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这部书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镇压达到顶点的1938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参与，精心组织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斯大林同意将这部书归于他的名下。
对于这本堪称斯大林主义标本的《联共党史》，毛泽东立时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毛泽东高度欣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态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在《联共党史》中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样，毛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堪称一流大师。斯大林擅长于将马克思主义化的为几个概念，毛泽东则精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简化处理，尤其善于把中国民间俗语、俚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发明“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则有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反有理”！从《联共党史》简明、程序化的叙述中，毛泽东获益非浅。不久，他就依据《联共党史》的结束语部分，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起〈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了。
《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全书提到斯大林、列宁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余次，介绍斯大林、列宁著作以及引用他们语录的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页左右。这一切都吸引着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泽东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在毛的亲自主持下，1943至1945年，任弼时、胡乔木等以《联共党史》为蓝本。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出《联共党史》的中国版：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在1945年8月修改稿中，将刘少奇也增添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党的领导人，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
《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联共党史》把所有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党的元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特务”、“暗害者”，为斯大林大规模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恐怖，制造了理论依据。抗战阶段的毛泽东尚处于“打天下”的创业时期，革命成功还要依赖于全党齐心协力，因而只能有选择的学习斯大林的党内镇压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从《联共党史》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不久他就用“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指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这些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从《联共党史》中寻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以这个中心为基轴，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等。从这本书中，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对于这类问题，毛本来就不生疏，现在又有《联共党史》作依据，毛更加充满自信。
如果说《联共党史》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丰富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那么斯大林的哲学狙击手米丁、尤金，则为毛主义的哲学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较少受马列教义束缚，思维最自由、最活跃的一位。毛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尤其重视陆王心学，正由于毛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保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的有异于莫斯科正统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时涌现。但是在三十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却遭到党内留苏派的贬损。心高气傲的毛泽东决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实践家”，他也要进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殿堂。既为共产党员，就不能另辟新径，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使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
1937—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由博古、沉志远等从俄文翻译的唯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然而，毛所读的几乎都是当时苏联官方哲学家——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义问答式的“解释学”。
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互为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主动的迎合，他的活泼的思维被无形地压入进米丁、尤金等教条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线性和独断性的思维方式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分为二”、“无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简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应对世界万物的准则；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研读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迫于外在压力，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毕竟难以被斯大林式的“神学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经常“越轨”，不时跳出斯大林的紧箍咒而呈汪洋恣肆状，正是在这个时期，毛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著〈实践论〉和〈矛盾论〉。总之，在抱定“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够从“本本”的片言只话中，获取灵感，将其引申开来，借洋调翻出中国曲；或者公然藐视“本本”而自谱新调。于是，创新开掘与僵硬保守并存，两者互为补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显著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毛思想开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外观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则在毛主义哲学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将两者完全等同，或将两者完全割裂，皆有悖事实。然而就1939—1941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学习运动而言，毛之思想与斯大林主义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证据确凿。在斯大林的堂奥中，毛不仅发现了打击王明等的武器，而且也为自己理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凝固剂。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边用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旦斯大林也能为毛所用，那么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就食之如甘饴了。确实，毛的移花接木术已达到炉火纯青、造化无穷的境地。由此看来，毛之所为斯大林的学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