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以后，久不见林彪露面的外国记者在北京的胡同里瞎转，想从市民的嘴里套出点消息来。碰到一群疯玩的孩子：“你们的林副统帅到哪里去了，怎么不出来了？”孩子们拍着屁股嚷嚷：“格儿屁着凉大海棠了！”老外恍然大悟：噢，林彪病了，肠炎（打咯放屁）加感冒（着凉）。可为什么“大海棠”呢？老外回去查词典。
这是坊间流传的一个段子，它说明一个问题，有些委婉语像泥鳅一样滑溜溜，你弄不清它是什么意思。
就拿“光荣”来说吧。这个词有时候意思明确——“班长，要是我光荣了，就把我的入党申请书交给指导员。”这是红色文艺中常见的表达。此处的“光荣”来自于“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的理念，以形容词“光荣”来承担名词“牺牲”的意思，为战死沙场的惨烈戴上一顶荣誉之冠。
另一种“光荣”的意思就滑溜溜得难以把握了。一位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告诉我，在1942年的抢救运动中，他的一个同学在逼供下乱咬，说他是蓝衣社（国民党特务组织之一）。大家逼他承认，他不认。女友动员他：“谁坦白谁光荣，你坦白了，咱俩还是朋友。”他反问：“说假话能光荣吗？这种光荣我不要！”结果女友离他而去，嫁给了一个大首长。为了让他早日“光荣”，班长决定发动“车轮大战”——七个人分成三个小组，不舍昼夜地对他进行威胁利诱式的启发教育，熬到第四天，他顶不住了，在迷迷糊糊之中，承认了蓝衣社。
一个月以后，在王家坪的桃园举行坦白大会，叶剑英主持，号召失足者快点坦白。主席台两边设有“光荣席”，桌上摆着香烟茶水。他被同志们连拉带拽弄到了“光荣席”上。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一想起来那份“光荣”还浑身冒汗。
何方在他的书里也提到了这个坦白大会，提到了主席台两边的“光荣席”，书里说：“一坦白，就算‘光荣’了，还可以抽一支烟。”——要知道，那时的延安，香烟是最难得的奢侈品，投奔革命的烟民们缓解烟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开会时坐在主席台前，捡首长们扔的烟屁。尽管如此“‘光荣席’上的香烟吸引力并不大，许多人被积极分子连拖带拉就是不上去。”何方就是其中一个，他老兄搂着一棵桃树，积极分子们说破了天，就是不撒手。“让他们嚷嚷去，嚷嚷完了总得散会。”抱定这个蔫主意，他终于没有获得那份能抽一支烟的“光荣”。
这个“光荣”给语言学出了一道难题，它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解释它？按上述语境，它应该是“坦白交代”的委婉语。麻烦的是，那坦白交代是假的。如果真的坦白交代算做光荣的话，那么假的坦白交代只能归为耻辱。这种“以耻为荣”的语言现象说明了什么？
“帮助”也有点滑溜溜。何方把它解释成“围攻”——“由领导给分工，找几个积极分子，再搭配几个普通学员，去围攻（名义上的帮助）一个重点，日夜鏖战，直到被围攻者‘坦白交代’。”这种释义虽然形象生动，但有些含混。是否可以这样解释：在政治运动中，为了促使某些人达到掌权者的要求，有组织地对其进行说服动员，以至刑讯逼供的做法。
“帮助”大体上可以分成冷、热两种。冷帮助主要用语言从精神、心理上给被帮助者以威胁恫吓。通县河北梆子剧团的舞美设计江皓先生，曾这样记述团里的造反派“重点帮助”他的女友刘炜：一武生主演声嘶力竭地痛斥贫农出身的刘炜忘了本，背叛了她的红色家庭，竟和一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搞对象，丢尽了革命家庭的脸。
“热帮助”不但用语言，还要用暴力，用伤害被帮助者的肉体来达到目的。“挖肃运动”时期，土默特右旗“群专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常常这样威胁“内人党”：“灰烂各抛（坏家伙），肉皮子痒痒子么？要不要爷找人帮助帮助你？”这种帮助的结果，就是皮开肉绽，筋断骨折。
“帽子”这个词，我们常用，但是要把它的意思准确地说出来并不容易。“五子登科”中的“扣帽子”，可以解释成“强加罪名”。毛泽东批评江青开“帽子工厂”，也可以说是开“罪名工厂”。可是，“戴帽子”、“摘帽子”中的“帽子”就不好这样理解。比如，你不好把“帽子拿在人民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上”
改成“罪名拿在人民手里，随时都会给你按上。”如果你认为，“党委决定给张三戴上中右的帽子”可以解释成“党委给张三加上中右的罪名”，那么“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会不容商量地扣在你的头上。
帽子的滑溜溜，与它前面的动词有关，如果“扣”上去，那么帽子就是贬义的；如果戴上去或者摘下来，那么它至少是中性的，像英文翻译的那样，成为标签（name-calling/labelling）的另一种表述。
“因公死亡”大概是滑溜溜之最。字典解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因履行公职遭受事故伤害造成死亡，或者患职业病经医疗救治无效死亡的，称为因公死亡。”文革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有的死因不明，有的虽然死因清楚，但不好明说。怎么办？都归为“因公死亡”。比如，1966年8月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四十年后，同事们出书，称她为“壮烈牺牲”。而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则称其为“因公死亡”。再如，1970年10月23日，原科委主任，著名记者范长江的遗体在其关押的河南省确山干校的一个农村的机井里发现。如果是自杀，水性好的范长江不会选择投水；如果是他杀，又找不到凶手。于是就来个“因公死亡”。
文革结束后，公安司法部门对秦城监狱的看守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那些用法西斯手段折磨犯人的酷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据说有17人被秘密处决，而其家属得到的是“因公死亡”的通知。
这里的“公”耐人寻味。上例似乎提示我们，是指国家干部、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政治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比如，批斗与挨斗、游街与被游街、施暴与被施暴、看牛棚与关牛棚、搞专案与被审查，都是履行公职。所以，如果在这中间出现了死伤——不管打人的还是被打的，都应该归为因公。换言之，张霖之、老舍、卞仲耘、孙维世、傅连暲、郑君里、张志新等成千上万死难者，都是因公死亡。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四人帮”抓起来之后，有一次，北京大学批斗迟群、谢静宜，聂元梓和蒯大富被拉来陪斗。聂、蒯愤愤不平：岂有此理！迟群、谢静宜把我们关了十年。我们怎么跟他们一起挨斗！如果他们知道“因公死亡”的兼容并包，就会好受得多。
很少有哪个委婉语像“因公死亡”一样的大肚能容。一般的委婉语只是把坏事说成好事，至少是不那么难听——国民党把“逃亡”叫做“撤退”或“不守”，大陆管“三年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日本管“经济萧条”叫做“经济调整”，美国人给穷国留面子，称其为“发展中国家”……
委婉语这种滑溜溜的品性，甚至足以让人丢掉性命。民主柬埔寨时期，有一个不祥的词——“sneur，意为‘邀请’或‘询问’……红色高棉会来某人家中，sneur（请）某人的儿子去学习或去受教育。很多人被这种礼貌的要求所迷惑，完全没有反抗。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那些被请去的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带走杀死’。”
无独有偶，饶瑞农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沉痛的故事：他解除劳教后，不能自谋职业，只能“留厂就业”。“所谓‘留厂就业’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与另一种直言不讳的说法‘留厂继续改造’交替并用——需要你‘安心留厂’时用前者，需要你‘服从管教’时用后者。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就业’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人的‘法定名称’叫‘厂员’而不是‘职工’，相互不能称‘同志’而只能叫‘同厂’。尽管从法律上讲我们都已恢复了公民权，但与同厂犯人的区别也就是不剃光头、不住监房、有工资，‘理论上’还能请假外出而已。”
不幸的是，他的同厂许小彦，一个二十多岁的刨床工，把“留厂就业”这表面的堂皇当了真，以为自己既然从法律上恢复了公民权，就可以真正享有之。在批林批孔期间的“某个休息日，因家有急事又怕不能准假，便毅然以‘公民身份’擅自离厂，结果被以‘逃跑’罪名抓回、手铐脚镣投入禁闭室内。一日，厂部最高领导王政委亲临禁闭室对其进行当面教育，话不投机还被带镣踢了一脚——这‘身份僭越’的一脚，其代价就是‘厂员公民’许小彦不久后以‘呼喊反动口号’为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在全厂大会上当场点名、当场宣判、当场执行。”
有了这些滑溜溜的委婉语，就会有滑溜溜的委婉文。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某班主任“经过了反右之后，对缺点和问题就不再直截了当地指出来，而是采用了迂回曲折的暗示方法，即反面文章正面做。如有的同学性格孤傲，脱离群众，作为鉴定语言，则写成‘希望能广泛联系群众’。有的同学骄傲自大，刚愎自用，在鉴定中则写成‘希望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有的同学婚前与异性发生了性关系，这在当时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在班会上对这位同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在鉴定中则写成：‘希望在生活作风上加强自我修养。’这类含混不清的语言，使人读了不知所云。据说，用人单位曾派一干事到北大中文系，专门询问鉴定关于‘在生活作风上加强自我修养’一语，是否指该生曾犯有偷窃罪。”这位慈悲为怀的班主任，为中国委婉语的发展繁荣增添了悲怆的一笔。
综合以上诸例，似可略做小结：委婉语是社会禁忌和文化避讳的产物，它们大都跟政治有关。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谁管理呢？古人说是圣人。圣人怎么管理呢？钱钟书引《诗经》、《老子》、《韩非子》、《庄子》，以及古人的注疏，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圣人代表着上天，其管理之法遵循着“道”。这个道取阴弃阳，“无声无臭”，“在隐在匿”，“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不知其主，出乎幽冥”。古人也觉得这么说过于抽象，于是用三种东西做比喻：一种是小偷，一种是老鼠，一种是鬼。小偷作案前后要隐匿，做案时要身手灵活，速战速决（“静如鼠子，动若偷儿”）。老鼠藏匿于洞穴之中，出来觅食悄无声息（“如鼠藏穴，潜隐习教”）。鬼呢，夜里才出来，阴险诡秘，不可测度。（“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阴密’”）（《管锥编增订》第一篇，1982年9月第一版）你想想，如此高深莫测的东西，能用寻常的语言表达吗？
2014-11-16日修订
《记忆》2015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