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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余生(2)

不久,队里找我有事,原来密山农垦局决定在此修建一条木轨铁路进山(模仿铁路的格式,但没有钢材,用硬柞木作轨道),长度有十几公里,用以运出山区的大量木材,以适应大跃进的形势。队里翻遍档案后,找出6个有土建经历的人,组成一个设计组,负责此项事情,由复员军官叶平瑞负责(他不是右派,不知为什么下放来此,到现在还是个谜,他年龄不大,和我们相仿,估计是家庭出身问题),组员有张恩余(交通部电讯局的)、李元驹(一机部汉口设计院的)、程伯纯(冶金部马鞍山矿的)、徐学仁(国家计委基建综合局的)、朱传铭(计委交通局的)、李国钧(交通部成都设计院的),连我共七人,有时拉沈明(部队下来的技术干部)参加。

牡丹江农垦局的白局长亲自召集我们开会,交代任务,寄以厚望。我们感到重任在肩,一定要搞好,设计思想是领导定的,我们坚决执行,每天早出晚归勘察路况,在原生树林和荆棘灌木中来回奔驰,手脚都挂刺流血,可以说得上是兢兢业业。当时的技术条件太差,全部家当就是一根皮尺,连个水平仪都没有,我们还是勉为其难,土法上马,每次出外时带个脸盆,盛上水,就当水平仪使。

木轨路终于58年底开通,王震部长还专门来电报表扬了设计组,我也得了850农场的奖状。但是木轨路存在天生的缺陷,柞木虽有一定硬度,但其的涨缩率大大高于铁轨,在室外受潮以后变形严重,有的还扭扭歪歪,无法保证轨距,以致效果不佳。从外面订制的几辆铁制轨道车不带动力,每次可以运送几立方木材,得用十几个人使劲推,低速运行。而且走着走着车轮就和轨道分家,掉下来了,不得不在两旁派人用撬杠用力拨回到轨道上去。如此反复,效率低下,半天走不了几公里。

事实证明,木轨路是一个低级的主意,是大跃进的产物,大半年后就停用了。

不久,叶平瑞说太忙,他大概还兼着别的事情,叫我当副组长,协助他工作。叶的态度比较客观低调,除了业务以外,其它的从不过问。设计组的大部分工作由我管,我们内部相处得不错。1958--59年,我们设计了大批养鸡场、宿舍,当然都是很低标准的。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畜牧场规划要建万头猪场、十万头鸡场,追英赶美,雄心勃勃,王震部长有个讲话,要我们打破迷信,把猪喂得比大象还大,他每年亲自来几次当面督促,对畜牧场的厂长耳提面命,大鼓干劲。

当时的上下气氛还可以,李元驹原来是一机部武汉设计院的土建设计员,是组内设计主力,他和分管我们的邹副场长曾为屋架的结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李元驹说屋架的下弦是受拉的,哪一本书上都可以查到,副厂长说我是老木工出身,干得多了,下弦就是受压的,千真万确。一个说你是经验主义,一个说你是教条主义,谁也不买账。当然还是大老李说的对。

几个月下来,队里安排作思想总结。大家纷纷从改造的角度汇报收获,普遍地说对劳动有了认识,体力增强了,睡眠好了,皆大欢喜。当然这种总结都是泛泛而谈,报喜不报忧,大家都不大愿意接触个人的深层实际,右派们来自四面八方,以前互不熟悉,肯掏心里话的很少,而且互有顾忌。

就我来说,57年的人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惊涛骇浪,突然沉入谷底,不知如何是好,一切检讨、认罪、挨批、下到东北、劳动、吃苦都是无可奈何地一步一步跟着做,毫无回转余地。对于反右斗争的是非,我没有能力去怀疑和判断,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感到我反过党,我自问做人比较厚道,18岁就入了党,处处奋勇向前,我的鸣放言论中也没有什么邪恶的东西,怎么党一下子就翻了脸?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而在另一头,党和老人家在我的心目中又是绝对真理和最高权威,他们的做法肯定有种种道理,不容置疑,两种思想是矛盾的。

在排山倒海的反右浪潮中,我弄得头昏目眩,无力分辨是非。我只能说很可能是时代变了,我的思想已经跟不上形势。为今之计,不能再去争辩是非,那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罪、彻底的认罪,顺从,绝对的顺从,夹起尾巴,听从中央和一级一级领导的安排,平时少说多做,谨慎小心,切莫招惹是非,也期望有一天得到组织的谅解,回到原来那个工作岗位去。好在右派比劳改犯要强一些,听领导的口气,只要改造的好,一切还可以恢复。邓小平在报告中还说到,右派改造好以后,还可以重新入党呢。

记得57年秋冬批判斗争我的时候,我也是想不通的,转不过弯儿来。我爱人着急,找到对门的原文教局局长高云屏,请他给我做思想工作。高局长说,你做检讨不能局限于自己认识到的动机,首先要查效果,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如果效果不好,当然是源于动机不好。你讲了那么多反党言论,肯定有反党的动机,不过你自己有时候认识不到罢了。为使检讨深刻,就要挖掘潜在的动机,从效果往前推想,那样,每一个动作都是事出有因的。

我当时“豁然开朗”,掌握了局长的思想方法,首先从自己的出身检讨起,既然出生于剥削阶级,肯定是对党不满的,肯定会利用整风之机来兴风作浪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可以解释得头头是道,都是阶级报复。在主动上纲上线,痛骂自己一顿以后,群众感到满意,再没有兴趣来开我的会了。

但检讨过后,我心里却感到冤的慌,我已经变成胡汉三、黄世仁一类,十恶不赦,那又何苦要在解放前冒着危险参加学生运动呢,何必要入党入团呢?清夜自问,我不是那么坏的人。让我背上一身罪恶,说不过去,我还要努力,重新归队。

顺便说一下,高局长以后升了官,当了副主任,他是陕北过来的老干部,为人不坏,颇有修养,说话慢吞吞的,但很有条理,作为邻居,他的岳母和孩子和我们相处都不错。到文革初期,造反派还结合他进入生产班子,受到重用。但以后突然有一天造反派翻脸要批判他,并把他隔离起来,专人看管,他怎么也想不通,找机会跨过窗子从六层楼跳下来,当场毙命。我事后得知,仍感震惊和惋惜,原来老人家发动的运动,也使得像高局长这样资格很老的干部晕头转向,有理说不清,走上绝路。

右派队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各有各的思想困惑和企盼,知识分子聚在一起,小的矛盾总是有的,有时不免也开会处理一些团结问题。但总的来说,这一段右派们的日子过得比较平稳,情绪还算正常,基本相安无事,有一个希望是共同的——好好改造上2-3年,平安回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希望在前,要努力奋斗,不怕吃苦,到北大荒就是来吃苦的,咬着牙也要挺过去。

木轨路修完,设计组离开三队,划归基建大队。初期基建大队长是麻德华,他光管给我们安排干活,其它的不过问。大半年以后,麻德华调去乌鲁木齐新疆建设兵团,大队长改为祝鸿友、指导员李惠。从此我一直在基建队劳动,没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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