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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

(一)

这一章,想着重说说郭仁杰之死。

郭仁杰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副书记,也是写作班哲学组组长。调到写作班以前,就是一个有资历的干部。他是山东烟台人,贫农出身,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后来进入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解放区搞过地方工作。解放后进城到上海,先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担任系总支副书记,后被调到华东政法学院去做哲学教研组组长。他的革命经历、党龄都比我和朱永嘉长,所以写作班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思想时决定成立一个哲学组,就把他从华东政法学院调来担任哲学组组长。

他为人直率、豪爽,表里如一,有什么意见都要说,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比如说,在文革造反前他调到写作班后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这在当时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时正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时候。他在学校里就坚持这个观点,到写作班来以后还是坚持。当然他说的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一面,而是说毛泽东思想在现阶段达到的高度还有局限性,还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突破,不断地提高。他的“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的命题在学校里曾受到过批判,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到写作班来以后,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并且赞成他可以保留自己的见解。

郭仁杰成了市委写作班造反的带头人

自从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公布以后,复旦学生紧跟而上,也贴出很多大字报,逐步形成揭发复旦党委的一股力量。郭仁杰就从市委写作班返回到复旦去了。当时郭仁杰对复旦党委是不满的,他做过系总支副书记,算是中层干部,所以不能冲在前面。但他跟红卫兵造反派的关系很好,支持他们起来造复旦党委的反,而且在教师中是比较早支持学生造反的,所以他跟复旦红卫兵,特别是最早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红革会”(全称“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以复旦的大学生为骨干)这一派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开玩笑说:“你简直是‘红革会’的‘军师’了。”

“红革会”确实把他当成顾问,凡是重大的活动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在复旦学生、教师纷纷起来造反的时候,郭仁杰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当时校、系一级的党员干部受冲击的很多,他倒成了革命造反的一方。后来朱永嘉被复旦打成“牛鬼蛇神”的时候,也是他带了历史系的几个人,根据姚文元给我的电话指示,把朱永嘉救出来的。由于他是我们这批人中造反最早的一个,我们称他是“老造反”。

后来,他又带我去复旦看大字报,我称之为“留学”,推动我起来造反。哲学组的另外两人程绮华和谢宗范在他的策动下,成了写作班造反的中坚力量。郭仁杰把红卫兵的话转送给我:“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并用这个主题鼓动我打出市委机关造反的旗子。

市委写作班造反以后,他成为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二把手。当时市委机关联络组勤务组实际的排名是: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程绮华。朱永嘉当时曾被复旦打成“牛鬼蛇神”,还有点小辫子被人家抓在手里,不能担任造反的领导职务,所以实际上是郭仁杰在勤务组里辅助我,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开始时,机关联络站的全盘的工作都是由我跟郭仁杰商量,程绮华负责机关内部事务,王承龙负责对外联络。写作班造反要开全市大会时,由郭仁杰主持会议和筹备工作,我当时没有经验,会议怎么组织?主要批判哪些人?包括口号的提出,他都很细致地跟我商量。那时,我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自己的发言稿上,所以写作班的造反是他起了主要的作用。

“一月夺权”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来上海以后,郭仁杰全力以赴抓紧一月六日打倒市委大会的筹备工作。我记得,大会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等三个通令都是他具体策划的,并由他和作家协会来的戴厚英和高玉蓉一起执笔起草。他在造反过程中一直是起着组织者的重要作用。

夺权以后,他和我一起商量怎样把大批判深入下去,我们共同设想搞一个电视斗争会,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电视斗争会上。这个电视斗争会在全国也是一大创造。因为一个对市委领导的小范围的批斗会要让全市广大人民群众都来了解,单靠报纸是不行的。当时张春桥已经开禁了,说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要看电视。这样一下子把电视运用到批斗会上来。上海的电视斗争会有主题,比如说反对经济主义的,专门揭露市委领导人是刮经济主义妖风的罪魁祸首,然后把各种各样与“经济风”有关的曾经签过字的部、委、办、局的头头,都弄到会场上来,叫他们交待、揭发,拿出罪证,当场批判。我们设想把会议放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因为与外隔绝,把当权派拿到那里去批判秩序比较有保障,大会揭发到什么人,就把他拉上来要他交待、进行批判,气氛很热烈。当时电视机虽然没有在全市普及,但各单位都有电视机,大家可以在单位里集中收看。群众能看到在市一级的批斗会上,哪些人出来揭发,哪些人出来交待,哪些人属于态度比较恶劣、应该打倒,哪些人表现积极、准备解放出来,在电视斗争会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郭仁杰和我一起策划、主持了电视斗争会,但每次主持他总是缩在后面,把我推到前面,照他的说法:“我这个人不要名,不想做官。”这样,他在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威信比较高。

第一场电视斗争会很轰动,我记得,斗争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就打电话到会场说:“你们在批斗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一下。”我和郭仁杰就从上海展览馆乘专车直奔兴国路招待所,张、姚看了电视转播,说:“这样做很好。让他们狗咬狗,使他们内部产生矛盾,让各种人都出来表演,不要怕。”我跟郭仁杰得到他们的指令以后,重回会场,索性放开了:谁愿意上台揭发都可以上台,不加限制。这样,市委书记处的马天水、王少庸都上去揭发了,市委办公厅的主要领导,曹荻秋、陈丕显的秘书们都上台抢话筒,纷纷作为知情人站出来揭发,揭发的材料很有质量,有些材料我们事先都没有掌握。这一来,全场震动,全市轰动。斗争会以后,郭仁杰建议,把电视斗争会的内容出专刊发行,把会上所有的发言及反映会场情绪的场面、当权派的表现等照片都刊登出来,还配发评论。专刊卖三分钱一张,很畅销。有的人看了电视后觉得不过瘾,还要看细节;有的人没看到电视,都去买专刊报纸看,在上海一时“洛阳纸贵”。

但紧接着却发生了“一·二八炮打事件”,致使郭仁杰最终陷入了灭顶之灾。

张春桥密谈毛泽东对“红革会”的指示

关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红革会”等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的事,我在《十年一梦》中已作了介绍,读者不妨参阅;这里单说说与郭仁杰有关的几件事。

同年三月间的一天晚上,张春桥把我和郭仁杰找到兴国路招待所,谈话的地点是在五号楼的客厅,姚文元没有参加,在场的还有张春桥的妻子文静。那天,张春桥看了几份市委机关联络站的简报,也看了市委机关联络站由郭仁杰、朱永嘉组织人编写的《“一·二八”炮打逆流大事记》,认为这些材料把“红革会”和有关组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的日程和细节写得很详细:年、月、日,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炮打经过,怎么组织反炮打,哪些人做了交待,怎么交待,写得明明白白。对此,张春桥很欣赏,并关心地问:“你们收集了很多材料,‘红革会’炮打的大体眉目出来了。最近的反逆流情况怎么样?”

这项工作是郭仁杰一手抓的,他原来就是“红革会”的顾问,又感到对于我被“红革会”绑架这件事,他也有责任,因此觉得由他把反逆流的事查清楚,是应该的。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后,“红革会”派人到北京去查问此事是否属实,当他们发现电报是真的时,就搞了一个请罪活动,各学校的“红革会”组织了卡车游行,打出标语:“‘红革会’战士向中央文革请罪”、“‘红革会’广大战士向上海人民请罪”。张春桥当时就对我们说:“红革会”广大战士无罪,不要搞这样的请罪活动。所以,我们在反炮打“逆流”的过程中,尽量让“红革会”战士解脱,只是让那几个头头出来作自我检查。

郭仁杰主持的大会,我去参加过一次,有“红革会”战士发言,批判“红革会”头头:复旦大学马立新、师范学院李功佐(女)等都是批判对象,最后我就根据张春桥的指示精神,发言说:“广大战士本身是无罪的,错的是少数头头。他们做了检查,我们表示欢迎。”

郭仁杰那天在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汇报了各学校反对炮打“逆流”的情况,他说还组织了一个反逆流联络站,便于查清“红革会”头头的情况。少数头头最后准备给予解脱,宣布回到群众中去。其他“红三司”、“炮司”等几个卷进炮打不深的组织仍很活跃,郭仁杰主张应该实行红卫兵的统一大联合,将来再建立一个全市的统一的红卫兵组织。

张春桥认为:红卫兵运动最终要实行按班级、按学校的大联合,归口闹革命,复课闹革命,决不能继续发展分散的跨学校的组织,山头林立,各行其是。等到各学校实行了红卫兵的大联合,全市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时机就成熟了。

张春桥对我们前一阶段反炮打的工作点头表示认可。但那天他脸色很严肃,很严峻,他说:“你们的材料我已经看过了,但我总怀疑‘红革会’有背景。比如说,他们‘红革会’究竟与原市委的那些人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人在幕后指使他们?又比如说,中央文革来了特急电报后,‘红革会’的一些头头居然跑到东海舰队机关里去,用舰队的红色保密机向中央文革打电话,究竟是什么人给他们提供这种条件的?有一些头头又赶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接待站里又有什么人表态同情他们?我总怀疑还有长胡子的人在幕后策划,这些事情好像都没有查清楚。”

张春桥说话的时候,文静在一旁插话:“当时杨西光在复旦大学扫厕所,那两天也不去扫了,活跃得很。”

张春桥接着说:“这次炮打就算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上次我跟文元一起到北京去汇报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主席很关心上海炮打这件事,主席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红革会这笔账还是要算的。’你们对这件事心中要有底。这次炮打,我认为至今有些事、有些人还没有查清。但是,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只对你们讲,你们不要外传。”

当天晚上,张春桥当场决定:让郭仁杰返回复旦主持学校的工作,整顿红革会的组织,并查明红革会炮打的幕后策划者。张春桥总怀疑是陈丕显等人在幕后挑动。

那天,我们想,我们已经把红卫兵解脱了,毛主席又说这笔账还是要算的,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两人回来后,感到这么重大的事情,光我们两人知道,操作起来有问题。所以我提议,是不是给联络站和写作班几个最核心的人传达一下?郭仁杰也同意了。这样,我和郭仁杰把程绮华、王承龙、吴瑞武、朱永嘉找来,在极小范围里给他们说了说,同时再三叮嘱只给你们几个人传达,不得外传。

郭仁杰同情“红革会”挨整

郭仁杰以市革会教卫组负责人的身份到复旦去主持工作,是一桩苦差事。他要求写作班历史组的吴瑞武和他一起去,吴不想去,就来找我。我只好对郭仁杰说不要勉强他。后来吴瑞武同意做郭仁杰的联络员,郭仁杰才肩负着毛泽东要算红革会这笔账的使命,单枪匹马地到复旦大学去了。

当时,张春桥对我们很信任,我至今也还相信: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有关“红革会”的话是真实的,因为当时毛泽东对张、姚非常器重,而且姚文元后来也和我说过同样的内容。但是到后来,毛泽东的话在上海一部分红卫兵中传开了。我很奇怪,这么小范围里讲的话,怎么会在外面流传呢?我一查,才发现因为郭仁杰跟“红革会”的一些头头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是他向他们透露的。

郭仁杰在造反的时候跟复旦“红革会”头头共同宣誓过:“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所以感情非常深厚。“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后,郭仁杰是恨铁不成钢。他刚回复旦时,曾经斥责红革会的头头搞炮打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叛变投敌”。但当红革会的头头挨整以后,他又流露出对他们非常惋惜的情绪。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红革会”在里面没有一个委员,郭仁杰说,要是他们没犯错的话,“红革会”应该在里面占好几个席位了。另外,他一直认为“红革会”是老造反犯错误,应当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他在思想上同情“红革会”,希望他们能够东山再起。他当然是为他们好,但是忘了张春桥对我们两人的警告,把密谈的内容透露给了“红革会”,特别是复旦“红革会”的那些人。他不但把毛主席的讲话透露出去,还连续不断地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上海铁道学院等“红革会”力量较强的单位,跟他们商议在市“红革会”解体以后,是不是要搞一个“红革会”市级联络站的问题。后来,真的搞起了一个全市性的红革会大批判联络站,“反逆流”的问题无疾而终。郭仁杰在外面活动的情况,被不断地反映到市革命委员领导层中来。

市革命委员会建立各组、办后,郭仁杰是教卫组领导核心之一,教卫组主要负责人是老干部陈琳瑚。郭仁杰很少留在教卫组,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各大学负责斗批工作,但他在没有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重新支持“红革会”东山再起,这个消息很快给两方面捕捉到了:一个是游雪涛小组,里面有反对郭仁杰的谭启泰等人,反映说郭仁杰在外面四出活动,与“红革会”那些人串连;第二是王承龙抓的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下面的联络组,专门出简讯的,把郭仁杰和“红革会”的动态在小范围的简讯上登了出来,简讯都是由文静定稿的,我也看到了。这些事情令我非常忧虑。

写作班“老战友”和郭仁杰集体谈话

我赶快跟程绮华、朱永嘉商量,说郭仁杰这样下去,一定要出事,而且会给我们大家惹事的。程绮华也感到了事态严重,说:“老郭毕竟和我们一起杀出来的,我们不能看着他制造麻烦,造成被动。”我们就把他请到荣昌路(后改德昌路)六十号专题写作组,程绮华、吴瑞武、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等原写作组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

我问他有没有把毛主席的讲话透露到外面去?为什么“红革会”都在议论?我说:“我到几个单位去开会,他们逼着问,毛主席有没有这个讲话,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是反革命?毛主席有没有说‘红革会’这笔帐是要算的?他们还到北京去核对这件事,春桥同志为此很恼火,我被搞得很被动,既不好说毛主席有这个指示,也不好说毛主席没有这个指示,我只好对他们说‘无可奉告’。”我说:“毛主席的话是在内部说的,春桥同志个别向我们交的底,你怎么可以捅到外面去?你这样做,‘红革会’的广大战士会对毛主席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他不得不承认,说只是提醒他们:“你们要注意,毛主席都讲了这样的话,不然的话,你们要倒霉的。”

我说:“你也不能用传达毛主席指示的这种形式去跟他们讲嘛。”郭仁杰承认自己不对。另外我问他有没有到各个学校“红革会”那里去说了许多同情老造反的话,有些人要变相成立“红革会”总部,设联络站,你也表态同意了?

郭仁杰显出一脸苦相,很尴尬,结结巴巴地说:“主要是同情他们,感到他们是我造反的老战友,现在却落得这样的处境。”

我说:“他们回去后,不也一样在学校掌权嘛。”

他说:“他们本来是全市有影响的大组织。”

我说:“现在打算用全市统一的红卫兵组织来代替各派红卫兵,而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不对的。今后决不能再和‘红革会’头头暗中有串连,要公开地搞全市红卫兵的大联合。”

郭仁杰当时还同情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组织,“联司”已把矛头指向了市革会,郭仁杰却对“支联站”的人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天谈话时,我当面问郭仁杰:“你说的‘虎’是指什么人?”他竟然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指张春桥。

我和写作班的同伙们都倒抽了一口冷气,觉得他已经和我们分道扬镳了。但那天我们还是严肃而又耐心地劝他悬崖勒马。

他当时虽也在口头上答应,但已不能自拔,会后他到外面又和那些人接触,那些人也不断去找他,来往非常密切。

王承龙本来和郭仁杰不和,多次发生争执,现在正好抓住郭仁杰的把柄,他把郭仁杰的动向编了一期内部简报,包括他误传毛的指示,他和“红革会”联络,准备拉出市一级的组织等等,报给张春桥。张春桥大怒,说:“这简直不可容忍。机关内部竟有这么一个人!”

接着,王承龙在外面造舆论,“红革会”的对立派就在外面贴了很多大标语,称他是“郭小丑”,标语说:“郭小丑支持‘红革会’东山再起,绝没有好下场!”“彻底揭穿郭小丑的真实面目!”等等。

郭仁杰与市革命委员会教卫组的关系也搞得很僵,陈琳瑚批评他,郭仁杰认为自己是老造反,陈琳瑚是自己把他解放出来的,所以不服帖,顶撞陈琳瑚。在市革命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又与王承龙冲突起来。这样,教卫组和办公室两个机构都要求批判郭仁杰,逼我表态,他们说:“郭仁杰走到这地步,春桥同志已发火了,必须批。”

我心里是想保他的,但是我如果不批判他,也有悖于张春桥的意思。所以我同意开一个批判会,当时在市委党校的底层小礼堂,有一两百人参加,都是机关内部各部委的造反队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也派人参加。最后我发言,希望他悬崖勒马,不要走得更远。

同时,各大学也纷纷开“郭小丑”的批判会,我听说复旦大学“红三司”开郭仁杰批判会时,红卫兵动手打了郭仁杰。我知道“红三司”是王承龙支持的,就对王承龙讲:“今后批斗会上不能搞武斗。”王承龙性格粗暴,在这事上对我很不满意,他对我瞪起眼睛,喉咙嘶哑着说:“群众有气嘛,打几下有什么关系啊!”可见他是支持动手的。

郭仁杰被人揪走了

我觉得这样弄下去很麻烦,对郭仁杰来说凶多吉少。正在这时,郭仁杰又有几件事让人抓住了把柄:他跟黄浦区京剧团的一个女编剧,他的山东老乡,过去有过交往,人家说两人有暧昧关系。同时,又传说他在复旦大学与一个女教师有男女问题,也被传得沸沸扬扬。有人就要追查郭仁杰的“流氓罪”。

这样一来,我觉得很难保他。那时“红三司”准备把他揪走。我对程绮华说:“你给他在党校找个房间,叫他写检查。不要到外面去。”他就在市委机关联络站里写检查,实际上是想把他保护起来。不久,他的胆结石病发作了,疼痛难忍。程绮华心肠软,想着如果随便把他送到一个什么医院去,很快会被人家揪走,于是就给他用了一个化名偷偷地送到上海市公费医院去住院。这件事她没有告诉王承龙,但对我讲过,原写作班的几个人也知道,对外是保密的。

谁知道,原写作班一个人对郭仁杰有意见,他的妻子是“红三司”观点的,他回去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妻子在上海工学院工作,而“红三司”的头头张某正好是工学院的,这样,他们就得到了郭仁杰住院的信息。

一天,“红三司”的人乘了一辆卡车,冲到延安西路上的上海市公费医院,挨铺搜查,听说当时郭仁杰用床单蒙着脸,结果被人家把床单揭开,发现了他,“红三司”就把他绑走了。

王承龙得到消息,拍着手,哈哈大笑,对我幸灾乐祸地道:“哈哈,原来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现在有好戏看了!”

郭仁杰被抢走后,一直没有音信,也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我知道王承龙肯定是知道的,就问他:“郭仁杰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人不见了,应该派人找一找。”

王承龙对我神秘地笑笑:“接受群众的审查嘛!”

当时,王承龙和王少庸两人分管市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前面我对他封锁了郭仁杰到公费医院住院的事,现在轮到他对我也封锁了郭的消息。

一天晚上,我在市革会康平路大院办公室值班时,办公室有人报告,说:“上海工学院‘红三司’负责人张某,送一份绝密件来。一定要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亲收。”

我想,既然是送绝密件来,我当然可以收的。我就让办公室的人把它拿来,原来这是一份《专案审查报告》,是送给王少庸和王承龙审阅的。里面有郭仁杰和各大专院校“红革会”头头的接触情况,还有下一阶段准备深入追查郭仁杰男女关系问题的打算。署名是“一〇二专案组”。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对郭仁杰的问题已经设立了一个专案组了。当时市革会专案办有两种专案:一种由市里直接抓的,几个市级领导的专案,如陈丕显专案组、曹荻秋专案组,以及上海特别重大的案件;一种是用群众专案的形式,先由各群众组织自己先设专案组,然后到市专案办来挂钩。这个专门审查郭仁杰的“一〇二专案组”属于第二种情况,即由他们自己审查,然后把审查的经过情况以及审查结果向负责专案的王少庸和王承龙汇报。至于郭仁杰关在什么地方,报告中没有透露。不过,既然送报告来的是“红三司”头头张某,我知道,出面搞专案的一定是上海“红三司”那批人,幕后指挥的就是王承龙。这是毫无疑义的。

郭仁杰在专案组挨毒打

我当时对郭仁杰的心态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他毕竟是一起造反的老战友,错误再大,也不能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泄露张春桥跟我们的密谈,对外透露毛主席的内部讲话等,实在难以原谅。我希望张春桥看到这类情况,能够出面保护他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文汇报》记者摸到了“红三司”一些人刑讯逼供郭仁杰的情况。情况写得很详细,说郭仁杰被关在一个密室里,他走路的时候,腿已经一瘸一拐,情况是用现场记录的形式写的:

问:“你跟黄浦京剧团某某人的男女关系怎么样?交待!”

郭仁杰答:“我已经讲过了,没什么。”“嘭”一拳,郭仁杰被打倒了。

又问:“你除了和这个人的不正当关系以外,还有什么人?交待!”

郭仁杰:“再没有什么人了。”讯问者把郭仁杰打翻到桌子下面去。

问一句,答一句,就打一下,甚至还记录下摔了多少次。

最后是用鞭子抽郭仁杰的屁股,抽了几十鞭,把皮肉都打烂了。

郭仁杰发出阵阵惨叫,也都记录在案。

我也晓得,这里面夹杂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上海两大学生组织的派性。“红三司”和“红革会”是对立派,“红革会”掌权的时候压过“红三司”,“红三司”翻身后,就把对“红革会”的气出在郭仁杰身上。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未必见得对郭仁杰本身有多大仇恨,但居然用严重的刑讯逼供的方式来折磨郭仁杰,这是在发泄一种派性。

我看了材料后,感到很不安,心想要出事了,这样打下去岂不要出人命?而且郭仁杰即使有男女关系的生活问题,也总是罪不致死吧,何况专案审查的重点不应是生活作风问题。但当时专案是王少庸和王承龙主管的,张春桥还指定由王少庸主持市革会的工作,我觉得很不好办,只希望张春桥对此事能表个态。我就把打郭仁杰的材料送到张春桥那里,张春桥对情况是每期必看的,而且对报社送去的情况看得尤其仔细。我希望他能够写一个批语,这样,郭仁杰就可以得救了。但是情况送上去,没有任何回音。

这时又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的机要秘书,叫王钢,是从上海社科院调来的,跟我们一起在市委写作班造反。他跟我和郭仁杰、朱永嘉等人都是很熟的。他负责管我的机密文件,也就看到了报社送来的关于殴打郭仁杰的这份材料。过了两天,他忽然失踪了。我身边的人怎么会失踪呢?我叫办公室工作人员赶快到他家去找他的妻子。王钢的妻子当时在县里工作,问她,她才说出王钢原来在社科院也有过男女关系的问题。王钢为人非常胆小,他一看郭仁杰给人揪去打得这么厉害,心里很害怕。他曾经对妻子说:老郭给人打得这么厉害,怎么办?失踪前,据说王钢曾打电话找我,因为我在外面开会,没有找到,他就找写作班的陈冀德,告诉她:“你跟老徐说一下,我有一串钥匙,留在办公室里。还有一辆自行车放在康平路。”陈冀德很奇怪,一时反应不过来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以后,王钢这个人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王承龙知道后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说王钢携带机密文件潜逃。他还叫上海市公安局下达通缉令,在通缉布告上刊登了一张照片,说上海市某负责同志的机要秘书失踪。很明显,是借机损害我的声誉。后来又叫机要处来查,是不是少了文件?结果文件一份也没少。王钢人很老实,平时言语很少。我分析,他害怕人家要算他男女关系的老账,所以跟陈冀德交代了后事以后,就找个地方自杀了。后来海运局曾经查过出海的轮船,上船的时候卖出过多少张票,以后清点乘客人数的时候,曾经发现人少了,我们怀疑:王钢可能是乘长江轮出海时投海了,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尸体。为这事,王承龙叫市革会办公室查了很久,弄得我有一个时期连管文件的秘书都没有,我自己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很接近的一个同志,怎么跟我连招呼都不打就消失了。由此可见郭仁杰的事情对王钢的冲击是很大的。

这样一来,我连自己的秘书都管不住,失踪了。那末,在郭仁杰的事情上,我更不好说什么了。

郭仁杰终于跳楼自尽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的晚上,市革会领导成员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卢湾区公安分局来电话紧急报告说:关在他们那里的郭仁杰乘红卫兵提审他的机会,对看守他的人说要一杯开水,把红卫兵支出室外,等红卫兵一走出门,他就把门关上,从二楼窗户跳下去,顿时头部着地,脑壳破裂,气绝身亡。

我也闹不清楚,他怎么给关到区公安局去了。那天晚上,我很震动。王少庸、我、王承龙都在电话纪录单上圈阅。王承龙圈阅的时候说:“畏罪自杀,通知家属,火葬。把这事情报告春桥同志。”王承龙搞这个专案组的本身,就是要置人死地的。张春桥肯定不会出面表态,也不会说任何保护的话。

实际上,郭仁杰是上海的干部中最早跟着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起来造反的人,最后却死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文革结束以后,人家来问我郭仁杰案的全过程,而且对我说:郭仁杰属于造反派,不好平反,所以至今也没有个结论。

从我内心来说,一个支持我的“老战友”,由于违背张春桥的意志,被摧残而死,我没有办法保护他,为此我一直感到不安。我认为,郭仁杰他不迷恋权力,不想当官,根本不存在争权的问题。但他这么死了,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悲剧。悲剧在于他起来造反,卷进这场漩涡以后,他就难以自拔了。文革中一些掌权的人不光对“走资派”、当权派下手很厉害,就是对造反派内部的“战友”,假如一旦成为异端,马上就采取打击、剪除的做法,手段也是很残忍的。

郭仁杰除了支持“红革会”以外,他又积极支持上海柴油机厂“联司”,这也是他挨整、受打击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司”不断到市里告状的时候,郭仁杰代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接待过。王洪文开始时也让“联司”与“工总司”挂钩,承认这个组织,到后来感到“联司”不符合他们“工总司”的观点,就打压“联司”。王承龙是反对“联司”的,我当时看到“联司”反对市革会,对这个组织也非常恼火。郭仁杰接待“联司”的时候,说了一点同情的话,他感到“联司”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压的。郭仁杰对受压的人总是很同情,他在复旦的时候,红卫兵受复旦党委压,他支持红卫兵造反;后来“红革会”受压,他又支持“红革会”;这时,“联司”受委屈,到联络站来反映,他又多次表示同情。我对他说:“你不要搅到里面去,你一插手,事情就复杂了。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负责人,一派支持这个,一派支持那个,这不是要闹出大问题了。我们的方针只能是联合,只有一个方针,不好支持哪一派。”他不同意我的观点。郭仁杰支持“联司”的材料又给王承龙和游雪涛弄到简报里去,都送给张春桥看过,张春桥为什么不表态保护郭仁杰,与这件事也有关系。

郭仁杰被逼死亡以前,曾经留给我一封信,是用钢笔写在横格纸练习簿上的,大意说:你多次劝我对很多事情不要随意表态,我没有听,现在想来,你的意见是对的,可惜已经来不及了……郭仁杰就这样地走了。

我想,就算他当时活下来了,按照他那始终同情受压人们的性格,在文革中难免会不断地得罪一些人,最后还是不得善终的。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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