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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9)

三、“肃AB团”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团贬斥项英,支持毛泽东

根据迄今披露的资料显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富田事变作出反应。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上海中央内部围绕“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返回,原先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在和“立三路线”斗争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以周恩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罗章龙分别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全总派”,在一度与陈绍禹等联络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新提出的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党内各派别的争论使中共濒于分裂,最后,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组成中央常委会,仍由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中共中央实际由陈绍禹、周恩来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继续反对中央的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至此,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在这次会议后,原有的党内纷争基本结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轨道。

一经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富田事变问题。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在这里,有若干问题仍存有疑点: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变发生消息的?1931年1-2月上海中央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还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开通了上海中央经香港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络。有资料显示,富田事变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报告富田事变真相,毛是否对此作过反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曾写有《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否是给上海中央的?据八十年代后期披露的权威性资料反映,富田事变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在事变后即被段良弼开释,携在苏区筹集的千两黄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另有资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团委共三人去上海汇报富田事变经过,博古等会见了他们,并向中央常委会作过报告。博古判定,赣西南来人及其口头叙述与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赣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体都是真实的。尽管周恩来没有接待过赣西南来人,但有一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来等已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周恩来已意识到在赣西南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质,并决定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周恩来在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两项决定:第一、立即给江西发一中央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第二,重新调整中共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经过这次调整,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第二号人物的角色将由任弼时担任,而刚刚在六届四中全会担任中央委员的留苏派王稼祥则进人了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机构。

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委员会,研究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处理意见。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意见,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发言:“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

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这一结论,由任弼时起草一信,要江西苏区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处理富田事变,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

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起草的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这封信,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推翻了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决定,沉重地打击了项英。

第一,否认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而刚刚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剥夺了项英在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权。

第二,明确规定,在中央代表团抵达之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享有指挥一切的最高权威,重新恢复了被取消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否认了1月中旬刚成立的项英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合法性(事实上,1931年1月30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已决定重新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的新的七人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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