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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入城

鸦片战争打完,中英签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英国人得意洋洋,觉得这下子中国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然而,兴冲冲前来五口的洋人们,上岸之后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五口之中,上海仅仅是个小县城。对于进城不进城,洋人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住在上海的兵备道,把黄浦江和苏州河一带的荒滩,租给了洋人,让他们自己解决居住的问题。洋人很高兴地就答应了,道台大人还挺高兴,一钱不值的荒滩,居然可以收租金了,还顺便把洋人打发得远远的。没想到,20年后,这些荒滩反而成了上海最繁华的所在,寸土寸金。

但是,其他口岸,可就有点麻烦,尤其是省城,比如广州和福州。按条约的英文版规定,所有的五口,英国人都可以自由进去住居。即使按中文版,英国领事也可以进城。可是,老外真的要进的时候,却进不去。中国的城市,有的城与市合一,有的城与市分开。城是政府所在地,有城墙,有守备,而市则非是。城市合一,则市也就沾了城的光,在城墙里面了。如果城市像西方那样,主要是市民和市场之所在,那么,洋人进来还是不进来,关系不大。但是,政府所在,有衙门,有官员。官员见到洋人,就感觉不安全,所以,打心眼里不乐意让洋人进来。当然,皇帝也是这个意思。签条约时,为了尽快打发人家上路,没有细看,等到签完了,才回过味来。于是安了心,不想让洋人进城。道光皇帝的小九九是,如果洋人要是进不了城,那么,五口即使开了,也等于没开,他老人家依旧可以在紫禁城踏实地做梦。

1844年,英国驻福州的领事李太郭到福州上任,居然被安置在城外的一间破房子里,像一个棚户。这位领事老爷,居然安之若素,待了三个月。其实,洋人并不喜欢进城居住,那时的中国城市,没有上下水道,垃圾乱丢,粪便则全靠农民进城运走,如果农民来得不及时,靠水的,就马桶往水里一倒完事,脏、乱、差、臭,跟中世纪的欧洲城市相似。此时已经开始讲究卫生的欧洲人,当然不乐意进来,这就是为何这位领事老爷能在城外任这么长时间的缘故。但是,进城,是领事的使命,不进城,怎么跟中国的官府打交道呢?所以,当英国公使发现他的福州领事没进城时,就亲自出面,一定要李太郭进城,在福州城里于山上白塔寺附近找间房子。

结果呢,福州士绅们马上应声而动,联名出面抗议。当时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布政使徐继畬,以“民情不顺”为借口,就给挡驾了。当然,洋人真的要进来,鬼点子也是很多的,李太郭已经暗度陈仓,找了乌石山的积翠寺的和尚,在积翠寺租下了房间。显然,福州的士绅,对阻拦洋人的官方意图,理解得不是那么的透,活儿干的也比较糙。

刘韵珂和徐继畬两位,在当时的地方大员中,还是算是明白人。面对既成事实,找来条约文本看过,觉得实在没法把住进来的洋人领事赶出去,只好忍了。但是,皇帝的旨意必须贯彻。刘韵珂就派人传谕各个商家,不许他们跟洋人做交易,同时,派人暗中稽查,一旦发现有跟洋人交易者,严惩不贷。让你进来了,什么也干不成,白搭。

与此同时,进城的洋人,日子也不大安生了。领事馆的翻译巴夏礼,仗着自己中文不错,在城里走动。被一群人砖头瓦块伺候,打成重伤。这个巴夏礼后来做了英国驻广州领事,蓄意借亚罗号事件,挑起战争。当年,这个仇就结下了。不仅巴夏礼吃了亏,陆续有好些进城的英国人,包括海军军官,都遭遇流氓的黑手,不是被撕去了肩章,就是包被掠走。起哄,戏弄,喧闹,进城的洋人,就像进城的乡下人一样,总是吃亏。告到官里,一定说是地痞流氓生事,但拿不到人。

其实,欺负洋人的敌意,原本就是官方授予的。不仅福州如此,广州更严重。折腾了十几年,洋人领事,都进不了城。只要进城,就一定会有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出来拦截,打闹。那边换了多少任的公使,这边换了多少任的总督,都没办法。皇帝也换了,道光的儿子咸丰上台了,但是,还是那个旨意,不让洋人进城。闹到1856年,英国人加上法国人,用大炮轰开了广州城,抓走了总督叶名琛。这回,进城了。不仅进城,而且把广州将军柏贵变成了他们的傀儡,吆喝来,吆喝去。还抓来苦力,为他们干活,个个都得戴着官员的大帽子。

到了这个时候,在北京的咸丰皇帝,一声不响,他也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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