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看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四小时的影片我看了两个小时因感到不适，就提早离场了。不知道不适是因为座位太近银幕的关系，还是因为影片的内容使然。前两小时影片呈现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害关系，而且不是掌权者对无权者的霸凌，而是无权者之间的互害，包括父亲对儿子、母亲对女儿、老师对学生的刻毒言行，而且往往不是为了利己，只是出于自然的对人恶意。这是怎样形成的一个扭曲了所有善良人性的社会？即使我早已认同鲁迅所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电影以具体人物形象来呈现的社会，仍然使我极感不适。
虽没有看完，但我知道故事的最后发展：几名在社会中被压榨到喘不过气的人，坐火车去东北边境的满洲里要看一只传说席地而坐的大象，在路途中公车停在一处，众人在空地踢毽子，剧终。“大象席地而坐”寓意绝望的人们的一个无意义又渺茫的希望。
“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是一个英语熟语，用来隐喻某件物体虽然像房间有一只大象那么明显，却被所有人装作看不见，不说穿，不讨论。这种集体的沉默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众目睽睽下的真相只有一个孩子敢说出来。为什么是孩子？因为他未知世故。
没有人说出房间里的大象，有时是出自善意或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他的病情。但许多时候是由于害怕，害怕权力，害怕残暴统治的暴力，害怕失去政治或经济利益，害怕被同类的群体孤立。
美国社会学教授Eviatar Zerubavel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房间里的大象》，剖析人们私密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作者将之称为合谋性沉默。中国海归学者刘瑜为这本书写的序，提到“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现在，“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沉默是金，言多必失，少说为妙，祸从口出，空谈误国，闷声发大财……太多中国的古训今训告诉人们，审时度势就是少说话。
刘瑜说：“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一国两制在香港渐行渐远，《基本法》被中共港共任意曲解、蹂躏、践踏，香港的文明不断沉沦，年轻人和不放弃明天的中老年人，面对香港未来感绝望，因而追求在越趋极权的“一国”之外的出路，这些都已经像房间里的大象那么明显。如果香港人继续沉默，如果民主派只顾眼前、不争取明天，如果独立、自主连讲都不能讲，不敢讲，那么“天下太平的幻觉”就随时会被大象踩碎，香港终会沦落为《大象席地而坐》所描述的社会。
“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马丁·路德·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