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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将“跪刑”无限地“发扬光大”

“跪”是一种膝盖着地的姿式。在西安附近,曾出土了一处二千多年前的墓穴,墓主穿金戴银安详地平卧着,墓主的四周竟围跪着数具人尸骨架。这几具双膝着地的尸骨架,告诉着今人什么是贫贱和低卑。

早在上古时期,“跪”就是区别位尊者和位卑者的标志。

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当家做了主人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不仅勒令“地、富、反、坏、右”们跪倒在地,还要在他们身上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也不得翻身!

什么叫作尊贵?什么叫作贫贱?

凡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水深火热”之中走过来的人,可能都会同意以下这种解释:

站=尊贵。跪=贫贱。

笔者在采访收集“文革”法西斯酷刑时,听到最多的恐怕就是各种名目的“跪刑”了。

在卫河西岸有一个小黄庄,村东头住着一个七十二岁的王奶奶。

“文革”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最时髦的摆设,就是一尊毛主席他老人家挥手致意的石膏像。每天全家人都要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王奶奶家中的桌子上,也像供神一样摆放着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

王奶奶有一个外孙子名叫晓东,当时只有二岁,晓东见东西就抓。一天,竟把那尊毛主席像抓在了手里,扔到了地下,摔碎了。王奶奶又让在县城工作的闺女,捎回来了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没多久,又被晓东给摔碎了。王奶奶一不作,二不休,亲自跑到县城的闺女家,把闺女家那尊夜光塑料的毛主席像“请”回到家里。可是,不谙世事的晓东,还是抓住就往地下摔。王奶奶为了防止晓东再一次抓到手上,竟小心翼翼地用线绳将领袖像的头栓住,吊在了房梁上。一边吊着一边赌气地对着外孙子道:“我看你这个小东西还有什么本事再抓!”

此事马上就被一个“觉悟”高的老街坊发现了,老街坊一刻也没有敢耽误,就迅疾地报告了村里的红卫兵。整日高喊“捍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马上就将王奶奶抓了起来,因王奶奶岁数太大,红卫兵们没有向王奶奶抡皮带、动木棍,只是勒令王奶奶跪在村旁的打麦场上,让七月天炽热如火的太阳暴晒着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奶奶……王奶奶跪在坚硬的打麦场上,没有多少头发的头皮被烈日晒得火辣辣地痛,她那双原本就昏花的老眼,被刺目的阳光晃射得竟黑蒙蒙起来,老人当时把毛主席像朝房梁上吊挂时一点也没在意,现在被一群如狼似虎的红卫兵小将围在打麦场,越琢磨心里越害怕,越琢磨越觉得对不起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老人家一口气没有喘上来,就昏死了过去……

H县有一个画家,被自己的老婆咬了出来,说他是“老牌国民党特务”。这都是因为他平时生活不太注意小节,时常与女同事开玩笑,在当时的小县城中,经常有对他捕风捉影的桃色新闻。他老婆又是一个缺心少肺的农村妇女,最喜欢喝“醋”,听到点“风吹草动”,就向他义无反顾地“挑战”。最后,总是被画家按到在地,施上几记拳脚。“文革”一开始,县里就开展“抓国民党”运动,画家的老婆不知是自己想的点子,还是她娘家人给她出的主意,竟跑到丈夫的顶头上司面前,揭发自己的丈夫是“国民党”。而且还当场出示了物证:一根又黑又粗的老式钢笔。这根钢笔显然是外国货,在钢笔帽上刻着一溜烫金的外文字母。画家老婆还绘声绘色地对丈夫的顶头上司说:“这根钢笔是他参加国民党特务时发的接头工具。”

画家的顶头上司是县文化馆馆长,当时也正处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阶段。听到了画家老婆的人证和物证,虽然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是画家老婆在“公报私仇”,因为他和画家过去是无话不谈的好友,画家的那点经历他比谁都清楚。鉴于自己的处境,一是为了有立功表现,二是不落下包庇坏人的把柄。他马上就带着自己好友的老婆,跑到了“县革委”,和自己好友的老婆一起,把自己的好友“检举揭发”了。

画家被“县革委”的专政队员从家中抓走了。

画家老婆还追上一个眉目较善的专政队员,扒在他的耳朵上说;“俺家男人我管不住,这次送给你们,让他吃点苦头,你们吓唬吓唬他就行了,千万可别打他,俺还得指望他挣工资养活俺呢。”

画家老婆想得太天真了,她为了冲淡自己心中的“醋”劲,竟亲手将丈夫送进了鬼门关。

画家被带到“县革委”的大会议室里,几个专政队员把会议室的椅子,一个接一个地向上叠落起来,一直叠落了四把椅子,最顶端的那把椅子都快接近天花板了。

专政队员们逼着画家爬到最顶端的那把椅子,而且还必须在椅子上跪起来。专政队员们称之为“猴登殿”。

画家开始不肯照此执行。马上就挨了一顿拳打脚踢。

画家为了免受皮肉之刑,万不得已,只好照着专政队员的要求,向叠落了四把椅子的顶端攀爬。

画家画过巨幅领袖像,当时的巨幅领袖像有二、三层楼高,画像时需要搭脚手架。可能是画家有攀爬脚手架的经验,所以,这次他竟然没有费太大的劲,就完成了专政队员对他的要求,跪在了叠落在最顶端的椅子面上,他的头弯着正好顶在天花板上,想直也直不起来。

“他妈的,这小子腿脚倒是利索,在咱们这里‘猴登殿’的,还没有一次成功的,这小子倒是打破了纪录。”一个专政队员狠狠地说道。他们最喜欢在一旁观望受害人胆战心惊、晃晃悠悠地攀爬椅子的狼狈样,在受害人一次又一次地攀爬失败中寻找快乐。这次见画家如此这般轻易地“征服”了叠落在一起的四把椅子,心中顿时不快起来。

“老小子,早就听说你最喜欢画光屁股的女人,老实交待,是不是国民党让你专门画一些光屁股的女人,来腐蚀我们革命群众的?”

“那是人体画,是一门专门的艺术。”画家高高地跪在上面,小心翼翼地解释着。

“狗屁!”

一个专政队员飞起一脚就踹在最底下的那把椅子上。

叠落在一起的四把椅子顿时倾斜、散落,跪在最上面的画家丝毫没有防备,就象是断了绳的沙袋一样,重重地从高处跌落下来,落地时他的下巴正好碰在一把椅子的椅子腿上,椅子腿都被他的下巴撞折了,他的上下门牙也不可避免地折了两对四颗,他的口腔充满了鲜血。

专政队员们又叠落了四把椅子,还是拳打脚踢地逼着他向上面攀爬。

待他费力地刚刚跪在最顶端的椅子面上,一个专政队员又飞起一脚踢散了这四把叠落在一起的椅子。

画家头颅的鲜血又一次染红了脚下的水泥地面。

直到画家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爬上、跌下,爬上、跌下,再爬上、再跌下时,画家的太阳穴重重地碰撞在一个椅子角上,他跪倒在血泊之中……

画家再也没有力气攀爬了。

画家永远也不会有力气攀爬了.

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跪在自己的热血上,告别了他无限热爱的世界……

几天后,画家的老婆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被抓走的当天,就被“整”死了。她披头散发地跑到县文化馆,死命地揪抓着文化馆长的脖领子,用头使劲地碰撞着文化馆长的胸口,号淘大哭着,她的心中一定非常的后悔。她太相信“组织”了,总认为“组织”会和风细雨地帮助教育丈夫,却万万也没有想到“组织”竟把丈夫“帮助教育”死了……

文化馆馆长在这个小县城的文化人中,可算是一个数一数二的人物,他绝对没有画家老婆的单纯,他绝对能预测到画家被诬陷成“国民党”的命运。可是,他还是带着画家的老婆一起将画家揭发了出来。

文化馆馆长像一尊石雕一样,任凭画家老婆撕抓他的脖领、像擂鼓一样用头撞击他的胸膛。

他是在谴责自己的良心吗?

他没有留下答案。

几天之后,他也被人咬成“国民党”,也同画家一样,被专政队员活活地折磨死了。

H市的钢铁厂家属生活区里,有一个用水泥和砖堆砌的露天大舞台,在“文革”期间,这个露天大舞台的使用率相当高,几乎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批斗会在这里举行。因为,在那一段日子里,每天都有新的“叛徒”、“特务”、“工贼”、“走资派”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每揪出来一个,都要在这里举行批斗大会。

每当声带“刚劲有力”的大会主持人,冲着麦克风高喊上一句:“把走资派×××押上台来!”两个身强力壮的“革命群众”立即就会像揪小鸡一样,把被批斗者从台下揪上台来,揪斗者多是训练有素的人选,把被揪斗者刚带到舞台的前沿,两人的脚尖就会同时动作,准确无误地踢在被揪斗者的膝盖后面的掴窝处,被揪斗者马上会像遭受电击一般,两腿一软一屈,就跪倒在了舞台上。全部过程仿佛只在一眨眼之间就完成了。

如果被揪斗者“罪大恶极”,台下必定“群情激昂”。只要群众高呼一次“打倒……”揪斗者马上就会像对待小狗小猫一样,把被揪斗者的脑袋死劲地朝他或者她的裤档里按。围在舞台前沿的半大不小的毛孩子,还会从地上拾起一些砖头、瓦块、西瓜皮,随着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不停地向跪倒在地的被揪斗者,发起一阵阵“袭击”。

批斗大会的主持人,还经常根据被揪斗者的身份、经历和性质,找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或顶在被揪斗者的头上,或吊挂在被揪斗者的胸前。

顶在头上最普通的是用纸糊成的高帽子,最高的纸帽子有半丈高,纸帽子上多是用黑笔写着被揪斗者的姓名,然后又用红笔在姓名上打一个血淋淋的叉字。

还有的被揪斗者被逼着跪在地上顶砖顶碗。H市有一个在职工食堂工作的大师傅,身体又胖又大,体重足足有二百多斤,被人揭发有贪污行为。当时的职工食堂伙食都不太好,许多在食堂用餐的青工就把怨气撒在了这个大师傅身上,他不仅被揪斗,被逼得跪在舞台,有几个青工还跑到食堂抬来了一口直径约有半米的大铁锅,锅底朝上地扣在这个大师傅的头上,这口大铁锅是用生铁制造出来的,少说也得有二、三十斤重,大师傅那颗胖胖的头颅全都埋在了大铁锅里,几个青工还在外面用木棍不停地敲击着大铁锅的锅沿,大铁蜗发出连续不断、震耳发聩的钟鸣声,脑袋在大铁锅里面的大师傅,别说他的头顶所要承受的压力,光说他的耳膜所要遭受的刺激,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拴在被揪斗者脖子上,吊在被揪斗者胸前的物品就更多了。

最常见的是写着被揪斗者姓名的大牌子,做牌子的材料有许多,有纸糊的,有木板的,还有铁皮、铁板的。拴系牌子的材料也有许多,有绳子,有铁丝,还有铁链子。最令被揪斗者难以忍受的,就是用厚铁板做牌子,用细铁丝系在脖子上的那一种。厚铁板的重量不言而喻,厚铁板吊坠着细铁丝,细铁丝就会毫不留情地勒入被揪斗者脖子的肉里。被揪斗者的脖子被勒出的那一圈血印,就像是在战场上被鬼头刀砍了似的……

如果被揪斗者揭发有作风问题,特别是那些女受害人,跪在舞台上,还得在脖子上拴几只从垃圾箱里扒拣出来的破鞋。H市有一个女干部,可能平时风流一些,被揪斗时竟在脖上吊挂了二十多只各种式样的破鞋。有布的,有皮的,还有塑料的;有成人的,也有小孩的,还有一只小脚老太太的“窝头鞋”。这一大串鞋的共同特点,就是又脏又破。

“上帝”赋予人双足的功能和权力,就是载送人体。“文革”期间,H县的一个专政队却将人足的功能和权力无情地剥夺了。

这个专政队在县党校里办了一个“学习班”。“学习班”中长期关押了二、三十位“阶级异己分子”。可能是为了显赫专政队员那种“人上人”的威风,专政队员们勒令“学习班”的所有学员只能跪着行走,而绝不许站立。这所“学习班”足足开设了近一年,在那一年里,这所党校一下子好像变成了小人国的天地。“学员”们长期用膝盖走路,不仅膝盖磨破、磨出茧子,而且,小腿肚子的肌肉都开始出现了萎缩。

在“文革”中还有许多数不清的各种名目的“跪刑”。

如“跪炉渣”、“跪碎玻璃渣”、“跪三棱椽子”、“跪汽车轱辘”、“跪铁筛子”、“跪雪地”、“跪烧红的铁板”、“跪钉有铁钉的木板”、“跪地踩腿肚子”,“跪地腿窝处夹三角铁”……

“跪刑”尽管在上古就已出现,“文革”却将它无限地“发扬光大”。

(选自刘兴华著《疯狂的岁月——文革酷刑实录》,朝华出版社,1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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