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西单路口的长安大戏院
三叔是个戏迷。
三叔是三老爷子家的小儿子，上过大学，在族里大排行老三，做小辈的都管他叫三叔。我是他们家的街坊，于是也就随了众人叫他三叔。
三老爷子早先在西单排楼路南东边把口的地方开过一家西药房。那个年头能懂西药的人并不多，懂洋码子的就更少，三老爷子把三叔送去读药学，为的就是家里的买卖今后能有个人照应。可三叔觉着“盘尼西林”、“可地松”这些东西忒没劲，经常逃学去药房间壁的长安戏院听戏。
自打长安戏院的那块地皮上还是日升杠房仓库的时候，三爷家的产业就已经在那儿了。日升杠房原先给西太后和孙大总统办过大出殡，八八六十四人抬的大杠着实火过一阵，后来入了民国这类生意越来越不济，约莫到抗日的时候就歇了业，将这处库房卖给杨家开戏院。三叔说到这些总还有点得意，说长安当年为了省钱，到底开的还是吞头门，缩进街里头，不像三爷他们家的西药房可一直都是开在街面上。后来三爷家早就不开药房了，而且解了放，长安和西药房都入了公，但三叔和长安原来的东家伙计交情倒是一直没断。
三叔小时候一直在长安听“蹭戏”，金少山、梅兰芳、谭富英这些人的戏没让他少占便宜。三叔人倒是老实，总是站在柱子前头不说不动，挡不住别的观众，别人叫好，他也不言语。三叔后来告诉我说，你们家南方人不懂，过去北京人到戏园子里去不说“看戏”，而是说“听戏”，这是因为北京的旧戏园子原是脱胎于茶楼，前台的观众席上，茶桌的摆放与舞台垂直，茶桌两旁的观众脸对脸地对面喝茶，耳朵却向着舞台，非要到了精彩要紧之处，观众才会转过头去完整地看到演员的作派。三叔说，长安要是这路戏园子，就象前门外的广和或者天乐，加上他又认识那么多长安的伙计，满可以大大方方地坐着听戏。可长安改革了，不兴桌椅板凳和茶壶茶碗，都是排座，虽说那时候还是条凳，不是后来的一人一座，但夹在哪儿别人都不乐意。要是看见个空座就坐上去，来了人你总得让开，所以还是站在柱子前头“贴对联”听戏自在。
三叔上了中学就不听“蹭戏”了，一来在长安认识的老人越来越少，二来三叔说，熟人都知道他是原先间壁西药房的少东家，听“蹭戏”显得忒寒碜。三老爷子缠不过他，就给他两个闲钱去买票，笑着说，孩子大了，也知道害臊了。
后来三叔又去上了大学。虽然读的是药学，但三叔的兴趣本不在此，所以除了本科之外，总是去旁听历史和国文，而且不管哪个大学都去，坐下就听。他最喜欢的是北大孟心史先生的明清史，说老先生为人厚朴，学问精深。班上的学生也都说，孟先生可能不知道现在街上的萝卜白菜多少钱一斤，可成化年间或者雍正年间当街谁给谁一个嘴巴他可知道得真真的。还有就是燕京的邓之诚先生，他的课三叔也爱听，说是听了邓先生的课才知道学问里五方四部触类旁通的要紧。
三叔说，他听这些课其实都是为了钻研京戏。京戏博大精深，不懂历史文化，听戏听的是热闹，只有胸中有了涵养才能听出门道。他常去阜城门里和西四的那几处尚存一息的票友集会点，他说没有赶上当初京戏风光的好时候，如今有点凤毛麟角就得抓紧了。他到那里去，为的是以戏会友，汲取些亲身体会。起先他并不唱，只是听，有的时候在关节处还能讲上两句要紧的话，所以戏迷们都称赞三叔是个有学问的人。
我初见到三叔的时候已是五十年代，三叔那时候虽然还年轻，但已经上完大学，还没有找到事由，正赋闲在家里。三叔经常穿着一身蓝卡叽布的学生装，式样绝对不同于当时赶时髦的列宁装或者中山装，却是直领，挖兜，做工也讲究，左上兜里永远插着两三管钢笔，头发也是梳理得一丝不乱，看起来人十分的精神。
三叔有了这份仪表，扮相自然就好。后来戏迷们一窜掇，三叔有时候还真票上了。原先去的是老生，有时也反串青衣。不过嗓子不亮，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一来二去，三叔就学上场面的活儿，不但京胡、弦子都好，如果司鼓，场上的板眼也控制的得当。因为三叔肚子里会的戏特别多，一招一式又早都烂熟于心，所以戏迷们都要三叔掌场面，说要是彩演，出了上场门，一过九龙口就交给三叔，心里特别踏实。
后来经三叔介绍，院子里搬来一家正经在剧团里唱戏的梁先生夫妇。梁先生两口子原先都是在中华艺校坐科学的艺，梁先生在行里排的是“金”字辈，学的是老生，后来曾经红极一时的王金璐、袁金凯等人和梁先生都是同科的师兄弟。梁太太唱的是花旦，唱工尤其的好。梁家租的是北屋西头的耳房。每逢周末，剧团的同事演了一个礼拜的戏还嫌不过瘾，周末还轮番到各家去凑戏。有时候就会凑到梁家来。我们邻居也乐得白听“蹭”戏，早早的就把葡萄架下的空场拾掇干净，茶水预备妥贴。
一般的时候，梁先生夫妇早在来人之前已经冲着院墙吊好了两三回嗓子，所以文武场面一支好就可以开戏。因为地方窄，所以身段都不大带出来。选的段子又大都着意在唱功上，梁先生擅长的是袍带老生，梁太太爱唱闺门旦的戏，剧团里来的人都说梁家夫妇就象是戏文里唱的那样：琴瑟合鸣。听这么一说，连我们作街坊的都觉得与有荣焉。
三叔原本就懂戏，自从梁先生夫妇搬到我们院子里来之后，又搭上自己有的是闲功夫，就越发朝京戏上靠过来。三叔起得早，梁先生夫妇头天晚上一般都有演出，起得晚。三叔怕吵了他们的觉，所以早上都是研究戏文，过了晌午，梁先生夫妇起身以后，或是出门上剧场之前，三叔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三叔到底受过些高等教育，方法上总不吃亏，所以三叔对于戏文上的一些了解，梁先生有时候都说不上来。
三叔虽然只是业余票戏的戏迷，可是并不浅尝辄止，时常还爱个钻研和改进。凡是他看到不足的地方，总要提出建议。有的时候梁先生把三叔的意见捎回团里去，团里还真采纳。
譬如说，三叔对念白很讲究，说是千斤念白四两唱。有回梁先生念了一段《乌龙院》里的韵白，三叔听了说，你把该入梭拨辙的入了怀来辙，听着不熨贴。梁先生还把原先姑苏辙的一段引子改成一七和姑苏两辙混用，三叔说这要是小花脸念京白还凑合，可老生的韵白就显着别扭。梁先生说这还是团里指导特别纠正的。三叔说，皮簧的道白是有些乱，例如古音里灰堆与一七这两韵并不分开，但十三道辙里绝对不能混用，古音中东和庚青两韵严格不同，可中原音韵里早已一致。后来三叔和剧团的指导还仔细讨论了一回，指导说，没想到三叔对皮簧的音韵还真有研究。
还有一回梁先生夫妇在吉祥露演《武家坡》，请三叔去看。回来之后，梁先生问三叔的意见。三叔也就直说。他说在院子里听见你们两口子唱过好几回，没有身段和动作，不觉得什么。到了剧场有的地方就觉得不是滋味。比如说“跑坡”这一段，梁先生去的薛平贵一个劲儿地唱，梁太太您的王宝钏坐在那儿跟没事儿人似的，这感情就不对。多年没见到丈夫了，这么能那样？您两口子天天见面还厮抬厮敬的，好得跟一个人儿似的呢，更甭提人家薛平贵和王宝钏了。不管是怨，是喜，您总得有个身段，给个眉眼不是？尤其是您梁太太的眼神特别有戏，在旁边给梁先生这么一配，那彩儿就全出来了。三叔说，其实这样类似的话齐如山老先生早先跟梅先生就说过。这一出戏，非得红花绿叶相互扶持才能交相辉映。
直到今天，我走在波士顿的街头上，一不留神哼起《武家坡》里薛平贵的西皮导板“一马离了西凉界”，就不禁想起当年的三叔和梁家夫妇。
这样快活的日子没有两天，外边的形势就越来越紧。三叔是个不懂世事的人，但眉眼高低也还看得出来，他这么老大的一个人，还上过大学，总闲在家里住着太招眼，也不是个说法，于是就托人在铁路局谋了个差事。因为他学过药，领导以为他肯定懂医，想派他到铁路医院给人瞧病。三叔连说那可不行，医学和药学大不一样。领导也闹不明白其中到底有什么不同，既然三叔一定不肯去，必是有他自己的难处。后来领导就派了三叔在丰台那边管药品采购。三叔受的是大学教育，管这点事可说是游刃有余。后来领导听说他还会唱戏，就让他兼管工会，负责组织晚会和跳舞之类的事。三叔说，这不象给人瞧病，绝对出不了人命，倒还可以。
三叔管工会挺上心，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前门火车站改成铁道俱乐部以后他就成天往那儿跑。领导看着三叔的工作有成绩，别的兄弟单位都夸，脸上有光，心里也高兴。有时候三叔也请梁先生去指导一番，除去原本的几出折子戏之外，还排了《法门寺》、《凤还巢》那样各行齐全的整本戏。日久天长，三叔和梁先生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整天在一起切磋技艺。
没想到的是，到了五七年，唱了一辈子京戏的梁先生，让人给揭发出来政治问题了。说梁先生藐视领导外行，而且在帮助铁路工人排戏的时候还用旧社会名牌演员的生活排场来腐蚀工人老大哥。因为梁先生是三叔介绍来的，所以就追问他和三叔的关系，在一块还说过些什么。梁先生是个讲义气的汉子，于是就来个装傻充楞，没咬三叔一句，让三叔总算躲过了一劫。结果梁先生不久就打成了右派，好在政府念梁先生原本也是苦出身，说的话也不算太出格，就没有送去劳改，罚他到陕西的剧团去唱配角儿，梁太太带了孩子也跟了去，一家人就这么都走了。三叔原本要到车站送梁先生，梁先生说，这可别介，正说咱们俩勾连搭呢，你再送我，不是尽等着把你给提溜出来，我也罪加一等么。三叔寻思梁先生的话也对，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就作了罢。梁先生获了罪，可嘴上还不软，他对三叔说，早年间要是戏班得罪了地面上的官家，都是由经励科报官的领班去受枷锁，不能连累他人。如今我就是那经励科的，我不怕见官。
事后三叔在院子里看见北屋耳房里原本梁家的房子搬得空空如也，不免长叹了一口，恨恨地说：“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可我看人家梁先生可真是有情有义。天大的事一个人扛着，宁可自己吃亏，也绝不把我往里边拽。倒是这帮兔崽子，连婊子都不如！”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三叔这样发怒，可见他心里是真动了肝火。
从那以后，三叔在单位里就再也没有一句实话。三叔私下对我说，原先以为干工会不像当大夫，出不了什么人命，谁知道这回半条人命也快搭进去了，工会干事横竖是说什么都不干了。领导问起来，他的理由是家里负担太重，身体也不行。领导听了明知三叔有情绪，但也拿三叔没办法。
三叔原本混在梁先生那儿，不觉着怎么，现在梁先生一走，三叔一下子就象变了个人，每天痴呆呆的。大伯是三叔的哥哥，他怕三叔总是这样会闹出毛病，就提议让三叔没事的时候教他孙女小婉唱京戏。小婉那孩子，别瞧才有几岁，但人机灵，跟三叔学过几回，唱得就有模有样了。三叔看着也高兴，说这京戏百年不衰，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后继有人，无论是演员、票友，还是戏迷和观众。
后来三叔又对京戏曲牌上了心思，那时候北京市图书馆就在头发胡同西口，听说那里收藏的唱本俗曲挺多，三叔经常去翻翻，这算是把三叔的心思多少稳定下来了。
记得有一回，我听见收音机里放京戏，升帐的音乐挺好听，就问三叔这是什么曲牌。三叔听了之后说，这是《点绛唇》。
我不懂什么是《点绛唇》。三叔就说，《点绛唇》又叫《点樱桃》。大家形容美人的时候不是总说“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嘴一点点么”，点樱桃就是画嘴唇，原本是个好艳的说词，谁知后来一来二去的成了雄壮威武的牌子了，在起霸、升帐，或者出兵这样的场合都用在里头。
三叔又说，说起《点绛唇》，现在看来“樱桃小嘴一点点”不见得有多好看，中国人的审美观也变化了。但是要学外人，总不能过份，得按照咱们自己的特点改。“就说这京戏吧，”三叔的话绕来绕去又回到京戏，“就象这樱桃小嘴，要是楞跟洋人似的咧开有半尺长的大嘴叉子，”说着，三叔还就用两手的小姆指勾起两个嘴角往外一抻，道：“放在咱中国人的脸上，你说他能好看得了嘛？”
后来三叔见我听得入神，他更来了兴致，跟我说，其实还有一段曲牌叫《粉蝶引》，比《点绛唇》气势还大，都用在《霸王别姬》，《挑滑车》这些戏里。三叔又说起好些曲牌，象《水龙吟》、《柳摇金》，现在都没了唱词，在京戏里光作音乐用。
后来三叔又谈到京戏的布景，说胡适之先生当初就不以为然，认为京戏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就是登山，四个龙套就是千军万马，转两个湾便是行了几十里路。京戏真是荒唐得可以！说到这里三叔笑了一笑，说这就是胡先生不懂中国东西的地方了。就象中国国画的大写意，意在似象非象之间，中国人讲究的行云流水，这种抽象的审美观非深入进去是很难理解的。胡先生虽是大学问家，但就这件事的见解，他不如说相声的侯宝林。侯先生的段子《戏剧杂谈》比胡先生对京戏的理解高明许多。你看直到现在，凡是往舞台上胡乱加布景道具的，没有一个成功的。
那天只是因为一曲《点绛唇》，引出来三叔一大堆关于京戏的说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约是形像的比喻罢，三叔在那个下午的一席话，如今我只记住了他的《点绛唇》，并且还认为，三叔对于京戏的理念都在《点绛唇》的解释中得以体现。多少年之后，听说三叔还专门写过一篇讲南北昆腔源流的文章，里面还特意以《点绛唇》为例详加诠释，但那已经是过了几十年的后话了。
自从三叔成了家，搬到丰台去另立门户单过之后，我就很难见到他了。只有逢年过节，或是有的礼拜天三叔来瞧三老爷子的时候，我才能和他照个面，但也难得说上两句话。不过如果有话说，三叔的话题必定是离不开京戏。他还跟我开玩笑说，你总喜欢那套洋的，其实也得搀和一点土的。我敢说，你会有一天想起京戏来，可又听不着，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后来过了好些年，我到了海外，这才体会出三叔的意思。
到了文化革命，大概是三老爷子托人捎信嘱咐了，所以三叔就很少到我们院子里来。加上我们家也出了事，谁还有心思打听三叔呢。倒是二爷家的二妈有次说走了嘴，说三叔也出事了。全院子的人都想不通，说三叔不能说是生在红旗下，但差不多应该算是长在红旗下了。原先就是个学生，什么党派都没有参加过，最大就当过两天工会干事，可他上头还有工会主席呢，即便犯错误也轮不着三叔哇。
不久还是三爷家透出口风大家才知道，原来三叔有个同学爱唱京戏，和三叔很要好，后来去了美国，一直就和三叔有通信往来，有的时候还给三叔寄回一些在国外旅行的照片和票戏的剧照。
那个同学在国外学的是西洋戏剧，三叔经常和他通信讨论。那个同学文思敏捷，眼界又广大，笔头上也健，评论京戏表演的得失，特别是和西洋戏剧进行对比研究，说得有条不紊，头头是道。三叔很在惜这位朋友的信件，都一封封贴在本子上，有时拿出来翻翻，温故知新，总有新的心得体会。
解放没几年，三叔和那个同学之间也就断了音信。三叔的这些信件都塞在柜子里头，多少年也没动过。
文化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抄三老爷子的家，变天账没有找出一本来，可三叔的这些信件给翻出来了，有的上面还有外文，另外还有那个同学在国外毕业时候带博士帽的照片。红卫兵以为那是个教堂里的神父，说这回可逮着个与外国有联系的大坏蛋，而且还信洋教。这样一来，三叔这么个最远只到过河北保定的人，没想到安上个“里通外国”的罪名。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三叔的消息，就象三叔喜欢了一辈子的京戏那样，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日子一晃就是三十年。上次我从美国回到京城，特意去原来的院子瞧了一眼，还真见到了三叔的侄子。听他侄子说，三叔现在早已退休不干了。别人劝他说，既然身子骨还行，其实可以再干干。三叔笑笑说，我要是有劲也还得留点儿干我爱干的事儿呢。虽说三叔不上班了，可是据说比上班还忙。除了几个票戏圈子里的文武场上缺不了三叔，单是三叔说戏，特别是自打五十年代初就成绝响了的那些老戏，就够老爷子忙活的。象《别母乱箭》、《英烈奇缘》，好些梨园世家的子弟都说不上来，还得听三叔的。三叔还经常到潘家园各处搜集旧戏本儿和旧戏单子，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大堆关于京戏流派和历史的文章。他侄子说，三叔有时候还念叨起我来，说那是个洋派儿的人，可对京戏还能接受，其实靠的全是他的提调。
我一听说，连忙就打听了三叔的下落，到底抽了个空去看了一趟三叔。
三叔看来老多了。一想也是，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就是天天过舒坦日子的人也经不起岁月，何况让人拿着这么来回折腾的主儿。我想，在他眼里，我看起来不也一定是饱经风霜的么。当年三叔是在胡同里看着我长大的，这回一见我，还能认得出来，又听说我竟然也成了美籍华人，他还挺乐，说这可真是孙猴子七十二变化。我怕三叔误会，赶紧就跟他解释说，我这也是披着狼皮的羊，其实无非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意思。三叔听后不住地点头道：“说的倒也是，下回再搞文化大革命，你就用不着害怕了。”
寒暄之后，我就说起想和三叔扯扯老事儿，特别是听说他近年来搜集了不少的旧戏文和老戏单。
三叔一听就来了精神，大笑道：“虽说你成了美国人，可看来这瓤子里头还真是没变。”
我长叹了口气：“唉，要变也难。您不知道，在海外只要一听见大锣那么一敲，京胡那么一响，我那眼泪哗啦啦的就往下掉哇！”
三叔点头称是，得意地大声道：“怎么样，原先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
“可是我听说，这京戏在京城反倒不景气啦？”我接着问三叔。
三叔不言语，似乎懂得了我的意思，微微侧过头去，随便打开一份夹子，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老戏单，然后对我说：“人家说我是研究京戏，其实眼下我这是在戏单上琢磨京戏的发展环境。你看，这是当年杨小楼老板在吉祥唱戏的戏单，票价是五毛。我翻了翻资料，那时候一个中学教员每月总得官个五十块。可现在的长安，最便宜票价也得六十块，最贵的敢要你八百，还甭提你有没有杨老板的那块料。老说京戏没人看了，可你不说，就这票价不把戏迷全都给杀没了么。这戏好比是树，观众就好比种树的土。想把树种好了，那先得把土给侍候好了。‘戏靠戏捧，也靠人捧’，这是玄黄年间的老话儿了，用在现在，我瞧还对。”
提起长安戏院，三叔对我说：“我这儿正有几张赠票，就是今天下午，说是让我去给提提意见。你要愿意，咱们就一块堆儿去瞧瞧。”
我在美国就听说老长安给拆了，有这么个机会去看看新长安戏院也不错，于是满口答应。和三叔一起随便扒拉了两口三婶原本给三叔一个人预备的炸酱面，就随着三叔出了门。
新长安修得倒是讲究，但吃惊的是池座改成原先早年间茶园的阵式了。想当年长安不说是头一家改成排座的，也得算是头几家。这回看来又带头往回改了。
大概是内部观摩，稀稀落落有个三成的座儿。开锣的戏是《三岔口》。去任堂惠和刘利华的两个武生在台上胡乱比划了一回就出了下场门，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象是在夜里摸黑争斗，倒象是空手道。
接着是《白蛇传》，拆成几个折子演，台上的人胡弄了一阵，台下的人也就快睡着了。倒是演到“婚宴”一场，锣鼓大作，白娘子与许仙坐到台下观众席里，翘起腿和观众一起与民同乐。台上换了人，踩起高跷、耍上绣球。我偷眼看了一回三叔，三叔挑了挑眉毛，默不作声。
过了“水漫金山”一场，白蛇扣在雷峰塔下，突然从观众席后面响起一声哭喊，原来是许仙的儿子从观众入席的太平门外冲了进来，跑上舞台。我先是一惊，等我醒悟过来，真有如当年上海来京汇演的魔术大师张慧冲的节目：大变活人。
这次还没等我侧过头去瞧三叔，三叔就扯着我的袖子一起出了戏院。
我看三叔低头不语，就对三叔说，这京戏是全北京城都这么改，还是长安一家这样？三叔好半天不说话，后来说，这是我不好，其实应该带你去平素和我一起票戏的那几家走走，那里还有些真东西可以看看。我原先是想，你在海外呆的时候久了，没准儿喜欢这些海派的玩意儿。不过听你这么说，我又挺高兴，你居然还能惦记着正经的京戏。当然我不是说京戏不能改，而是说怎么改。一是不能长袍改马褂，马褂改背心，越改越没东西；二是不能大襟改西服，那横竖也改不了。你看，桌椅板凳，茶壶茶碗改成排座，我就举双手赞成。戏后鼓掌，演员谢幕也是好的。可是不明白怎么长安又要改回茶壶茶碗来了。而且现在讲究的是，不管戏唱到哪儿了，观众也不管懂是不懂，张口就大声叫好，这我就不赞成了。
听三叔这么一说，我也就班门弄斧，说了一回我的感想。我说，长安的排椅学的是洋人，其实西洋戏剧的种类截然分开，有歌剧、舞剧和话剧。他们的舞剧非看不可，歌剧和话剧则根本不讲究身段，走上两回台步已然算是很好的了。前些年我在德国拜伊罗特的剧院看华格纳的歌剧，台下的好些老戏迷都是闭着眼，手指头尖敲着一板三眼的节拍，其实也是在“听戏”。所以要说是“听”戏，西洋的歌剧倒是可以光听，可中国的京戏却非“看”不可。说看京戏，反倒是洋人的法子好，京戏讲究的是作、念、唱、打集于一身，如果只是“听戏”，那么一出戏下来只得“念、唱”，而失去“作、打”，兴味差了一半，实在可惜。
我和三叔都叹了一回，不免有些相见恨晚的意思。
从长安出来，天色尚早，三叔说要不嫌弃，就再到他家里小坐，顺便可以看看他的戏单，他知道这些戏单我一直想要过过眼。可我想三叔陪了我一天，够累的，就推说晚上还有个朋友给我饯行，设了饭局，这回就不去了，下次再去拜访。三叔说这样也好，他收集的一大部份戏单正托琉璃厂那家的刘掌柜去裱，下次回来一定能瞧见。
我看三叔意犹未尽，就说虽然老长安全拆了，但我还想看看当年长安戏院的具体方位，要不介咱们先到长安旁边的庆丰包子铺吃几个包子，填填饥，您再给我比划比划？
三叔一听就笑了，说哪儿还有庆丰哇，连天源都拆了。
我先吃了一惊，连忙说：“那同春园呢？”
“也没了，”三叔说，“看来你对现在的单牌楼那一带可是真不熟了。这样吧，你也别客气，我也不破费，咱们爷儿俩打个车到西单，我请你随便吃点什么，到了长安那里，我给你略微指点一下，然后就分手。你看怎么样？”
我连说大好，只是又得偏劳您。三叔说这是哪儿的话，你大老远的从美国回来，咱们真该好好聊聊。不过话说回来，这事要是放在过去，说好听了，我这是陪同外宾呢；要是说得不好听，我这可就是里通外国。我知道三叔还是记着他在文化革命里的那档子事，不禁也就笑了。我们说着打趣的话，上了一辆出租车，一溜烟似的到了西单。
下了车，三叔买了两个汉堡包，递给我一个，说你们在国外见天就吃这些难吃的玩意儿吧？我说，也不介，不到万不得已我是绝对不吃。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过马路。突然三叔走在马路当间儿不动了，对我说：“这儿就是原来我们家的西药房，”又向前走了十几步，说：“这儿是原来的长安大戏院的正门口。”
看三叔那个聚精会神的样子，我怕他给街上的汽车碰着，连忙说：“老爷子，您留神，瞧着点儿。”
三叔根本不在意，又向前跨了好几步，旁若无人地说：“到这儿你就全知道了，这是后来你小时候，长安在大街上露出门脸儿的大门，那边就是休息室，再后边不就是后台了么？”
街上的汽车风驰电掣，我真怕三叔出个好歹，赶紧走过去搀他。
过了马路，我们站在便道上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这个城市我几乎认不得了。见身旁卖报的小贩吆喝得热闹，我就顺手买了一张他的报纸，只见背版上是大幅的通栏广告，“宏扬国粹，精彩京剧，声光电化，魔幻惊奇”。
我忽然想起刚刚瞧过的京戏，不禁随口问了三叔一句：“您说这京戏会玩儿完么？”说完之后我又觉得有些唐突，我知道，京戏可是三叔的心尖子。
三叔倒是没有在意，似乎是早就用心想过这个问题。他打开折扇，但也沉吟了片刻，然后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着我说：“要是依我看，说白了，这京戏就象是一棵枝高叶茂的大树，非得有大的树根不能成活得下去。这树根，”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接着说，“就是不但得有好戏园子，有好戏文，有好戏子，还得有好些懂行的戏迷。我是迷了一辈子的戏，而且从来不反对改革，过眼的玩意儿甭提有多少了。我看来看去，这京戏就象是这老北京城，”三叔说到这儿摇了摇头，咳嗽了好几声。
“怎么样？”我急切地要听他的下文。
三叔不知是嗓子咳嗽延宕了时间，还是因为生出什么别的念头，突然转了口风道：“嗯，我看或许还有希望。”
我没有马上搭他的下碴，三叔待了好久才长叹一口说：“我这是怕它亡哇！”
三叔这话象是对我说，也象是对他自己个儿说。
我怕三叔过份伤感，突然想起从小跟着三叔学过戏的小婉，于是连忙转了个话题问他：“对了，您的侄孙女小婉现在怎么样了，还学戏吗？”
听我说到这儿，三叔并不答话，只把下巴磕往前一努，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然后是意味深长的一丝微笑，侧头对我说道：“早不学了。你瞅见对面儿过来的这二位姑奶奶了么？现在人家喜欢的都是这个样儿。”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朝前一望，果然正有两位年轻女子出了长安街南侧的地下道，款款地往我们这边走来。只见上身的夏装薄如蝉翼，掩不住的半抹酥胸。头上顶着的遮阳伞下，面孔显得出奇的白嫩。肩上背着的正是“蔻齿”名牌皮包。要不是临回京城之前经人点拨，我还真不知道这类玩意儿在波士顿要在高档商店里才有得卖呢。
等二位姑娘走到近前，我发现她们脸上原来是扑了厚厚的一层粉，远看象是细皮嫩肉，近看不留神细瞧还以为是勾了白脸的曹操，嘴唇上的口红涂得血紫，还特意往嘴角两边拉开了许多，好像是学着好莱坞当家花旦茱莉娅·萝勃茨的大嘴叉子。
等她们走过去，三叔把折扇收起，用扇子骨不停地击打着另一只手上大姆哥的指甲盖儿，象是多少年前他在场面上用鼓箭子敲着单皮上的鼓点儿。敲罢，他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若有所思地俯在我的耳朵上说：“你们洋派儿的人不是总好说个‘后’现代，‘后’文化什么的吗？那我就给这路货色起个雅号。”
不等我言语，三叔狡黠地一笑，轻声地说：“我管这叫‘后点绛唇’。”
说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我不知道三叔是光指眼前过去的这二位姑奶奶呢，还是也指我们刚才在长安听过的京戏。
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二闲堂，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