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从1935—1938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张闻天等不仅凭籍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护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鸣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1910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而在毛泽东已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紧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在毛看来，留苏派攻“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党的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泽东已先读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毛泽东，又实在算不了什么。1938年末，来自莫斯科任弼时的一份报告给了毛重要启示，帮助毛摆脱了这种困窘。任弼时向延安通报，莫斯科刚刚出版了斯大林编著的《联共党史》，建议中共中央立即翻译。
几个月后，当毛读了这本《联共党史》后，如获至宝，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
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当时担任毛军事秘书的郭化若回忆，毛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从1939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不下十数次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党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提议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毛称赞道：
《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
1942年，毛泽东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以后又将其列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1956年，《联共党史》甚至成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课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泽东选集》所取代。
毛泽东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发乎真心？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着很深的不满，眼下正在加紧赶制反对王明的炮弹，为何却对王明的精神导师——斯大林的大作这般推崇备至？乍看似乎令人费解，毛泽东和王明这两个政治上的对手，在歌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方面竟完全一致。1939年5月20日，王明当着毛泽东的面，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的主报告就是“学习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王明偏爱《联共党史》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毛泽东呢？
毛泽东高度评价《联共党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