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春天，劳动教养的走了，下煤窑的走了，去电机厂的也走了，几个留校右派在电工厂劳动，可是，不在一起干活，很少见面。有一天，在诚斋西边碰见牛继鸿，见他有些异样，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干活时弄折一根钻头（或是弄坏什么东西），老师说要开会（或是已经开过会了），不是局限于一根钻头，而是提高到“破坏”来认识。叙述时目光呆滞，平静。就在几天前，我在台钳上锯东西，不会用钢锯，折了几根锯条，受到老师指责。我无法解释，也不能解释，午休时，去五道口“暂安处”买回一盒锯条，放在台钳旁。“暂安处”有锯条，没看见卖钻头的，何况问题已经升级。这不是思想问题，不能随便认账。然而，不认账和不老实是一回事，听他叙述，我不知说什么好，似乎只是不咸不淡的说了一句“也许没什么大事”。我和他不住同一寝室，不在一起干活，几天不见面是常事。不料，这次擦肩而过后，他正孤独地走向生命的尽头。
反右运动已经结束，政治结论已经定性，绝望不该发生在数月之后。1958 年初，寒假中，二号楼四层只剩下几个右派，没人管，没人安排。不记得是谁提议去校外捕鼠（也许是打麻雀？记不清了），几个人结伴而行，出西校门向北，都是另册中人，边走边聊。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是京剧，隐隐约约记得先是说起“骂殿”，后来又说到旧时戏班跑码头，演员生活之艰辛。不记得有什么不正常情绪。距年初又过去两个月，应是更加麻木，习以为常。无缘无故，心情怎么会突然反复？大风大浪渐趋平静，可是，在他那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是否以为“渐趋平静”是假象，是错觉？他是为那根钻头偿命去了？
日本影片“砂器”，我没看过，据说，片名的寓意是，砂器在火上炖、煮、熬，似很结实，然而，磕碰一下便会碎成一堆砂片，生命之脆弱如同砂器。如果（生活中没有如果，现实总是和如果相反）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能说几句宽慰他的话，当然，也只能是几句苍白无力的话，或许，在磕磕绊绊中，他能踉踉跄跄走出阴影，走到今天。回想起来，那时，他是那么孤单、无助。尽管我和他并无深交，毕竟，我们是同类，我不该走开。
四十五年前的事，记忆模糊，不连贯，我不能确定他是以年轻的生命抵偿那根钻头。可以确定的是：运动已经过去几个月，时间是1958 年春天，他在劳动中弄折一根钻头（？）说是要开会或是已经开过会，叙述时目光呆滞、平静。不久，风闻他已经去了，宿舍内如一池静水，没人议论。
校友聚会，我听说，当年，颐和园的工作人员在后山（那个年代，忙于学习，忙于工作，忙于政治运动，无暇想到旅游，颐和园后山不同于现在，“赅春园”、“澹宁堂”、“买卖街”尚未重建，都是废墟，空旷得几近荒凉），发现他时，仍挂在树上，面部已被乌鸦啄毁。根据校徽通知学校，死亡时间无法确定。牛君，来有生日，去无卒日。他来自苏北（？），家境清贫。
2003 年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