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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前后所发生的事

上海有色合金铸造二厂前身是潘钦记翻砂厂,成立于1936年,老板叫潘恩钦,宁波人。潘钦记翻砂厂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成为了公私合营企业,改名为“公私合营上海有色合金铸造二厂”,潘恩钦任私方厂长。1966年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企业,文革中潘恩钦被下放到车间劳动。

文革开始后,作为资本家的潘恩钦是专政的对象,自然逃不过“红卫兵”的抄家,而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潘恩钦也清楚自己是逃不过抄家这一劫的,事先做了安排,把一些贵重物品提前转移到亲戚家。

1966年9月2日,该厂的红卫兵对潘恩钦家进行了抄家,抄走一些财物,包括他儿子的零用钱,但没有找到金银等贵重物品,抄家者怀疑他藏匿了东西,开始对他进行教育,经过三天的教育,迫于政治压力,他交出了藏匿的财物,才算过了抄家这一关。就此事来看,对潘恩钦的抄家,只是文革中抄家风潮中极其普通的一例,并没有太多特殊的地方。在笔者收集到的这次对潘恩钦抄家的资料中,有一些是当事者(潘恩钦、潘恩钦儿子以及藏匿财物的亲戚)事后向组织的检讨书,从这些检讨书中可以体会到被抄家者的心理的变化以及在政治压力之下屈服的情况,而这是不多见的。

潘恩钦的儿子潘积龙,文革爆发时是一位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红卫兵抄家时,把他的零用钱也抄走了,潘积龙最初表示不理解:

【……在学习“人民日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和“十六条”纲领性的文件,没有接触自己实际思想,只认为是搞本单位(指我学校文化大革命情况),没有考虑××自己的家庭,因此当我昨天回来,悉知厂里“红卫兵”来抄我家,进行革命造反,心中就有抵触情绪,心中很不快活,更感觉的是“红卫兵”把我自己十多年来的辛苦积的零用钱(当然也是家庭给我的)210元也拿走(银行定期存单),心中更不满意,认为这存单上写我的名字,不能算家庭的,但是没有想到这钱是家里给的,但家里是剥削劳动人民来的,因此想向“红卫兵”们讨还,因此当今天“红卫兵”同志问我时,我态度很生硬,语言不客气,顶撞×同志,现在经过×同志的教育帮助,×思想上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深刻地挖掘自己脑子中的丑恶思想,并把它提高到原则高度来分析合测定,因此说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是不对的,错误是严重的,实在对不起党和人民群众,因此说我虚心地接受“红卫兵”们的帮助批评,决心努力改正自己缺点,同时在这场运动中,好好地改造自己思想,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迎头赶上,决心帮助“红卫兵”,并且同他们协作,造好我们家的反。我决心凡是自己知道的,清楚的,毫无隐瞒全讲出来,协助本厂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再次诚意地希望上海有色合金铸造二厂“红卫兵”们对我进行教育帮助。(1966年9月3日午1时40分)】

潘积龙最初天真地认为,抄家只是抄有资本家身份的父母的东西,他们的东西是剥削所来,而自己既不属于这个单位,也不是资本家,不应该把有他名字的定期存单也抄走。甚至还想向红卫兵讨要回属于他的东西。作为资本家的“狗崽子”敢如此“嚣张”,估计是受到了×同志的严厉“教训”,让他认清了自己的地位,于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并表示要造自己家的反。上述内容是写于抄家后的第二天中午,当天下午,他又补充写到:

【现在我保证,永不再犯类似错误,如果领导上把我家的剥削来的钱财没收充公,我决毫不可惜,决不留恋,随便领导上任何处理,做到不心痛、不留恋。今后要认识清楚家庭的丑恶面目和剥削本质,坚决叛变剥削阶级家庭,并划清界线,跟党走,跟毛主席走,做个革命化的青年,从目前来说,我要协助“红卫兵”把自己知道的,清楚的,全都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讲出来,请领导上相信我。(1966年9月3日下午)】

潘积龙从想不通到表决心跟剥削家庭划清界线,仅仅只是一天的时间,只有巨大的政治压力才会让他有如此神速的转变。潘恩钦也面临同样的政治压力,在抄家的当天晚上,在向组织的陈述中讲到:我看法,有钞票应当拿出来,我全部存单已交出来了,一只表一只钻戒、金链条,我其他没有了,是剥削来的。过去思想不好,现在认识了。我一点没有了,事情就这样。

他说什么也没有了,组织并不相信,开始调查他周边的亲戚,并作他的工作。在领导和同事的“教育”帮助下,他把藏匿的东西上交给了单位:

【厂里“红卫兵”要抄我家,我看情况不对头,把有些东西东躲西藏,把一小袋金子(黄金0.997两、金表链等物)藏到我妻子的姐姐家里,把被单和绒线衫、阳伞(此阳伞是香港来的)藏到我楼下亲戚家,等抄出后,李队长对我进行教育,他讲了两个问题:1、在外面是否还有什么东西藏着,现在交出来,隔一、二天,还不算最迟还是算自动的。但是我还是顾虑重重,思想上进行斗争,怕领导上不相信我,第二天,在化验室,四位同志帮助我,我思想上还是很顽固,还想蒙混过关。第三天,有许多同志帮助我,我才坦白出来,叫妻子外甥女把一小袋金子交出来,等回到家,问妻子还有什么东西躲藏着,才知道还有些被单、绒线衫和一把阳伞,才叫楼下亲戚交出来,上交于领导。】

潘恩钦妥协屈服了,他明白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偌大的上海没有一处可以藏得住他的财物,而藏匿财物的亲戚也会受到牵连。事实也是如此,藏匿一小袋金子的妻姐9月4日被问询:

【在九月二日,潘恩钦的女儿潘积×在上午八点左右来我家。他我说“这一包东西在你家放一放。”我就代她保管下来。是用一条有日历的手帕包的,是在今天(九月四日)上午八点左右由我女儿罗月英送到潘恩钦家里。

我这样做事非常不好的,是帮了资本家的忙,做了资本家的防空洞。我的思想是太糊涂了,我是不应该这样做,今后我一定提高觉悟,再也不作这种坏事。

首先我也没有问世什么东西,第二,我不应该接受下来。这都是我的错误,我不应该和这种事搭手。今后我一定和他们划清界线。

我这(只)有这点情况,如果发生其他情况,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这份资料下面不但有她们母女的签字,而且还有她们居住地居委的人签名,说明这个厂的红卫兵已经动用了组织力量,也让她们母女在当地留下了“案底”。在极左路线统治下,她们受到此事的影响有多大,要看她们以后的表现了。

同样,还有替潘家藏匿衣物的亲戚,也遇到同样的情况,这位亲戚住在潘恩钦家楼下:

【我与潘恩钦亲戚关系,住在他落下,我爱人是临时户口。……。包袱、被单、毛衫等,把(放)在我房间我一点不知道,我女人讲,潘恩钦女人,8月30日早去买小菜,不知她听到或看到外面有人家被收查,他女人得到消息后,就对我女人讲有几件衣服放你房间里,别给你男人知道,到了第三次(原文如此,可能是“天”)是9月4日,我从厂里开会回家,对女人讲,楼上有没有东西放在我们房间里,我们是无产阶级,不应当帮助资本家藏东西,所以我女人对我讲,楼上有东西,被单、毛线衣和羊毛衫、伞等,当时叫我女人拿出来,我女人就和潘恩钦女人讲,放在我叫不好,别人要怀疑的,潘恩钦女人讲,现在箱子都封掉了,放一放不要紧,又不是金子。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楼上,对潘恩钦讲,我房间不好放,潘恩钦讲,抄也抄过了,明天也送到厂里去。第二天我准备让厂红卫兵来查,结果你们没有来,现在我希望你们来查,绝对没有意见,是应当怀疑。潘恩钦乡下丈母娘,红卫兵没有抄之前约一个礼拜,由他的孙子国良陪到他媳妇家住,国良是复员军人,在江宁机床厂做,潘恩钦上海主要亲戚,姪女潘凤仙,潘恩钦女人阿姐,住在虹口许昌路几号不知,乡下丈母娘,是前女人的娘。

今后如有金子发现在我家,一切由我负责,现在对我女人非常严格,她做得很不对,红卫兵和她谈了以后没有讲,她是家庭妇女,觉悟不高,今天你们到我单位来,我们支部书记也知道了,我再做资本家的防空洞,今后前途有(由)我负责。】

这份陈述下面的公章是这位亲戚的所在单位“革新电机厂”保卫科的,说明这位亲戚为此事也被单位调查,虽然他把一切责任推到只有临时户口的妻子身上,声称他事先并不知情,但也看得出他诚惶诚恐,生怕被牵连太多。不但如此,他还提供了一个信息,潘恩钦的丈母娘一周前来过又走了,言外之意就是有可能也是转移财物,立功赎罪意图明显。

从潘恩钦父子到他的两个亲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都“现了原形”,该交出来的交出来了,该认错的认错了,该检讨的检讨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一次抄家,就让亲情破裂,就让人性扭曲。

题外话:潘恩钦从1936年开厂到1956年公私合营,经营了二十年,他的财产在各次运动中被剥夺,先是在土改运动中,他在老家乡下购置的土地被没收,在公私合营中他的工厂被“合营”,失去了经营权,文革中工厂转为国营,他连名义上的所有也失去了,抄家,把他仅剩下的私人财物也抄走了。

以下图片是笔者在该厂的材料中找到的三种信笺纸的抬头,从信笺的更换看到这个厂的变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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