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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历劫记(2)

风雪海滨

1958年1月31日下午,我被宣布为“右派”,开除公职,收容劳动教养。我被一个法警押送到司前街拘留所。次日下午,那个押送我的法警也被打成“右派”,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跟我关在同一个号房内。

拘留所的几间号房人满为患,拥挤不堪。除了“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无理取闹的坏分子,其中有干部,有中学教师,甚至还有个别的职工,都是中青年人。有个四十多岁的干部,据他说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由于有点“功臣思想”,平时跟单位领导合不来,经常抬扛,这次竟被定为无理取闹的坏分子。他不住地蹬足叹气,懊悔不迭。

当时人们谈话的热点是劳教的期限,不少人认为,既然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不是判刑,期限自应不同,最短的刑期是6个月。人们又抱着一线希望,想熬过几个月以后,一切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1958年2月10日,我被押送到苏北滨海县的东直农场。这里本是关押罪犯的劳改农场,大批罪犯现已调走,只留几个刑满留场就业的职工,以帮助劳教人员学习农作技术。

东直农场地处黄海之滨,这里原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经过劳改犯多年的开垦,已在芦苇丛中开辟出面积广大的可耕地,全是盐碱地和沙土,种植棉花、玉米、大豆、小麦、玄麦、胡罗卜以及苞菜、青菜、南瓜、香瓜等。由于土质的问题,种的蔬菜就这么几种,人们常年吃的是胡罗卜、苞菜叶、青菜、玉米、玄麦,只在节日才能吃到大米或面粉,每月还可吃到一两次猪肉;只在春节的三天假日内,才有大米饭、馒头、猪肉、咸鱼、粉丝、豆腐、油炸黄豆等等。尽管不久就把整粒玉米用机器轧成玉米粉,但由于玉米皮屑没有筛去,在城市吃惯大米的人仍然感到难以下咽,大都拉稀;加上吃的是苞菜的边皮老叶,又苦又涩,棉籽油又少,甚至根本不放油,只用盐和水把一大箩筐的老菜叶倒在大铁锅内煮。于是有些人就患了浮肿病,大多数人则患上了蛔虫、钩虫等寄生虫病,除了重病号,都得带病下大田劳动。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但整日整夜的刮风,“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人们的脸都被刮成紫酱色了。

冬季的农业劳动,只有植树和开河。因为风大,所以要种植大面积的防风林带;因为要改良土壤,所以要开河,实际上是修筑较大的排灌渠道。一般劳力不是种树就是挑土方,老弱病残则干些轻活,如拣僵瓣棉花、搓草绳、编箩筐、编芦席、脱土坯……等工作。

我被安排在四大队第十二中队,共有近千人,分别住在那些用土坯垒墙、麦秸盖顶的长条形茅屋内,室内有两行长长的统铺,共计约有百余个铺位,中间有条泥地过道,屋子中央的木柱上,挂着个点燃棉籽油的油盏,两边的土墙上,开着一个个四方形的窗洞,因为土墙很厚,所以风雨再大,室内都不受丝毫影响。这样的茅屋冬暖夏凉,东西两端都有一扇木门,加上几十个朝南的窗洞,室内的光线还算是不差的。

大队部的管教干部有教导员1人,大队长、大队副各1人,干事若干人。中队部有中队长1人,中队副2人,干事若干人,以及管理大伙房、小伙房的事务长1人。炊事员、赶马车或牛车的,则在劳教人员中挑选懂些门道的人担任。中队的农业劳动中除了养牛、养猪、养鸡、种菜,由队长指派专人负责外,其余的按照强弱劳力搭配的原则,编成几十个小组参加大田劳动。一个小组共有十五六人,由队长指派一个强劳力任生产组长,一个劳力较差但有点文化的任学习组长。生产组长要负责完成队部规定的劳动任务,完不成就得在晚间的点名会上挨批评;学习组长则要主持每晚的政治学习以及评工分、记工分。劳教人员每月有19元工资,扣除9元伙食费,余下的10元便充作组员的工资,凭每月结存的工分,多劳多得,年终结算,由队长当众公布各人当年的工资数字,把钱存在财务室的账簿上,以供人们购买生活用品之类的需要。我在苏北先后调过6个农场,劳教队的编制和劳教人员的劳动、学习、生活,都是同一个模式,在21年中一点也没有改变。

劳教农场是个没有笑的场合。管教干部的脸自然是严肃的,讲话都带着训斥的口气。至于劳教人员则更是成年累月地从早到晚都板着脸,人人的脸皮都绷得紧紧的。在大田劳动中彼此也都谈话,也还是看不见笑容,听不到笑声。在那种没有笑的氛围里,我也丧失了笑意,不会笑,不懂得笑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在21年的漫长岁月中,我没有看见过笑,自己也从没有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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