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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铺的老侯

原先老侯给我剃头的时候,他还是在石驸马大街路北自己开的一间小剃头铺,那是倚着驸马府院大墙外支起来的一个棚子。这时候驸马当然早就没有了,驸马府也改成了一座小学校。老侯剃头铺的招牌就是支在门外地上的一块破三合板,上面用白粉手写的两个大字“理发”,为了醒目,围着这两个字还画了一个粗粗的圆圈。晚上怕人顺手拿走,所以这块三合板在每天关了张之后还得挪进屋里来。

老侯身边只有一个小伙计,说是乡下的穷亲戚托他照应的,在这里打打下手。小伙计其实也不学什么手艺,老侯就让他扫扫地,打打水。另外就是把大堆的碎头发撮进麻袋,卖给收破烂的。至于人家拿去这些碎头发有什么用处其说不一。后来据有人说,碎头发可以做味精,但不知确否。按老侯的话说,这些碎头发卖不了几个钱,只当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

老侯的理发椅已经很旧了,椅座和扶手的皮面上打了好几处补丁,座位高低和角度的调整也特别费劲。洗头的水还得叫小伙计到后面人家院子里去打,然后用大铁壶放在炉子上烧热。铜盆里洗完头的水,他就顺手泼在当街上,脏水马上渗进地里,碎头发和肥皂沫于是撒满一地。不过眨眼的功夫,小风一吹,也就无影无踪了。

老侯剃头铺的设备不算好,但服务态度却不错。给每个顾客剃头之前都会把理发推子放在酒精灯上烧一烧,说是消消毒。洗脸的毛巾给前一个人用过之后就会随手翻个面,绝不让前个顾客的油汗沾到下个顾客的脸上。活儿作完了,反镜能左右打上好几回,只要顾客有一丁点儿不如意的,老侯都会细心修改。最后用刷子给脖子后头抹上爽身粉,仔细掸干净碎头发渣,轻轻撤去盖布,接过钱,一准儿会弯腰,满脸堆笑。他一边小心把钱揣进怀里,一边小声地说声谢谢照应。我那时还只有几岁大,但老侯仍然一丝不苟,决不马虎,完全是按照给大人理发的手法,按我母亲南方人的说法,剃的是“西式头”,也就是俗称“三七开”的“分头”。洗好头,吹风之前,老侯仍然放倒椅子,先把一块热腾腾的毛巾盖在我的脸上,焐一会儿,然后揭开之后给我刮脸。有一次母亲看到了,连忙说小孩子不用刮脸。但老侯坚持要这样做,我也认为有热毛巾敷脸特别舒坦。母亲拗不过我,于是后来每次我到老侯那里去理发,她就总是让我从家里带上一条毛巾,并且嘱咐老侯,说我有砂眼,就用我自己的毛巾敷脸,别把病传染给别人。

老侯有这间剃头铺也不容易。老侯说,他从乡下来北平,三年学徒出师之后,当初是串胡同挨家挨户上门剃头。一手拿着个一尺来长的钢叉,另外一手握着根小钢棍,从叉子开口处往外一划,钢叉振动起来就发出好听的嗡嗡声,这就算是他的吆喝。这路剃头匠我过去也见过,他们不挑担子,也不预备烧水的炉子,所以那句有名的歇后语“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对于他们并不适用。他们随身只带个包袱,里面都是剃头的工具,但理发用的椅子,洗头用的脸盆和清理头发的家伙什儿都由顾客自己预备,所以收费也贱。顾客不用出门就能剃头,方便了许多,只是没有理发馆里特别的大理发椅,到底不算太舒坦。老侯干这套营生的时候我们家还没有搬来京城,这些都是后来听他自个儿说的,但是可以想象得出来,老侯结实胖胖的躯体套在藏蓝色或深灰色的大褂里,摇摇晃晃地一路走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后来还是到了临解放,共产党围城那会儿,原先在这块儿开修车铺的店主害怕仗打个没结没完,难免困在城里饿死,就赶紧将修车铺贱卖给了老侯,躲出京城去了。老侯后来说,要不是托共产党的福,其实他哪儿有本事盘下这间铺面呢。

老侯自从在石驸马小学附近有了剃头铺,生意渐好。几年之后,我们家搬进京城,经房东老李家推荐,我都是到老侯的剃头铺去理发。另外也因为老侯的剃头铺离副食店很近,所以母亲如果去买菜,就先把我撂在老侯那里,再到副食店,回头来接我,这样可以两不耽误。

老侯说话有点河北口音,但好些名词都是依了北京土话,比方说,他不但不说“理发”,连“剃头”也不说,而是管它叫“推头”。另外,在一句话的开头总爱加上“您猜怎么着?”这么个口头语,其实他也不等你猜就说出后面的结果来。老侯说,到了什么地界都得入境随俗,开买卖头一样就是和气生财。老侯人实诚,心里有什么话都说出来,所以周围左近的街坊也都待见他。大家都知道他有个媳妇在乡下,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他说是乡下地少人多,家里的那几垧薄田不够吃的,还是那句老话,哪怕就是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他说等他把钱攒够了,就把他们娘儿几个从乡下接到北京来。

老侯没有什么嗜好,就是爱抽两口烟,买的都是最贱的“绿叶”和“大福字”牌的,“哈德门”的只是乡下来人才偶然买上一包。他还对我说过,他更喜欢“绿叶”,因为呛,可以少抽几口,省着点儿。记得有一回,父亲的一位朋友搞错了,送了一条“大前门”给父亲。父亲并不抽烟,就让我带给老侯。老侯特别高兴,说是这辈子还没抽过这么好的烟。大概是这个原因罢,后来老侯和我的关系似乎更进了一层。有的时候母亲买东西要多排队,老侯总是爽快地答应母亲不必忙着来接我,他完全可以照看着。

记得后来有一天,母亲又带我去老侯那里剃头,老侯劈头就说,下回甭到这儿来了,他的剃头铺给公私合营了,合并到石驸马桥西北角上的那家理发馆。

母亲听了就连忙向老侯道贺,说是他总算也赶上社会主义改造,如今当家作了主人,听说还有固定工资,原先的资产也能折合成定息。

老侯听了之后讪讪着,说是这么一来,多干也是白干,钱更攒不起来,乡下的媳妇和孩子别指望接来了。而且,原先在他这里帮忙的小伙计公私合营的理发馆不收,说是多余,年岁也不够,让小伙计自谋生路,他还不知道如何和乡下的亲戚交代呢。再说定息每月统共才有两块多钱,成份还划成个小业主。

胳膊拧不过大腿,老侯的剃头铺子到底给拆了。从此之后,我就到老侯新去的理发馆理发。这里倒是比老侯原先的剃头棚子敞亮多了,几把理发椅虽说也够老旧的了,但至少洗头用的水到底变成自来水,不必一桶一桶地从外面提进来。老侯起先不怎么说话,后来就合群了。他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虽说公私合营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乐意,但时候长了,又按月发饷,干不干一个样,自己也省心,于是也就又想开了。只是手头总是挺紧,每月把钱汇到乡下去,自己留不下几个钱。我看到他经常用大米换粗粮吃,一斤可以换一斤半,购货本上的定量他也总不买,有时就当作人情让给别人,比方说,老侯知道我家是南方人,爱吃甜,就总是对我母亲说,尽管用他的购货本去买每月配给的二斤白糖,反正他不买,放着也是作废,从中我就多少懂得了一点老侯生活的甘苦。

后来不知道是谁出了个主意,礼拜天把老侯叫到我们院子里来剃头,一来大家不用出门,也不用等,二来老侯也可以多挣几个外快的辛苦钱。

大家想起来过去老侯串胡同上门剃头的年月,没想到解放好几年,如今老侯又拾起旧活儿来了。也是到这个时候,我才见识到老侯原先使过的家伙什儿,推子、梳子、剪子、刷子和包袱皮儿。老侯说,他的钢叉和大褂都还留着,不过现在用不上了。

说到这儿,同院子住的二大爷就感慨上了:“老侯,日本人在北平的时候你就推头吧,国民党的时候你也推头,如今共产党来了,你还推头,而且又弯回来串胡同了。”

老侯像是在自嘲,脸上却也看不出一丝愠色,从鼻子里面甩出这么一句:“嗨!管他妈的个屁,哪国来了我不都是推头么?”

大家一想,老侯这话说得倒也是。

到了“大跃进”的时候,可能是领导看上老侯的手艺好,服务态度更是无可挑剔,于是又把老侯调到西单南大街路西的“康乐”理发馆。这里的地方宽绰多了,里外间都是彩花瓷砖铺地,理发的沙发椅也是八成新,而且都是以前的东主在公私合营之前整批买来的,所以式样一致,不像老侯原先的理发馆,理发椅都是七齐八不齐的。特别是擦脸的毛巾,用过一回就有专人收去上锅蒸,还有单管扫地和叫号的人,可以说是个真正的理发馆。不过一来是路远,二来价钱自然也贵了一些,所以母亲只是逢年过节才会叫我去“康乐”理个“西式头”,为的是过后到隔壁的“大陆照相馆”照个像。过去那家照相馆是房东家三老爷子的买卖,这时候当然也公私合营了,但母亲总认为,尽管如此总还是应该照应他们的买卖,再说他们的照相的手艺也的确不错。

每逢这个时候,老侯一见我身上穿着新衣裳就会对母亲说:“小少爷这回还是理个分头吧,膏点儿油,再吹吹?”然后一边把我举上理发椅子,屁股底下垫上一只小板凳,嘴里还一边嘟囔着:“呃,咱们是小分头儿,二两油儿,娶个媳妇儿不发愁。”

这是他跟我说得最多的,也是最贴近他手艺的童谣。

他还知道好些个别的童谣,可有的我听起来就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比方他特别爱说:“西班牙、葡萄牙,吃你饽饽粘你牙,好吃不好拿。”这像是个谜语,谜底似乎是蜜麻花,可为什么连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我也不懂。终于有一天,他指着理发馆外面的那支红蓝白三色转灯对我说:“看见没有?那个灯就是西班牙的国旗。原先咱们中国只有推头的,没有理发的,理发这是打八国联军那时候从西班牙传过来的。你再看看外边那些别的作买卖的,哪个是用洋人的招牌?”

我一想,他说的还果然不错,西单路南这一溜儿,不管是清真小吃“又一顺”的牌匾,还是茶叶店“元长厚”的幌子,都是中国的路数,唯独老侯他们“康乐”理发馆这里的三色转灯是个洋玩意儿。

老侯瞅见我在点头,他也就乐了:“是我说的这么回事儿吧?”

可推头和理发有什么区别呢?我没问他,所以至今也不知道,或许就是我自小最痛恨的“马桶盖”式和母亲所说的“西式头”之间的区别吧。至于前清的辫子,年头太早了,老侯本人也没赶上过,他不会把推头想到那儿去。

后来我长大了,也不一定每次必到“康乐”理发,但每次如若去,我便会特意找老侯给我推头。老侯也依然念旧,总说他是看着我长大的。只是有时我问到他家里的情形,他便会沉下脸来说,乡下依然苦得很,把家搬到北京来的计划也遥遥无期。这样的话后来我也就不便再多问了。有的时候我到西单溜湾儿,路过“康乐”,隔窗看见老侯在那里忙活,仍然还是满脸的和气,手脚也依旧麻俐,我这就感到一股踏实。

以上也许就是我和老侯的所有交情,后来别人不提,我也想不起来他。

到了文化革命“破四旧”刚开始的时候,“康乐”门口的那盏三色转灯首当其冲地让人给砸了,有好一阵,理发馆也不许开门,说是封资修。当然不久之后到底又开了门,理发馆改了个革命的名字,不过我忘了叫什么,总归绝对不是“康乐”。

大约又过了半年多,我偶然去“康乐”推头,可没瞧见老侯,我也没敢细问。还是趁洗头的工夫,瞅见给我理发的年轻人脸上还算和气,我就摆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他:“你们那个老侯呢,今天怎么没见着?”

年轻人皱了一下眉头,不大情愿地说:“他不是给‘扫地出门’,遣返回老家了么?”

“哦,他老家是什么地方的?”我小心翼翼的问。

“河北蓟县的吧?”

“为什么事儿?”

“资本家兼逃亡地主。”

“他可是起小就剃头学徒,”我只是在心里这么嘀咕,并没敢讲出来。

多少年之后我到过西欧和北美,瞧见人家理发馆门前果然家家都有原先“康乐”的那种转灯,红蓝白螺旋三色。这时我就总是不免感慨起来,想起小时候给我剃头的老侯,敢情他干的这行还真是“英特纳雄耐尔”哇。只是这时候我已然明白,这国旗颜色却不是西班牙的,而是法兰西的,而且理发馆门口三色灯后面的故事也和当初老侯告诉我的完全不同。

不过我想,就算现在再遇见老侯,他听了也不会耐烦和我分辩,准得像公私合营那会儿他说的:

“嗨!管他妈的个屁,哪国来了我不都是推头么?”

二千零一年十月,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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