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听“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就特么想爆粗。
这话最大的恶，就是让人忽略了对“正义为什么总会迟到”的追问。
就像这几天，张志超被无罪释放，又有人拿这话来说事。
热点太多，张志超事件都被淹没了。
简单点说，就是2005年，山东临沭二中发生了一起女生被奸杀案，该校高一24班班长张志超被当成最大嫌疑人，被逮捕审讯，并于第二年，即2006年被山东中院以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
从被抓之日算起，张志超坐了15年牢，其母不断申诉喊冤，引起媒体注意，2017年11月16日，最高院作出再审决定，认定张志超强奸致人死亡的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
三天前，即2020年1月13日，山东高院对张志超强奸一案再审宣判，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张志超无罪，当庭释放。
一个高一学生，为什么会对自己没有干过的事认罪？
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
只说一点被媒体证实的：
案发时，张志超年仅16岁，但在四次讯问过程中，没有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在场。在张志超讯问笔录上签字的两位教师，后来面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询问时均承认，侦查人员询问张志超时，二人均未在场，在讯问笔录上的签字，是侦查人员找他们在笔录上补签的。
冤狱多由刑讯逼供起，千百年来莫不如是。
自唐开始将“疑罪”写入刑律，有罪推定在中国盛行千年，制造出无数冤狱。正史之外，散见于各种野史笔记的冤狱也有不少。
临沭张志超冤案，让我想起清代袁枚经手的“沭阳洪氏狱”。
临沭—沭阳，地名上有同一个“沭”字，这不是巧合，而是，两地都是沭河流经的地方，临沭在上游，沭阳在下游。
同水同源，让我们顺流而下，再来看看两百多年前的冤案。
正义这么迟到，真的很“雷人”
乾隆九年（1744），淮安有一姓吴的秀才，在沭阳一户洪姓人家当教书先生。洪氏是当地土豪，请家教还包食宿，吴秀才带着老婆儿子就住在洪家的外院。
某日，洪土豪摆谢师宴，请吴秀才和他儿子吃饭。那时候女性地位低，不能赴饭局，吴妻就留在家里。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吴秀才父子俩回到家，进门就看到惨剧——吴妻被人杀了，墙外扔着一把刀，正是他家平时切菜用的刀。
当时的沭阳县令正是袁枚。他接到报案，亲自去验尸，发现吴妻颈部被割了三刀，粥都流到喉咙外。现场除了那把凶器，没别的线索。袁枚仔细察看死者颈部伤口，左重右轻，经验判断，凶手应该是个左撇子。
讯问之下，得知洪土豪有一家奴叫洪安，正是左撇子，于是将他抓来进行刑讯。
洪安开始承认了“犯罪事实”，后来又指控是洪土豪的儿子——即吴秀才学生指使的，因为小洪同学见师娘优美，起了色心，强奸未遂，怕师娘告诉老师，便指使洪安将她杀了。
袁枚又将小洪抓来进行审问。但小洪矢口否认，说家奴洪安曾因犯错被他鞭打，怀恨在心，所以故意诬陷他。
没有证据，案子就这么悬着。期间，袁枚被调任江宁，接替袁枚当沭阳县令的人叫魏廷会，他一看案卷，认定洪安是凶手，并具结上呈。
时任江苏按察司的翁藻在仔细查阅卷宗后，认为供词、人证、物证皆不足，把嫌疑人都释放了，继续追查真凶。
但是，案子过了十一年，真凶依然抓不到。
乾隆廿一年（1756）六月，袁枚的堂弟袁凤仪从沭阳到江宁看望他，对袁枚说，十二年前你经手的案子破了，但破案过程甚是离奇：
沭阳有个武生员洪某，去年病死，棺材尚未落葬，托梦给他的老婆说，某年某月奸杀吴秀才妻那事是我干的，我逍遥法外这么多年，死后被冤魂上诉到天帝那里，明天中午，会有雷来劈我的棺材，你快将我的棺材藏起来，避过此劫。
洪某的老婆从梦中惊醒，赶紧跟家人商议怎么藏棺材，正说着，晴天霹雳，一个大雷击中洪某棺材，将棺中的尸骨烧为灰烬，而旁边的草屋、木器等却完好无损。
案情这么真相大白，确实有够“雷人”的。难道这也是为了彰显“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迟到这么久，跟“缺席”有啥不一样？
理性看待这事，如果真有雷劈棺材，那也是巧合，真相可能是这样的：真凶奸杀了吴妻，逍遥法外过十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向老婆告白。他老婆怕受牵连或遭报应，才编了这么一个“雷人”的情节。否则，外人怎么知道？
再说，如果真有报应，吴妻的冤魂为什么要等真凶病死才向天帝上诉？而惩善罚恶的万能天帝，是否也秉承“不告不理”的原则？
这些反问并不多余，袁枚自己对所谓“正义”的迟到或缺席也有疑问，讲完这个案子后，他如是说：
余方愧身为县令，妇冤不能雪，又加刑于无罪之人，深为作吏之累。然天报必迟至十年后，又不于其身，而于其无知之骸骨何耶？此等凶徒，其身已死，其鬼不灵，何以尚存精爽于梦寐，而又自惜其躯壳者，何耶？
首先表示惭愧，因为身为县令，不能捉拿真凶，还“加刑于无罪之人”。但是，代表“正义”的“天报”，迟到超过十年，还不报应在真凶身上，而是劈了他那“无知之骸骨”，这样的“不会缺席”有个屁用？
怎么保证“正义”不缺席
《子不语》毕竟是笔记集，不是正史，但从袁枚的忏悔来看，此案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他将自己“加刑于无罪之人”归为“作吏之累”，倒是道出了清代刑吏的一些无奈之处。
按大清律例，命案从接报到审结，限期很短：
直省寻常命案限六阅月，盗劫及情重命案、掘坟一切杂案俱定限四阅月。其限六月者，州县三月解府州，府州一月解司，司一月解督抚，督抚一月咨题。其限四月者，州县两月解府州，府州二十日解司，司二十日解督抚，督抚二十日咨题。（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四）
命案必破，且限期只有六个月，超期，当然是罚俸、降级了。
如此规定，哪个刑吏不想早日结案？再加上刑讯逼供是被允许的，连袁枚这样所谓的“好官”，也难免“加刑于无罪之人”了（据说袁枚离任沭阳时，百姓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
至于刑讯逼供的手段，“满清十大酷刑”真不是吹的，《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写过另一本书《活地狱》，记载了当时的一些酷刑，神经大条的可找来看看。
袁枚是怎么“加刑于无罪之人”的，他自己应该不好意思说，但从洪安一被审就承认杀人来看，若不是酷刑难熬，一般人断不会只是为了诬陷他人就把自己的命搭上的。
让人颇感意外的，倒是另一个官员——时任江苏按察使翁藻。
按袁枚的说法，他的继任者魏廷会将案子“具结上呈”之后，正是翁藻以供词有矛盾为由，将洪安释放了的。
按察使主管一省刑法，还兼管纪律检查、行政监察等，相当于现在的省政法委书记兼纪检书记。翁藻此人，史载不多，只知道他是杭州人，雍正三年进士，乾隆元年任上海道台，乾隆十年任江苏按察使，任上极重教育，“治狱多平反”。
从这些记载来看，翁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官员，还是有点正气的，所以他才敢将证据不足的嫌犯给放了。虽然到最后也抓不到真凶，毕竟没冤死好人，颇为难得。
白白坐了十几年牢的张志超，如果知道发生于清代的这个故事，不知作何感想。
没有证据显示翁藻在是否有受西方律法的影响，但他不自觉采用了“疑罪从无”原则，比清末法学家伍廷芳在修律时正式将此原则列入，要早250年以上。
可见，只有“疑罪从无”原则，才能保证正义的不缺席。
“正义”迟到之后，怎样才算有个交代
相比沭阳洪氏狱，浙江一个无名的“六指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六指人冤狱”，先见于清末外交家薛福成的《庸盦笔记》，后被收入《清朝野史大观·卷三》。
嘉庆年间，浙江某地有人娶妻，洞房之夜，新郎外出如厕，半夜才回。天亮，家人见洞房门开着，问新娘，新娘说新郎一早出门去了。过了几日，新郎仍不见回，家人慌了，四处寻找，最后竟然在厕所的柴堆下发现了新郎的尸体。
家人惊痛之下，再诘问新娘，新娘说洞房之夜，新郎刚进房就出去上厕所，半夜才回来睡觉，“天快亮时，他问我有多少金银首饰，都藏在哪，我一一告诉了他。他说他习惯早起，叫我继续睡，然后又出去了。我刚才找了一下，发现首饰全没了。”
家人再问那“新郎”长什么样，新娘说半夜灯暗看不清楚，只看到他右手长着六指——年轻人看到这里可能有点纳闷，怎么新娘连新郎长啥样都不知道？那时候都这样，男女结婚前是不能见面的，婚礼时，新娘也蒙着盖头。
案发过程基本明朗，肯定是新郎去上厕所时，刚好有贼躲在厕所里伺机行窃，被新郎发现，怕他喊叫，就将他勒死，然后穿上他的衣服再回洞房……第二天一早就骗了新娘的首饰逃走。
刚好村里有一六指人，平时品行不端，家人认定此人就是凶手，便告官将六指人抓起来进行刑讯。
六指人受刑不过，招了，被判斩立决。新娘死了丈夫，自己又被贼人污辱，没脸再活，上吊死了；新郎的母亲唯此一子，现在儿子儿媳都死了，活着也没意义，也跟着上吊。
过了几年，该地有商人到福建做生意，在旅店碰见一人，听口音是老乡。正聊着，那人忽然问，我们那儿几年前有一新郎被杀，凶手后来抓到了吗？商人说，案子早结了，凶手也伏法了。那人一听，面有喜色，当时他正在洗脸，下意识地将右手藏起来。商人瞥见他右手长着六指，便不断追问，说反正都有人替死了，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把真相告诉我也没什么嘛。
那人才说，他跟被杀的新郎隔村，杀人后远逃福建，现在遇到老乡，才想探个究竟。商人答应不向外人透露，暗地里派人向本地有司报案，一审就全招了。福建督抚将案子移交回浙江，将真凶定了死罪。
这个冤案，虽无具体地点、人名，但常识告诉我们，它的可信度比“沭阳洪氏狱”高。
值得一提的是，该案最后，不仅真凶伏法，涉案官员也受到惩处，原审知县“以失入抵罪，自巡抚至知府皆照例议处”。
失入，即轻罪重判或无罪而判。也就是说，虽然是在盛行有罪推定、允许刑讯逼供的清代，制造冤狱的官员，一旦暴露，也还是要受法律制裁的。如果正义的每一次迟到，都能有这样的结果，下一次“正义”又想迟到时，可能就得想一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