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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眼里的科举考试

一个在中国待过多年的法国外交官,有幸赶上了1901年云南的一次乡试,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这位对中国已经很了解的法国外交官,饶有兴致地观察了这场考试。

他发现,近万名云南各地的秀才,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赶到昆明,富家子弟乘轿子,再次一点的骑马,很多人,则只能跟着马帮走过来。他不知道的是,马帮带考生,一般是不收钱的,因为可以借机夹带一些走私货而不被查。云南的贡院,法国人称之为“文学院”。临考期间,贡院的那条街上,早早就热闹起来,赶考的秀才们所需要的一切,在街上都能买到。街上行人熙来攘往,以至于过往的行人,不得不排成单列。连女子也来凑热闹,有小家碧玉,也有坐在严实的轿子里的大家闺秀。

其实,在他看来,好些考生,其实不过是借这个机会出来放荡一下,所以,一时间,昆明的青楼妓院热闹非凡,在里面流连的,净是这些举子。其他人,是不敢在这种时候跟举子争锋的。一旦闹起事儿来,被举子打了,也是白打。钱花光了,就去当铺,所以,当铺的生意也很好。

然而,老百姓却用很虔诚的目光看着这些举子,每天前来看热闹的百姓,非常多,人们仰视着进进出出的举子们,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那些主持考试的官员的轿子。法国外交官说,这气氛,有点像法国大选前夕。只是,法国的民众,是用选票把未来几年托付给一个他们认为信得过的人,而中国的老百姓,则相信考试可以选拔出可以信任的官员。他的观察不错,的确,中国老百姓对科举,有着狂热的迷信,正因为如此,凡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出行的虎头牌上,一定会写上自己的科举功名。有了这样的虎头牌,他们行事如何不打紧,老百姓一定高看他们一眼。这位法国人说,中国老百姓对科举考试,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未来都托付给考试了。

参加过乡试的陈独秀说,所谓的抡才大典(考试),不过是定期把这些猴子狗熊弄来表演。这话,是他后来的认识,如果当年他就这样想,就不会去参加著名的江南乡试了。所以,尽管有大批混混,但希冀博一个功名的考生,也还是不少的。他们的虔诚,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围观他们的人。

这位法国人还发现,在考试期间,昆明所有的机构,都停止办公了,市民所有的事情,包括婚丧嫁娶,都为考试让路。考场被兵丁们严格把守,考场被严格地隔绝。主考的考官,被神圣化了,进出的排场极为宏大,进出,都要放炮。但是,在考试期间,这些考官也被禁闭在考场,不能出来半步。法国人担心,考生在考试,这些考官没事干,是不是会很无聊?陪同他的人对这个问题很诧异,他们怎么会感到无聊?受到如此尊敬的人怎么会感到无聊呢?

的确,这就是老外的“外”了。一般来说,只有翰林出身或者现任的翰林,才有可能外派担任乡试的主考和副主考。承担这种考差,是所有翰林求之不得的事情,不仅意味着可以弄到一大笔钱(不是考生的贿赂,而是地方官的馈赠),更重要的,这意味无上的荣誉和皇帝的信任。考完,可以获得一批学生(凡是被录取了的都是他们的门生)。有了这些门生,日后的生活中,会有无穷无尽的好处。所以,进考场之后的考官,兴奋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感到无聊呢?

一双洋眼,所观察的科举考试,看到了为我们所忽视的一些东西。的确,这个实行了1300多年的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还真的不可低估。后来的高考,即便大学毕业早就不包分配,也不是“国家干部”了,但人们还不是当它是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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