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黄起义投共（详情见本书第六编第二章第七节），当时中共委他为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虽然实权操在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对他很客气，季振同自己也感到踌躇满志。
可是，在调整第五军团干部的时候，他与赵博生、董振堂的意见发生冲突。因为他主张以原任警卫旅的团长黄宗岳为师长，为赵博生反对，并说他培植私人派系，不顾革命利益，结果将黄宗岳撤去兵权，调总指挥部任副官处长。因此季振同和黄宗岳大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感触！心怀不满，时有怨言。于是赵博生将这种情况报告上去。中央接到报告，深恐这种情绪会影响到第五军团内部的团结，便立即将季振同、黄宗岳调来瑞金县一个乡村中，名为“读书”，让他有一个研究马克斯学说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机会，其实就是将他们软禁。惟对外行文方面，初期还是用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的名义。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
季振同被软禁期间，我曾去看过他一次，他住在一间很整洁的民房里，屋子里有很多共产主义的理论书籍。他的饮食起居都很好。有两个卫士随伺在身边，但他的精神却很颓丧！我安慰他说：“有机会读书，是很难得的，将来你一定还要负很重大的责任”。他回答我一个苦笑，笑里隐藏着无限的辛酸和痛苦；别后，我不敢再去看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听说季振同和黄宗岳两人同时被杀害了。
林野是福建龙岩县人，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红四军在湘南成立时，他在军部任少校参谋，参加革命历史，相当长久。
然而，因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阶级，影响到党对他的信任。当一九二九年朱德率红四军攻陷龙岩时，他的父母被当地农民在暴动时杀害了。当地共干并要求朱德将林野送交地方处置。但朱德不允，并痛斥当地干部。因之，林野仍继续在红军工作。
红十二军在福建成立，林野调任该军参谋长。由于他得罪了阴险诡诈的政治委员谭震林，又被调任红军学校教育长，并种下了他异日惨遭杀害的祸根。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主力突围时，林野调野战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大军行了两天，因为他的脚部曾受过重伤，行动不便，朱德便要他回中央军区司令部来工作。当他回到瑞金的那天，他的妻子刚由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由福建跑来江西苏区，和他团聚。久别重逢，两夫妇自然是说不出的喜悦！他俩在瑞金住了三晚，便相偕到江西市中央军区司令部，请示工作。
他到司令部的第二天，谭震林秘密地跑到我的办公室中细声对我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我误会他的意思，以为要林野回福建龙岩工作，便回答他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材，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我听了不觉打一个寒噤！忙问道：“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的对我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我听了他这席话，心里愤恨极了，像林野这样一个年青有为的革命同志，并没有显着的错误，为什么要把他杀掉？谭震林的地位虽然比我低，但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分局长，直接受中央领导；而且他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我知无法阻止他，但心中打算，希望能说服项英，也许能救林野一命。
于是，我找了一个机会去问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过吗？”他很庄重的说：“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我见他口口声声“为了革命利益”，知道项英已被老谭说服，无可挽回。
那时，瞿秋白和阮啸仙同住在附近，我平日和他们私交颇深，尤其是阮啸仙是早年广东农会的委员。为多年的老同志，又同在苏区内工作多时，特别感到亲热。我想若能得到他们两个说话，或者还有希望救救林野。于是我立即跑去找他们，将这件事告诉他们，并说：“若将林野杀了，难免影响一般中央军区司令部同志的情绪。现在要挽救林野，除了你两人之外，没有第三者了”。他们听了以后，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开口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阮啸仙以后派任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我听了他们这般说法，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告别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