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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杂忆(29)

牛棚生活(三)

(十一)特别雅座

我自己已经堕入地狱。但是,由于根器浅,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地狱中还是有不同层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层地狱吗?

这话要从头讲起,需要说得长一点。生物系有一个学生,大名叫张国祥。牛棚初建时,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他是后来才来的。至于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又是怎样来的,那是聂记北大革委会的事情,我辈“罪犯”实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他到了大院以后,立即表现出鹤立鸡群之势。看样子,他不是一个大头子,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我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中收缴来的。“罪犯”们所有的财务都归这一批牢头禁子掌握,他们愿意到“罪犯”家中去拿什么,就拿什么。连“罪犯”的性命自己也没有所有权了——,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那一所阴森恐怖寂静无声的“牛棚”中,是非常突出的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几天晚上,在晚间训话之后,甚至在十点钟规定的“犯人”就寝之后,院子里大榆树下面,灯光依然很辉煌,这一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首站着一个“罪犯”。他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怒骂。这种训斥和怒骂,我已经看惯了。但是他这坐的姿势,我觉得极为新鲜,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影像,永世难忘。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眼前垂头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过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他是那位“老佛爷”贴大字报点名攻击的主要人物。黑帮大院初建时,他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另外什么地方,还不是“棚友”。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张国祥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我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而已。

可是我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这个恶运竟飞临到我头上来了。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息灯睡觉的铃,我忽然听到从民主楼后面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那时我们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处在最高“战备状态”中。我听了以后,连忙用上四条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张国祥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态,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呀?”

我大为吃惊,敬谨回禀:

“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他说:

“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是的,我承认他说的是实话。我一没有被拳打脚踢;二没有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就是极大的“仁慈”吗?我真应该感谢“皇恩浩荡”了。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这一句话里面含着极危险的“杀机”。“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怎样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息灯铃响了以后,我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空霹雳一般,听到了一声:“季羡林!”我用比昨晚还要快的速度,走出牢房的门,看到这位张先生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

“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脸上,头上蓦地一热,一阵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最关要害的头部。我脑袋里嗡嗡地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闪,笔直地站在那里。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我好像要失掉知觉,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坚持下来。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如果有的话——也根本听不到了。我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我不知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据后来住在拐角上那间牢房里的“棚友”告诉我,打得时间相当长。他们都觉得十分可怕,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我自己则几乎变成了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反而没有感到像旁观者感到的那样可怕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隐隐约约地仿佛是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我的知觉恢复了一点,知道这位凶神恶煞又对我“仁慈”了。我连忙夹着尾巴逃回了牢房。

但是,知觉一恢复,浑身上下立即痛了起来。我的首要任务是“查体”,这一次“查体”全是“外科”,我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还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都还能睁开。足证眼睛是完整的。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上都流着血。但是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

试想,这一夜我还能睡得着吗?我躺在木板上,辗转反侧,浑身难受。流血的地方黏糊糊的,只好让它流。痛的地方,也只好让它去痛。我没有镜子,没法照一照我的“尊容”。过去我的难友,比如地球物理系那一位老教授,东语系那一位女教员等等,被折磨了一夜之后,脸上浮肿,眼圈发青。我看了以后,心里有点颤抖。今天我的脸上就不止浮肿,发青了。我反正自己看不到,由它去吧。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要背语录。我现在干的是在北材料厂外面马路两旁筛沙子的活。我身上是什么滋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概说不清楚,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正如俗话所说的:祸不单行。我这一个灾难插曲还没有结束。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一位张先生走进牢房,命令我搬家。我这“家”没有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即搬到我在门外受刑的那一间屋子里。白天没有什么感觉,到了夜里,我才恍然大悟: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的地方。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我不清楚。是怕犯人逃跑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识分子犯人是最胆小的,不会逃跑。看来是怕犯人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现在我才知道,受过重刑之后,我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我升级了,升入一个更高的层次。“钦犯”陆平就住在这间屋里。打一个比方说,我在佛教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吧。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仍然是那一位张先生,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每天推着水车,到茶炉上去打三次开水,供全体囚犯饮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位王教授会同我并列。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也并没有犯过什么弥天大罪,为什么竟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打开水这个活并不轻,每天三次,其他的活照干,语录照背。别人吃饭,我看着。天下大雨,我淋着。就是天上下刀,我也必须把开水打来,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那一位姓王的教授却能苦中寻乐:偷偷地在茶炉那里泡上一杯茶,抽上一烟斗烟。好像是乐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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