时间跨度，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到1941年11月。
这套文献集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胡乔木、王首道的帮助下，毛泽东以中共党内所谓的“两条路线”为经纬，以此观点来编排史料。该书将毛泽东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全书共收入毛的文章、讲演、报告共五十五篇，占全书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对王明、博古、张闻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了细致的取舍，择其一部分，作为“反面教材”收入读书。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抗战初期支持王明的活动，也丝毫未忘却，在《六大以来》中将周恩来顺带捎上。该书全文收录了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和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作为周恩来对“错误路线”附和、妥协的证据。相比之下，刘少奇的政治行情看涨，在《六大以来》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该书收录了刘少奇四篇文章，被毛编排入“正确路线”一方。周恩来单独发表的文章仅收录一篇。毛通过此举向全党高级干部明确表示，只有刘少奇才是毛“正确路线”的真正拥护者。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还作了细心的剪裁。毛只选录了他在1934年1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一小部分，易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六大以来》。毛对〈论新阶段〉更是大动手术，他只截取报告中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若干节，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将其收入《六大以来》。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编辑《大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六大以来》收入的由任弼时主持通过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该文件原来的形成时期是1931年11月1至5日，但是，被收入《六大以来》时，却被改为1931年3月。这个改动非同寻常，它掩盖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与毛联手共同反对项英的历史真相。毛之所以选中这份决议案，乃是该文件批评了毛所主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正好从反面说明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线分歧。把通过该决议案的时间改为1931年3月，是为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江西的代表团，下车伊始，就反对毛的正确主张，而毛长期遭受中央的错误压制。毛将这个决议案收入《六大以来》，也是给任弼时一个警戒；使其明白，他在历史上也和错误路线沾过边。
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其理由是为召开七大作资料准备，毛泽东的这个大行动得到了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任弼时自1938年3月赴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总部居留两年，直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时回国后，立即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到当年的7、8月，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