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舅是母亲的哥哥。大约是他冬天出生的缘故罢，小的时候家里便叫他“冬伢仔”。随了大人的口，我便管他叫“冬舅”。
据说，冬舅天生得聪明，又是家中的长子，自然家里也溺爱得不行。后来大学学的是新闻，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口才又好，笔头也快，还好出个风头，所以毕业之后很快就当上了随军记者。当然，那个时候是在抗日时期，中国还是国民党的政府，冬舅也就是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随军记者。如果要在共产党军队里当随军记者，那就非得去陕北不可。冬舅可没有那个“觉悟”，也吃不了那个苦，尤其是大米，他是绝对离不了的。几十年后，大陆上闹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就是在那个年代，冬舅在北京也是到处找大米。有的时候为了找几斤大米，他宁可两天不睡觉，搭货车去乡下跑一趟。回来之后还连说为了这几斤米花上半个月的工资也值得。再者说，抗日时期的军事主力是国民党的政府军，冬舅想要在军事新闻上干出一点名堂，那就非在主力部队里不可。正像现在的高中毕业生，谁不考清华、北大？大学毕了业，谁又不想进薪水高的大企业呢。在我小的时候，他常说这些话给我听，意思大概是想解释他当时的动机罢。因为在我的少年时代，国民党在大陆的名声和日本鬼子差不多一样可恶，甚至还要坏。冬舅的话，我自然相信。不是都说“早知三日事，富贵万万年”么。冬舅再聪明，也不是神仙。
冬舅当上随军记者之后不久，又到陪都重庆的国防部任职，后来转给张治中将军当秘书，二十多岁，似乎在政界甚有上升的机会。那个时候的冬舅来往于政治与军事上权重一时的人物之间，也还算是见过一些世面。比如说，他曾向我提到他所见到的毛泽东。
那是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在得到张治中再三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毛泽东总算到了重庆，就住在张先生的家中。因为冬舅的湖南乡音重得很，所以见了面也就和毛先生搭上两句腔，扯些不咸不淡的话。
一天，张治中正在和毛泽东讲话，一个马弁进来有事要报告。只见他两只皮靴一夹，吼得一声“报告”，把毛吓得茶水泼了一手，险些把茶杯也失手打落在地。张治中见毛如此窘相，便命令以后凡是毛在场的时候，不准行军礼。冬舅说到这里也就笑了，说不是行武出身的人，到底胆子小，是听不得这样大呼小叫的。我就说，也许毛泽东是在学刘备，“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吧。冬舅说，倒也可能，但当时真是一点也没有看出来毛的为人，谁知道几天之后他还能写出《沁园春》那样的帝王词呢。
冬舅又告诉我，无论如何，毛泽东还算是个念旧的人，为了重庆的这一趟，解放后的大小运动，全没有碰张治中一下。我就说，那也要看张先生怎样做人。冬舅点头道，当然，张先生自己识相，从不越雷池一步，这也是保命的不二法门。我想，冬舅这话里也多少包含了他对自己后半生的体验。
日本人投降之后，国共便为了坐庄打了起来。蒋介石原本想让张治中到东北当行营主任，张先生与共产党的周恩来私交极好，于是就先商于周先生。周也就实话相告：共产党计划最先打东北。如果张先生到东北，双方冲突，就少有回旋的余地。周劝张先生可先到西北，因为共产党最后才会在那里动手，彼此容易有个商量。也可能张在那时候就看出来国民党的前途不卜，果真要求蒋派他到西北。蒋也就居然同意了，派张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张先生征求冬舅的意思是否随他到西北。冬舅是个受不得苦的人，当然不愿意去。张先生深知部属的为人，也不勉强，还修书一封，介绍冬舅回到湖南，到省政府主席程潜那里去任职。
分手之后，张先生不久作为国共和谈的代表，就留在了共产党那里。冬舅回了湖南老家长沙，大约是靠了张先生的面子，在程潜先生那里当幕僚，还被委了一个将级的军衔，尽管他一个学生出身的人，一天仗也没有打过。
之后不久，就到了长沙临解放的时候，没有想到，冬舅的文笔因缘竟然还救了他一条性命。当时程潜和陈明仁见大势已去，准备起义投共，在开门纳降的前夕，大约是看中冬舅的文笔，就命其起草了《告全省同胞书》和《告全省官兵书》两件文稿。冬舅其实只是听命从事，但是谁又知道，这两篇文告竟然成了冬舅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过关逃生的护身符呢。后来每当别人提起这段往事，他就摇头不止，不知是得意于侥幸，还是心有余悸。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种人生的辩证法在冬舅他们那一代人中间是最有说服力的，而冬舅和他的两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各自的经历可以为此作最好的证明。
冬舅有两个湖南同乡好友。周君和李君。他们在大学里也都是读新闻。
李君从西南联大毕业的时候，先于冬舅在重庆的中央社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条件是要马上去报到。李君的未婚妻是校园里出了名的美女，才学又好，但还有一年才能完成学业，李君只好只身先去赴任，准备安顿好了以后再来完婚，接家眷。
但就在这一年半载之间，李君的未婚妻移情别恋，而且与新情人如胶似漆，不能自拔。冬舅当时还在学校，看看阵势不好，赶忙写信通知李君，力劝其尽快将未婚妻接走。李君得到消息，漏夜赶回昆明。未婚妻得知他要回来的消息之后，情系两头，不能割舍，就与新情人双双服毒殉情。留下遗书，并不要求李君原谅，但求他将二人合葬在一起。李见此情景，心中大恸，痛悔当初不该为了自己的仕途急于到重庆去。据说此事在昆明的大小报纸上联载数日，在当时尚未开化的春城轰动一时。事毕之后，李君睹物思情，痛不欲生，再也无法工作下去。后来得到报社的体谅，加之李君的英文又颇为出色，于是就被派往国外驻跸。李君行前与父母作主的一位女子草草成婚，与冬舅也是匆匆一别。后来冬舅常常提起李君这对才子佳人，惋惜造化弄人的无奈。此行之后，国土分隔，咫尺天涯，李君再也没有回归故土，与冬舅也失去了联系。
直到数十年后，大陆政府参加联合国，经常收听《美国之音》的冬舅有一天告诉母亲说，李君还在中央社，仍是驻美的记者，此次就报导了这件特大新闻，美国的广播还转播了他的文章。言语之中，冬舅仿佛为老友仍能从事新闻记者的职业而羡慕不已，并且感叹道，也幸亏当年出了风月场中那桩不幸的事件，否则李君还留在大陆，凭他的家庭，凭他的秉性和文章，无论哪一条，都够得上在大陆政治运动中“死有余辜”的。
冬舅的另外一位好友周君，在毕业后也分派到军队中担任随军记者，据说还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作为记者，他还特别派发了从美国新进口的摄影器材，自又是一番神气。但谁知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负责掌管的这批摄影器材被不肖之徒偷掉了。于是长官大发雷霆，据冬舅说，还给了周君两个耳光。周君的懊恼和羞辱自不必说，一气之下就投奔了延安。
因为他是正牌大学的新闻出身，共产党里这样的人少见得很。于是三下两下就擢升到共产党边区一份大报的主管位置。一解放，顺理成章被任命在北京主管新闻和文化，当然是风光无限。
五零年初，有了新政府，我的父亲调到北京工作。稍事安顿之后，母亲带着我，也从上海赶来与父亲聚齐。大约是母亲把我们一家的行止写信通知了湖南老家，“起义”之后正赋闲在家的冬舅不知为何也匆忙赶了来，可能是想顺便在北京谋个生计蔽日，暂时就在我家落脚。
一日，冬舅正拖着双破布鞋到胡同口的油盐店去买醋，一辆军用摩托车擦身而过。冬舅与驾车人四目相遇，尽管冬舅早已失去昔日军装笔挺的风采，周君一身刚进城时的制服棉衣也着实委屈了他的形象，但二人都认出了对方。冬舅早知周君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想到自己败军之将的身份，吓得连忙钻进胡同，三拐两拐跑了回来，神色慌张地告诉我母亲，说是不知如何是好。
开车的周君转眼之间找不到冬舅，于是就到街道上去查询。共产党的户籍制度想来从刚解放就很高明，居然很快就让周君找到了住址，跑到我们家里来。周君是个爽快的人，见面之后并不以成败论英雄。叙旧之后听说冬舅还赋闲在家，就主动给冬舅介绍工作，其中居然还有报社编辑的位置。冬舅这时早已折了锐气，就推说自己大事糊涂，不宜从事新闻行业，还是到学校教一点书为好。周君也不勉强，说是正好有位在北京教育局任局长的朋友，太太是个中学校长，不妨就到那里去，以后也好有个关照。冬舅欣然前往，从此就当上了“人民教师”。
冬舅早年对时局审度的不慎终于导致了一生的跌宕，不过世事到了如今，仿佛也算是有了个结局，像多少在江山易手后栽了跟头的人，也就且将青年时代的万丈雄心收作眼下的安贫乐素。
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冬舅的旧学根底原本不错，笔头也健，等到五十年代末，政府为了百姓吃不上饭而大伤其脑筋，无暇顾及这些空口说白话的功夫，他就经常写一些有关诗词格赋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一则是到底技痒难搔，欲罢不能；二则也是物价腾飞，入不敷出，正好挣些润笔补贴家用。一来二去也就成了毛病，大有益发不可收拾之势。此时的周君早已是共党的高官，也深知旧友的文采，于是就极力怂恿冬舅到《光明日报》去重拾旧技，并说愿以他的身份和关系帮冬舅的忙。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终于可以看出冬舅痛定思痛，大事不糊涂的地方了。
记得那天冬舅冒雪来我家，与父母商量此事。我的父母到底在政治上还没有轮到遇上大的风浪，天真了许多，他们鼓励冬舅不要一蹶不振，还是应该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多作一些贡献。冬舅沉吟了半晌，没有说话。后来我从母亲那里知道，冬舅自己最后的结论是，一次浑水淌了个趔趄，就不再淌第二次了。周君听说他执意不肯，也就作罢了。说来也怪，从此冬舅也就戒了写文章的瘾，只字不出家门。只是偶或应朋友之嘱，缮写字轴，装裱送人。
在此之后，冬舅的爱好转向集句。他最爱的是集梁启超、徐志摩等近人的句子成联，偶尔也选些古人的诗词。他的集句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联。一联隐约是在说外面的世界：“更难消几番风雨，只可惜一片江山”。另一联则似乎是用来勉励自己：“剩有两鬓青霜几根傲骨，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
冬舅原本就是个嗜吃如命的人，这时便转而学习厨艺。据说做菜有道的人一定是个馋鬼，这话用在冬舅身上一点不错。每月一发工资，他必是到有名的饭馆去点几个招牌菜，细细品尝，有了心得便在家中仿制。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是他的厨具可以说毫无出众之处，一口铁锅，两个蒸笼。只有一件里外相套的搪瓷烧锅样子特别，在那个从言论到商品无不一律的时代，还真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他的手艺是炖肉肉美，烧鱼鱼香。有时到我家闲坐，看到佐料齐全，他也会一展厨艺，并且总是倾其所知，言传身教。可惜的只是我的父母都并非美食之徒，对于此道并不十分在意，如今冬舅的这些点滴心得都已失传于世了。我那个时候人还小，觉得冬舅做的饭菜十分可口，并不懂得其中的奥妙，只记得他总是嘱咐母亲，烧肉时切切不能多放汤汁。后来到了美国，我的太太一直把“慢着火，少着水，工夫到了自然美”的东坡炖肉歌挂在嘴边，我这时才突然发觉，冬舅做红烧肉的要诀竟然与古人暗合，不禁连连在心中喝彩。
此后的冬舅，一改旧日的口若悬河，变得异常沉默寡言，而且不修边幅，早已看不出夕日的潇洒风度了。但内心并没有因此而关闭，对世事也还另有一番见地。有时酒足饭饱之余，也偶有警世之言。
记得有一次在我家的餐桌上，众人夸奖冬舅的豆豉腊肉有湖南曲园的水平，他便说道，有美食也就不枉此一生了。母亲打趣他，说冬舅年轻的时候可不是如此没有出息。
冬舅说，你们哪里知道，其实人生最低的欲望无非财色两道，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个说德语的犹太人把该说的话差不多都讲尽了。在此之上才是视觉、味觉与听觉上的欲望，然而终于不脱凡俗。只有宗教才是最高的美。人生只有两件事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的，无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其一是对过去的追悔，其二就是对未来的企望。但是宗教帮助了你。对过去的追悔，你可以用忏悔来慰籍；对未来的企望，你可以用祈祷来满足。无论什么宗教，无不是帮助世人完成这两项愿望。我现在就是在追求最高境界的美。
果然，冬舅似乎从此颇有觉悟，常常面壁参禅。不过即便如此，我看冬舅并不真心向佛，至少尘缘未了，依然终日酒肉不断，而且对世事还是颇为用心，因此往往也就能够洞烛先机。
记得是我报考中学的那一年，发榜之后，冬舅听说是北京那所最好的中学，就特意跑到我们家来道贺。父亲在政治上实际可以说是毫无抱负，但是在子女的学业上又最要面子，自然是高兴得很。冬舅先前也是说上一堆让人受用的话，可是接着就开始教导我，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更要处处留心才是。我那时还很幼稚，只知道要上中学，心里高兴，他的话也没大往心里去。谁知事后的几年中，以至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社会形势丕变，人心再也无法收拾，我这才略微懂得一点冬舅的意思了。像我所在的那所中学，充斥着诸多政要的子女，运动一到，果然就像发了鸦片烟瘾一样，欲罢不能。所以人心之险恶，拼杀之残酷，前所未闻。倒是冬舅自己这么一个浑身上下都是政治疮疤的人，在城南一所颇有恶名的“蹩脚”中学里混事，反而躲过了文革中学生毒打老师的一劫。大约是那些平民家庭的子弟，既无风头可出，又无政治野心，而且见到原先朝夕相处的老师一夕之间被诬为罪人，反倒是下不去那样的狠手。
后来我到德国读书，间或和德国朋友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尽管他们中间有好多人还读过“红宝书”，但是听了我的话也都是个个咋舌称奇，连说没有想到宝书的力量竟有这么大。我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管这个叫“精神原子弹”。他们就说，这和他们的纳粹冲锋队并非有什么两样。后来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冬舅，他说，你应该告诉德国人，我们之间其实还是有区别的。他们的纳粹是杀害外族人，而我们中国的文化革命讲究的是自相残杀。
更有戏剧性的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冬舅的旧友，早年参加共产党的周君就失了势，成了“黑帮”一族，自是首当其冲，苦不堪言。冬舅反倒因为当年的“起义”，况且又是区区一个中学教员，早早就从“劳改队”里放生出来。事后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没有去报社，让周君少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罪状，自己这条命也算是又捡回来一次。于是从此之后更加嗜吃如命，每月月初必到饭店大开荤戒，在家中更是加紧研习烹饪之道，仿佛社会上的雨疏风骤与他全然无干。现在想来，我总觉得冬舅“食不厌精”的美食修养是自“文化大革命”中才开始了长足的进步。
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风声仍紧，冬舅在王府井大街上邂逅程潜先生的太太。程太太一见冬舅，就大惊失色地喊了出来：“啊呀，我的天！你还没有给打死哇！”说完之后顿觉语失，连忙放低声音再三陪不是。她还告诉冬舅，要不是军队来得快，在门口架起了枪，他们全家就算完了。冬舅也只是对她笑笑，后来对我说过，想不到程太太跟了程潜先生一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怎么到了文化革命怕成了这付样子。言语中似乎对自己处变不惊的能力颇为自得。
冬舅到了晚年，早已将世事悟明。政府的统战部曾经找到过他，让他带上子女到香港定居，为的是拉拢台湾的旧雨。那时的香港正如中国的天堂，几个表弟妹刚从插队回到京城不久，正是一职难寻，倒也摩拳擦掌。冬舅自知这又是一池浑水，到了这把年纪，就更不屑一顾了，于是婉言谢绝了政府的好意。
后来冬舅中了风，不但失语，而且半身偏瘫，人也苍老了许多，但心境并不坏，豪气还在，每日仍然酒肉不断，大有当时政治口号所言：“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英雄气概。有时儿女怕他贪食过度，有碍健康，他还大发脾气。
冬舅辞世的时候我正在德国读书，也没有来得及给他送行。不过我想，他临走前的心境大约正如一句德国谚语所言：“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哭，而你身边的人在笑；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笑，而你身边的人在哭。”
（2000 华夏文摘cm0010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