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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中共为什么要把地主妖魔化?

在《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一书的《前言》里,作者谭松写到:“在‘新中国’,有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彻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长期以来,地主已成了贪婪、残暴、奸诈、懒惰、剥削、压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义词。在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为‘首犯’。”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早期中共领导人多数出生于农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他们难道不知道中国的地主根本不是他们妖魔化的那个样子吗?

他们知道,当然知道。

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亲口讲述过他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毛泽东说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当过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由中共官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写到:毛泽东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毛泽东传》还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的《刘少奇传》告诉读者,刘少奇的曾祖父还很穷,是靠着勤劳能干,善于管理,才成为地主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里叙述了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贫困,由于俭朴勤劳,慢慢攒起家业,到邓小平父亲时就是地主了。

这就怪了,既然中共领导人明明知道地主绝非妖魔,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地主拼命妖魔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都给出了解释。我这里只说一点。

正因为中共领导人多数出生于农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他们深知,地主富农绝非妖魔;他们大部分是勤俭起家的,大部分人的发家过程比较干净,不是靠勾结官府或黑势力,也不是靠欺凌压榨乡亲。在旧中国的农村,社会流动性并不低,阶级固化并不严重,阶级分化也并不明显,亲族关系、邻里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相互依存关系,再加上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约束,多数农民对地主并没有什么自发的所谓“阶级仇恨”。然而对高举共产革命旗帜的中共而言,土改并不只是土改,不只是对土地的再分配,如果仅仅是为了土地的再分配,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因为在中共强大的武力面前,地主——至少是绝大部分地主——的土地被剥夺也无力进行反抗。问题是,对中共而言,土改更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因此就必须采取种种手段去激化和强化阶级仇恨,因此就必须把地主充分的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很看重暴力,把暴力视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中共出于赶超先进的焦虑,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元素推向极端。中共不但在宣传上把地主尽量的妖魔化,更在实践中对地主实行血腥的暴力,硬是制造出了所谓阶级仇恨,制造出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在中共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一举实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伟大革命理想。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共当局自己也知道当年的土改搞错了,私人拥有土地不是罪过,地富不是罪人。可是他们不敢公开认错,因为他们害怕认不起: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土改”都是错的,那么,它还有什么是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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