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套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特指套用现成的结论或格式而没有实际内容的话。”这种定义似乎没有考虑到礼貌语——“吃了吗”、“慢走”、“Hi”、“Hello”有什么实际内容？它们算不算套话？
照我看，套话至少有两种：礼貌套话和政治套话。借用自由主义宗师伊赛亚·伯林的说法，礼貌套话是积极性套话，政治套话是消极性套话。“谢谢”、“请关照”、“多保重”虽然是套话，但不可或缺。说它是“积极性”的，并非过誉。这类话落实到书信中，就成了“钧鉴”、“敬禀”、“撰安”、“不另”一类的尺牍套话。钱钟书写八行笺，从不打稿，一气呵成。与其说这是天分使然，不如说他熟悉套话。请看钱钟书致陈梦家的信：
梦家吾兄教席：不晤数旬，估想佳善。顷得顾起潜书附一纸嘱转致记宝，即附并祈收。
并颂日祉不备。嫂夫人均佳。
弟钱钟书再拜。内人同叩。十月四日夜
全信54个字，名字、称谓、日期用了13个字，有实际内容的19个字（顷得顾起潜书附一纸嘱转致记宝，即附并祈收）。套话占了22个字（不晤数旬，估想佳善。并颂日祉不备。嫂夫人均佳）。《中国尺牍文学史》专门附录了“尺牍套语”。作者赵树功告诉人们，文言尺牍“除主要内容外，其它多有习惯的套语。”这类套话无实际意义但很有用，它是礼貌、教养、文化程度的标志。没有它，人家就不高兴，社会就不和谐，事情就办不成。
政治套话多用在官场和公媒上。这些套话使用最多的群体，以前叫国家干部，现在叫公务员。有好事者，在网上把这类套话分门别类地开列出来，并且举例说明，比如：
对于这个问题，党和政府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一贯要求和传统作风，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
这类话之所以消极，因为它让人想起了官场的贪腐和不作为，想起“狗掀门帘子——嘴的本事”的歇后语，想起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新风尚，所以，说了还不如不说。
有人把政治套话比成八股。这不对，这种套话跟八股不挨边，八股虽为形式所囿，但“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不但有益于逻辑思维，而且还把你训练得文精意赅。“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有什么逻辑，有什么文采？把政治套话说成是“党八股”还庶几近之。毛泽东给“党八股”开了八条罪状，至少前四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都可以用在这种套话上。“党八股”生于延安，政治套话生于何处？老革命说也在延安。何方回忆，那时候，每天晚上点完名，指导员都要讲话，内容除讨论连队上存在的问题外，大多是空话、套话、车轱辘话。人们不胜其烦，编了一个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讲话。
这位指导员从哪儿学来的套话呢？老革命说“抢救运动”。这个运动产生了一种新八股。尽管“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赞之为“延安文风”，但“其专横武断、不要证据、强词夺理、不容辩驳，空话套话，永远正确等，绝不在旧八股之下。只是引证马恩列斯改成更多地引证毛泽东就是了。”何方建议，将1943年的《解放日报》抢救运动中关于坦白的报道，与大跃进时期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关于“放卫星”的报道做一对比，就可以看出这种新八股的绍续继承。1
如果深究一下这类套话的血缘家系，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它是权力与媒体的私生子。权力要宣传，宣传靠媒体。媒体不愿意宣传，权力就诱之以官禄德，将媒体软硬兼施拉入房中，媒体不得不从。为保全脸面，只好向外界宣布，它们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合。以后的事，无须细数——媒体把那宣传重复上成千上万遍，弄得人人耳熟能详，张嘴就来，成了条件反射。于是，政治套话呱呱落地。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政治产生不同的套话。德国语言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发现，第三帝国“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在纳粹灭亡以后，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
遥想当年，我们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东风浩荡，春雷滚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类的文字见于报端，闻于广播，腾于众口，大会念小会读，日记抄信里写。干部讲学生说，无人不晓，无处不在。它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心理和行动。要是深究文革发生的原因，这类套话的“父母”不能辞其咎。
重庆文联的退休干部杨世元在1962年7月的日记中，抱怨1959年“反右倾”后的副刊难编，尤其是言论稿子不好写，要写也只能是套话。他把当时的套话概括为两句话：“‘三六九’一味药，医不好糊涂症。”“所谓”‘三六九’一味药“，是我总结那几年宣传工作中的常用套话：虽有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但我们有六亿人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只要高举三面红旗，坚持六条标准（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纵有问题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在文革中，这则日记成了“黑话”，他被批了一个月。
前北大副校长郝斌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其中讲到了套话与政治运动的关系。他的老师荣天琳，根正苗红，父亲是本溪的钢铁工人，本人是辅仁大学的历史学研究生、助教，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四十年代就是地下党，1952年调入北大历史系，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副主任。1957年春天，“许多知识分子向党纷纷进言之时，他怀着一颗同样真诚的心，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写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文章讲了两点，一是建议为民国修史，二是呼吁给陈独秀应有的地位。反右来了，他被撤了系党总支副书记。“此后的荣天琳，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再也不拿笔写文章。”不写文章可以，开会不发言不行。而这位荣老师的发言“本来几句就能说明白的话，他却要前序后跋，赘语甚多。”这让当时才而立之年的郝斌大为不满：“他自己不怕拗口，可像我这样刚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不知世事的艰难，听起来就觉得相当费力。”这里的“费力”，包含着不厌其烦的意味，只是因为顾及师尊的面子，不好直说。
在讲完这件事之后，郝斌发了一通议论：“当年能以一股清新的锐气去冲击教条主义的人，如今却落得讲课、发言，不靠套话和教条即无以自保。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不幸呢？……一个荣天琳如此，那可以说是他个人的事，活该了；如果有十个、百个荣天琳出现，那就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的悲哀。那么，千人、万人如此，大学教师、报刊编辑、公务人员，引导社会舆论的各个行当，都染上这种病，那是不是我们的民族性出了什么问题？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反省一二呢？说这话虽然有点危言耸听，但我是担心这种东西渗入我们的基因里去，会乱了我们的民族性。有那么几年，年头不算少，相当一群人，大家都要以社论的腔调说话，说者自然地说，听者自然地听，彼此两两相安。事态到了这个地步，该不该有所警醒和反省？”钱理群说，鲁迅批判的是旧国民性，而近半个世纪，我们有了新国民性。这个新的是什么，以前有些恍惚，看了郝斌的书多少有了眉目。
然而，我没有能力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去反省民族性，只能反省一下自己当年的语言——翻出文革时的日记和通信一看，我发现，自己跟荣天琳也差不多少，连写日记也是套话连篇。再看张新蚕的《红色少女日记》，王林父子的《文革日记》，邵燕祥、杜高、李慎之、赵丹等人的检讨交代，稍稍安了心——那时候大家都这么说，这么写。
后来看了巴金的《随想录》，才知道，套话也分等级。我的套话，不过是小儿科，最高级的套话，是巴金谈到的：“四人帮”打倒了，一些写了大小“走资派”的作品出不来。“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四人帮’来代替……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
干部要守纪律，套话非说不可。媒体是喉舌，套话不登不行。那么，为什么一般民众也要说套话呢？这是因为套话有两大好处，一是安全，二是省事。安全的功效是眼前的，省事的功效是长远的——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抄来抄去，脑袋就长到人家肩膀上去了。
《一九八四》年中的语言学家家塞纳和他的同事们，在“老大哥”的指导下努力创造“新话”——“世界上唯一一种语汇总量在日益减少的语言”。创造的办法就是消灭单词，“几十个几百个的消灭，”反义词一个不留，“把语言剔得只剩下骨头”。新话的目的，塞纳说得明白：“就是窄化思想”，“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每种必要的概念将被一个单词精确地表达出来，这个单词的意义有严格规定，其他次要意义将被消除，然后被忘掉。……年复一年，词汇量越来越小，意识的范围越来越窄。……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完成了。”
其实，要达到上述目的，消灭单词是个笨办法，聪明而省力的办法是大量地制造套话，大力地推广使用套话。塞纳们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套话就是重复，重复某些词汇，重复的结果必然会使词汇减少。与此同时，套话中词汇的词义也就会因此变窄，一词多义的现象从此消失，而那些带异端色彩的词汇也就歇了菜。塞纳，确切地说，奥威尔，没有看到，套话才是控制思想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说“党八股”害党害国，要大家赶紧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去。作为“党八股”的堂兄弟，政治套话也不应享受更好的待遇。但是，你可以告别司徒雷登，却告别不了此类套话。为什么？上面说了，套话的老爸是权力，老妈是媒体，你不把这两者拆散，这种套话就永远跟着你。
《记忆》2015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