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国留学的人，去日本的最多，但留日学生反清的也最多。庚子之后，各个反清的组织，像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众多叫不出名来的组织，个中的骨干人士，大抵都在日本混过。而留学欧洲、美国的人，反清的人物倒是不多。当年留美幼童，被顽固派视为离经叛道，半道就给打发回来了，这样的不公待遇，人家好像一个参加革命党的都没有。有些人比如唐绍仪、蔡廷干之辈，即使回国之后从水兵干起，也老老实实一步一步爬上来，没有愤而投了革命党。而留日的学生，即使回国高官可做，比如蔡锷、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他们，也都跟革命党有关系。在日本的时候，经常参加革命党的活动。尽管回国之后，若朝廷不出大错，他们仕途也很顺利，后来也未必一定会闹革命，但曾经心怀异志却是一定的。当年，如果说有哪个国家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当非日本莫属。
这跟日本的风土人情，有着莫大的干系。这些留学日本的汉人知识分子，进入日本之后，所接触到的人、事、物，很容易让他们想起古代的中国，尤其是令汉人感到自豪的唐代。日本人穿的衣服，一些古代建筑物，所用的器物，留在日语里的汉字，无一不让这些汉人多有感慨。回顾自己穿的衣服，脑后的辫子，想想自己身处的朝代，则难免有无限的愧疚。被压抑久了的华夷之辩，很快就会被挑起来了。章太炎到了日本之后，才发愤说自己是遗民。
与此同时，尽管日本的知识分子倒不见得都看不起清国留学生，但日本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孩子，对清国留学生脑后的辫子，还是多有好奇，或者说歧视和嘲笑。只要清国留学生一不留神，把辫子露出来，就会有小孩追着骂猪尾巴。单就这一点，也逼得这些留学生不得不剪辫子，不仅自己剪，而且给别人剪。像邹容和陈独秀，甚至把留学监督的辫子都给剪了。这样的风气，甚至影响到了满人留学生，当年端方的儿子，就老是想把辫子给剪了。
当然，留日学生中反满情绪流行，也跟留日学生比较多，鱼龙混杂，多数人都是混子，不好好求学，闲工夫比较多有关。这样的混子多了，日本人和日本政府，自然对之观感不好，让他们混得很不顺。这些人牢骚太盛，喜欢发泄不满，自然给革命鼓噪，留了太多的空间。加之孙中山他们又经常到日本活动，越是激进的思想，就越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时间久了，不仅那些学的半吊子之辈，比如陈独秀、邹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之辈是革命党骨干，连那些学而有成的人，比如众多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也有革命的意思。
所以，尽管日本政府也多次应清政府的要求，多次取缔镇压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但总的来说，还是纵容的时候多。日本朝野，对于给中国现政府捣乱的人，有着天然的容忍度，从这个角度说，日本这样的官方态度，也助长了留日学生的“反叛”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