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这个难听的小歌，说的是一分钱还算钱的时代。在我们的儿童时代，人民币的分币确实还顶用。
记得北京的公共汽车票，六十年代初是四分，七分，一毛一分和一毛五分几个等级。十路汽车从我学校那一站“市府大楼”上去，四分钱可以乘四站，最远坐到“石驸马桥”。再向前到“佟麟阁路”，就要七分了。七分最远能到“天安门”，再远就一毛一分。而“方巾巷”以远，就要一毛五分了。也就是说，从我学校那一站“市府大楼”上去，到终点站“北京站”，全程最高的票价是一毛五分。
我至今还记得这些，是因为曾少过一分钱，到不了王府井，要早下一站步行过去；又因为为了不花七分而只花四分到首都影院，我从学校走到过国会街才上车。所以，为一分钱而发生思想斗争：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自己留着？倒不是完全的没有可能。
不过，一分钱确实是太少的钱，用它买山里红，会遭到售货员的白眼，而用二分钱买，看见的脸色就会稍微好一点。用一分钱也买不了什么学习用具，连木制的直尺都要二分，最便宜的本子也需要四分。
记得一分钱可以买两根猴皮筋，但是买猴皮筋不为扎小辫子的人，往往需要买许多许多的猴皮筋连成长串跳着玩，这就又颇使人为难了。
如果有三分钱，就可以买一根挺体面的冰棍了，硬邦邦的。打开包装纸，可以看见冰棍上晶莹的冰茬，还升起丝丝诱人的冷气，可是它只能是“水果冰棍”，带些奶味豆味的，就一定需要五分钱。一份冰淇淋相当奢侈，要三角钱。它货真价实，奶的浓度很高，能与今天的“和露雪”媲美。
那时候北京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门票都是五分钱。而毗邻它们的文化宫和景山公园，门票又少二分，都是三分钱。颐和园的门票是一毛钱。这一毛钱的门票，还可以参观仁寿殿、玉澜堂这样好的地方！进一座殿宇，就剪掉票的一角。
我津津乐道分币顶用的年代，却一点也不希望它再回来。我的妈妈1957年竟敢乘出租汽车出行，招致了一幅大漫画的羞辱。她穿了一条呢子裤子，又被好事者算了一笔大帐，说可以买十五条普通的裤子给劳动人民穿。由于这位明明是普通教师却被说成“非劳动人民”的妈妈，我牢牢记住了红领巾的价钱，有零有整，是三毛六分。
我入队前，兴奋地交给老师三毛六分，那是红领巾的价钱。向你要三毛六分，你就上了新队员榜了，要准备好白衬衫和蓝裤子，在授巾仪式上穿。三毛六分交上去了，白衬衫和蓝裤子也准备好了，我的新队员却被“撤”了。只因为妈妈，有个少先队的大队长听她爸爸说，我的妈妈出身很坏，是有钱人家的后代。于是，我还需要再被考验考验，三毛六分无情地退回来了，被我默默攥在手心。我至今记得潮湿的纸币里卷着六分硬币，我的手应当很小，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到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