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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感觉

1962年的冬天,非常寒冷,似乎从十月初就开始感到冬天的威力了。那时,我家住在地方病研究所院子里的排房。虽然家里有炉子,但因为烧的都是煤面儿,炉子永远也不旺,半死不活的。

记得那时,后墙也开裂了。从缝隙往外眊,能看见马路上的汽车和行人。家里有个温度计,温度始终在零上6度左右徘徊。

下雪的日子,冰天雪地。树木上、老墙上、屋顶上全是雪,整个世界肃杀而苍茫。消雪的日子,更是冷得厉害。房檐上垂挂着短则几寸、长则数尺的小檊杖一样粗细的冰凌柱,哩哩啦啦地滴着水。

家里的温暖全靠那一盘炕。遗憾的是,那盘炕也不争气,除了炕头热以外,后炕冰拔凉。姥姥年事已高,睡在炕头;我和两个妹妹睡在中间;父母睡在后炕。入夜,因为有做晚饭的烟气,刚睡下时还不算难受。一到后半夜,炉子的火一熄灭,就感到了寒意。冷,是半夜从炕上开始的。北风呼呼刮过,一阵紧似一阵撞击着木门,吱吱呀呀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感到惊怵、胆怯、害怕,少许风趁机从门缝钻进来,直扑薄薄的被褥,顿觉背部冷飕飕的,脚趾也冰凉起来,只好赶紧蜷缩一团,期盼天明。

早晨起得最早的是母亲,她要起来生火做饭。水缸后半夜就冻住了,母亲点着炉子,就开始砸冰取水,我每天被砸冰的声音惊醒。

早晨起床是最难受的事情。因为衣服冰凉,无法穿进去。母亲一起来,就把我们的衣裳塞进她的被窝里预热。如果炉火旺起来,她就会提溜着我们的衣服在炉边烘烤。

寒冷的季节,家里的玻璃窗上总是结满了冰花儿呢。有的像一棵棵小树、有的像一片片连起来的树叶、有的像一朵朵小花儿,煞是好看。我常常站在冻玻璃窗花儿前憧憬和幻想。

父亲经常在玻璃上,用指头给我们画画。画的最多的就是小鸭子、小老鼠之类的简单一笔画。一次,我对父亲说:“你看,这是我画的冰山”,父亲一眼就识破了我的谎言,说那是屋里的热气遇到冰冷的玻璃自然形成的结晶图案。

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和妹妹们对着窗户哈气,以便尽快融化玻璃上的冰霜。再把食指放在嘴边哈气,然后发挥我们的想象来创作。只是冰冷的窗花,和我们用热哈气制作的图案,寿命太短了。还来不及向小朋友炫耀,这些图案就消失了。

记得每天吃完早饭,父母上班,我去上学。上学在遥远的旧城,我穿着单薄的衣裳走在上学的路上,寒风打着呼哨扑过来,刀一样地扎疼我的脸、割疼我的耳朵,顺着袖口、脖子、胸口往衣裤里钻。由于没有好吃喝,衣服又单薄,走到半路,身体就冻僵了。

一天,我在下学的路上把耳朵冻了。回到家都僵硬了,用手一敲“嘭嘭”作响。我吓坏了,这要是耳朵掉了,可咋见人呀?父亲严禁我用火烤,赶忙从外面盛了一些雪回来给我搓耳朵。一直把我的耳朵搓到热,疼得直掉眼泪。第二天我的耳朵肿的象猪八戒,胖胖的、红红的,擦上冻疮膏亮亮的,非常难看。一周后才渐渐消肿。

依稀记得,那时的孩子们穿的都很残破。有的棉袄、前襟已经没有了棉花;棉裤的两个膝盖,只有里外两层布。有的光着脑袋、有的穿着夹鞋,冻得直流清涕。就是穿戴最整齐的,也是光身子穿着棉袄棉裤,绝没有衬衣衬裤什么的。

寒冬腊月,教室的玻璃千疮百孔,学校没钱修补,老师便用玉米杆堵上,玉米杆哪里能堵的住嗷嗷叫的西北风,大风灌进昏暗冰冷的教室,如入无人之境。写字时,手冻得拿不住笔,把两手抄进袖筒里或凑到嘴上哈几口气暖暖手再写。

教室里的两个炉子,永远是温吞吞的。我们的座位是一周一换,每逢换在靠窗户时,一上午都在瑟缩发抖中。

那时,我们一伙毛孩子们个个冻的满脸蜕皮,风一吹手一碰如针扎刀刮。从腊月到立春,两个脸蛋冻的通红,大家互相取笑叫“红二团”。

有一次毫无征兆突降大雪,上课时脚给冻麻了。冻的实在没招,我便把头顶上的大棉帽放在地上,把两个小脚丫放进去。慢慢脚暖和了,全身才似乎有了一丝热乎劲。

在学校里,下课的铃声一响,我们就跑着挤到一堵太阳光照得到的背风的墙根前,一字排开从两边往中间挤。挤得很使劲,一边挤一边高声喊叫:“挤、挤,挤香油,挤出巴巴换糖球!挤、挤,挤香油,挤出巴巴换糖球!”中间被挤出来的人,会迅速地跑到两端继续往中间挤,直到浑身发热、冒汗。

那些个冬天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寒冷。在梦一般的记忆里,我们用各种方式来驱寒、寻找温暖。度过了一个个自由、率真、充满野趣的冬天。

1966年冬,我正在包头406工地施工。那年的冬季酷寒,青山区的北面没山,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三九天,我们还在抢建一排汽车库,刚开工的工地上没有车库,汽车经过一夜低温就无法发动起来。

那时,我在木工班,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已经垒起的车库外墙上安放屋架。安放屋架没有起重机,全靠人力。一些人站在墙上用绳子拉拽,一些人在地面上连扶带推。尽管我们穿着白茬子皮袄、棉裤、大头鞋,戴着皮帽子、线手套,但在凌厉的寒风中仍然冰冷彻骨,感觉肌肤疼痛、面如针扎。按说,母亲给我缝的棉裤也够厚实的了,脱下来立在地上能立住,但恶风仍然能够打透。车库离住处很远,跑回去暖和也不现实。再说,屋架刚上墙,不固定好也不敢离开。那天冻得我铭心刻骨,快五十年了,也不能忘记。

那天,师傅们一从墙上爬下来,我就领他们到了一个绝好的去处。那就是二电厂通往包头一、二机厂的供热管沟。管沟的地下空间十分宽敞,隔不远就有铁制的检修平台。我们沿着铁梯鱼贯而入,立刻感到温暖如春。那年北京有几位农民工住在地下管沟内,惊动国人。我那时想,还是人家苏联老大哥的设计大手笔,这样的管沟若搁在北京,就是穷人的天堂。

戏剧性的是,那排汽车库,文革一开始就做了“牛棚”。我是第一批入住者,真可谓自作自受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雁北农村都是土房。玻璃不大,窗棂上糊着纸。多晴的天,太阳也照不到屋里,一整天都是又阴又冷。冬季取暖除了那盘炕,每家都有一个泥火盆。早晨起来,主妇做好饭,总要从灶坑里扒出一盆还没烧透的柴炭,端到炕上,一会儿屋里就暖和了。

记得每天早晨,五妗妗总要吼喊孩子们起炕。有时喊几遍也不起作用,五舅就从院里把冰凉的捶衣棒提回来,往孩子们的被窝里塞,惊恐的孩子们只好慌忙起身。

孩子们下学后先用火盆烤烤手,然后才能擩开僵硬的手指写作业。孩子们饿了,妗妗拿出一穗干玉米,给他们烤着吃。如果在火盆里烧上几个山药蛋,那香气叫人垂涎欲滴;即便剩谷面窝窝,放在火盆上烤一会儿,直到里外焦黄,吃下去也香甜酥脆。

家里来了客人,首先把火盆端到跟前。然后烤烤手,暖暖身子。再递上烟笸箩,客人挖上一挠子,凑在火盆上点着,边抽边聊天。家里有老人喝酒,把酒倒在壶里,煨在火盆里,温热后倒上一盅。就点烂腌菜,仔细品着,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表哥说,记忆中的寒冷,使他最难忘的是那些圆溜溜、胖乎乎的鹅卵石,那些鹅卵石是妗妗去御河边洗衣裳时捎回来的。妗妗选择那些大小适中,形状可爱的鹅卵石洗净带回家。晚饭后,将几块石头堆在火盆里,到了睡觉前石头已经被烤得很烫。妗妗把每一块石头都用破布里住,塞进孩子们的被窝。入夜,每个孩子钻进温暖的被窝,脚蹬一块、怀抱一块石头,寒冷就躲得无影无踪。

冬天里有了这盆火,家里就有了温暖,有了生机。靠着泥火盆,人们熬过了冬季的酷寒。如今人们能挂得起大同兰炭、生的起洋炉子了,火盆也就淡出了农人们的生活。

那时,表哥在堡子湾小学读书。四五公里的路程,冬天他要顶风冒雪走一个多小时。雁北的气温常在零下十几度,他头发眉毛都沾满了冰霜。同学们看见后都笑他,那么冷的天,竟然没有一件御寒的棉衣!

舅舅年轻时,每年冬闲就用牛车从大同拉上兰炭来归化城卖。那时的冬天恶冷,尽管舅舅穿的是毡鞋,走路还可以,站着不动10分钟就冻透了。

雁北没有靰鞡草,舅舅就把玉米叶子撕成细条,再用擀面杖砸软,絮到毡鞋里,穿上它,也暖和多了。麻烦的是,晚上一定要把那些玉米叶掏出来,放在炕上炕干,第二天再絮上。那些年的冬天,全凭这双靰鞡他才能赶着大车,行进在塞北的荒原上。

舅舅说,对寒冷的体验最深刻的时候,是在人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比如突遇寒流。在有准备的条件下,并不觉得太难熬。

内蒙的冬天很冷。东部呼伦贝尔能达到零下四十多度;中部集宁、呼市、包头一带也不含糊;西部巴盟河套一带好些,但最冷也有零下二三十度。一旦西伯利亚的寒流来了,朔风凄厉地呼叫,那就不分天南地北了,冻死人是常有的事。

深冬,在敕勒川上赶车,无遮无拦。风就像无缰野马一样在数百里的平原上乱窜。无孔不入的刺骨寒风使人无可逃避。空气里一丝热量也没有,出气哈成雾,眉毛和皮帽一圈挂满了冰霜。尽管包里的严严实实,可是裸露在外的眼睑和鼻翼还冻得发痒。

老牛车、木头轱辘,吱吱扭扭,走不远就得膏油。牛冻得哆嗦,人冻得直想哭。大同来归化城少说要走十天,一路上啃冻干粮,一啃一道白印子。在没火的时候,无锅无灶,饿了只有冷吃。

一次,舅舅走到卓子山,一进车马大店的门,一踏上炕,连帽子也没摘就圪缩到被窝里,上下牙直打架。不知为啥,他身体开始颤抖,控制不住,就像筛糠。掌柜的有点恼:“抖甚抖?盖着棉盖窝睡着热炕,倒抖开了?”过了一会儿,舅舅又开始了一波颤抖。如此三次,他才迷糊睡着。舅舅说,内蒙的冬天可不是说着玩的。

那时候冬天到姥姥家去也是坐牛车,就是那种有蓬子的轿车。母亲总会提前灌好汤婆子,再拿条盖窝。我用盖窝围着,抱着汤婆子;舅舅赶着牛车,一路颠簸直达得胜堡。因为有准备,倒没感到有多难受。

我刚成家时,住在呼市西郊孔家营子。那是两间大的一个家,里面空荡荡的没有盘炕;双人床上铺的十分单薄;一个小铁炉子的炉膛又非常小。再加上煤的质量也不行,家里根本热不起来。好在两个人还都年轻,相濡以沫,可以用体温来取暖。

寒冷培育的疼痛真是刻骨铭心啊!寒冷刺骨的感觉,犹如刀割一般。冬天进入寒冷的被中时,犹如在澡堂里进入高温热水时感觉。一下伸不进去,需要慢慢地、一寸寸地适应。妻子总是等我睡安稳了,她才上床。她一钻进被来,就径直把冰凉的双脚塞在我的两腿中,我佯装发怒还得咬牙忍受。待到后半夜炉火熄灭了,家里犹如冰窖,下地尿尿就是一关。灯绳离床很远也很别扭,但这个问题好办,找根工地线连接后拴在床头,就算万事大吉。

贫贱夫妻百事哀。后来,我去包头电力修造厂工作,妻子一个人孤衾寒夜更难熬。她找了五六个葡萄糖瓶子,灌满热水,像老母鸡抱窝一样揽在身下,可以取暖于一时。

有智者说:每个男人的生命里都有两个女子。一个用来偶尔的怀念、一个用来深爱一辈子;女人一生中也是需要两个男人的,一个让她伤心流泪、一个与她不离不弃。选择一个人,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打倒四人帮后的那个冬天也很冷。那时,西郊电厂到锡林南路没有直达的公交车。有一趟8路车仅仅到旧城北门,还是一个小时一趟。我回母亲家,必须骑自行车。冬天的晚上,自行车要放到屋里,否则第二天一早根本蹬不动。所有的零件都在啮合与摩擦中产生巨大的阻力,瞬间抵消你血肉之躯的可怜做功。蹬一圈转一圈,一停下来车子就倒,一点惯性也没有。

记不清有多少次,自行车在中途罢工,我怎么费力也蹬不动。前路漫漫,手脚都已冻僵,只好下来推着走。千辛万苦终于到家了,人已变成须眉皆白的老翁。围巾、手套早被哈气、热汗冻住。进屋一融化,又全湿透。

我对寒冷有一种恐惧心理。一般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就剩一双眼睛了。那时曾想,亏得眼睛不怕冻啊,要不连眼睛都得上套,岂不麻烦?

每次回到家,雷打不动的第一句话就是:“冻死了!”然后摘掉围巾、脱掉棉袄,爬上炕头靠着墙温暖好一会儿。冻僵的手指、脚趾才能找到感觉。

九十年代的一个冬天,我去呼伦贝尔的根河公出。那次开车赴现场考察,因风雪迷路,差点冻死。风是残暴的,普通的棉服形同一片遮羞布根本抵挡不住它。任由它从里到外地上下其手,使体温骤降。我平常对寒冷还是有一定抵抗力的,但这时浑身已经冰凉。虽然还没有发抖,但脸上镇静得只剩下无所谓的微笑。体温下降到可以让我感觉到心的热度,血液好像不再流向四肢而只在心脏周围徘徊。时间越走越慢,我开始后悔出门时不听人们的劝阻,一台车就单枪匹马地上路,这是对生命的草率。尽管那天我穿的不算少了,但仍然被冻得尿意纵横。

人被冻死前是什么状态?听呼盟的同事说:“你绝不会想到——是笑!不知怎么弄的,人冻极了会象疯了似地笑。脸上肌肉不听使唤,笑声让人毛骨悚然。”

寒冷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疼痛感,如针刺、如刀割。寒冷会使某些离子通道打开,化学物质流入或者流出神经。产生电信号、产生疼痛的感觉。

就在我们准备点燃汽车取暖,电厂的几辆车在暴风雪中寻觅了几个小时后,终于在旷野中找到了我们。后来我打趣说:现在不管哪里都是择优录取,上帝看见我们几个灰人,不想收留,又都打发回来了。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说我现在钱够花、觉够睡,是否属于后福?因此,人年轻时受点冷冻其实无所谓,如果到老了还冰锅冷灶的那才叫悲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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