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满舅是大队党支书。那时过年过节的节目有两个，一是文艺汇演，一是开斗争会。斗争会上最常见到的人一个是满舅，再一个是吴九爹。两人都在台上，满舅是主人，作报告，南腔北调地大骂一通，九爹则是批斗对象。吴九爹和三五个地富反坏右一起，脖子上挂个“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低头、勾背、弯膝、缩脚，很窝囊地站在台前听训，好像没思维似的。
那是大队支书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的年代，但满舅还确实是个老实人。他在台上训斥九爹时，没有多余的口舌，多半是：“你这个家伙，老实一点！站好！”这时的吴九爹则是唯唯诺诺，不敢抬头，以免引起公愤。
有一天上午，开完斗争会，几个民兵提着枪，把这些反革命押回去，我跟在他们后面看。回到满舅家那个村时，押解的民兵全去大队部交枪了，最后只剩下我、满舅和九爹一起向家走。九爹走在最前，满舅看起来像是还在押解着他一样，我走在最后。九爹大概六十来岁，平常走路都是腰板直直的，现在则要做出很可怜的样子，不敢迈大步。三人一起走着，谁也不说话。快到吴九爹家时，满舅见没人了，就说：“九爹，我就不送了啊，对不起你老人家了呵。”听到满舅这话，我懵懵懂懂的，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和满舅继续往家走，我问他：“怎么对不起他呢？”满舅则说：“你不要到外面讲就行了。”
后来我爸调到另一个地方工作。有一天，上小学的弟弟因玩闹腿骨脱臼，老师心情忐忑地把我叫了去。我弄个担架，把弟弟抬回家，我妈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赶车送到吴九爹那里去！”
吴九爹治好了我弟弟的脱臼，可是我家连个感谢也没敢说。我妈心里对此事一直感到歉疚。
后来我知道了吴九爹历史反革命的来由。他原是一个铁路工务段的工长兼地区党委书记（当然是国民党的），解放后自然就成了历史反革命。肃反时，他不在本乡，没人知道他的历史。当时他已是一个单位的工程师，本来肃反也过关了，可是他有文化，在技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一下子被人盯上，就这样被遣返原籍。
十几年后，我想起九爹，向满舅讲起当年斗争的残酷，满舅倒是显得很平淡，说：“九爹被遣返回乡那几年，他们原单位的人来过好几次，要把他押回去批斗，都是我给扳住了。假如让他们狗日的抓回去，你怕现在还有人啊！”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期，2011-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