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地泣鬼神，足以形容中国上下近期的情绪。就算官方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为了面子不乏自我安慰的言论，但美国制裁中兴所反映的种种现象，诚然难令国内有识之士安心。有关中兴事件的来龙去脉，读者可详阅黎蜗藤教授《美国制裁中兴一剑封喉》一文，说到底就是中国法治意识不足的延伸，对中国国情了解者，应不会感到意外。但是，法治意识只是表面问题，若再深究，就知中国的窘局远不只于此。
当韬光养晦被重提
以今次事件主角芯片为例，其实自九十年代起就一直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但到今日仍旧近乎一事无成。按香港的《有线新闻中国组》报导，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到3200亿美元，中国的消费量就超过市场的一半，但生产量却可怜至不足市场一成。更甚的是，连国内电子行业也不多用国产芯片，反映质素参差之严重。自主研制芯片遥遥无期，真是纯粹的技术或科技发展体制的问题吗？
于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近是发表题为《中兴通讯遭遇美国制裁事件的分析和反思》的研究报告，非常值得参考。内容之敏感，虽已迅速在网络被禁，笔者以为可视之为一份对中国改革开放是否合格的中期评估书。
该研究报告第三部分“要汲取的教训和建议”就劝勉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决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认为“只有加快开放的步伐，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才能一步一步地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这点颇为有意思。就像清华大学前政治系讲师吴强最近受访时指，此其实是婉转提出中央政府藉改革之名收紧权力的问题，因为这些举动必然使社会、经济、政治趋向封闭，无助拉近中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
中国电脑学会在中兴事件后举办了一场论坛，就有参与者表示自主研发力软弱乃权威国家限制人才与社会创新能力的结果，可谓异曲同工。假若还有人以为政府或大企业向中国科研界一掷千金就能根治问题，显然未汲取教训。
不过，我们还须追问，为何中国在2001年成为世贸（WTO）一员后走不上对外开放的大道上？当然，原因不可能一概而论，但帝国意识的重生应是主轴之一。让中国入世，本来是国际社会向中国示好的行动（但当然有利益计算），希望这个大国能与世界接轨，但中国却视为占便宜且自制另一种国际秩序的“良机”，中国梦也好，“厉害了，我的国”也好，正是这种不识时务的心态写照。
于此，邓小平则显出他的冷静，不谈梦而论现实。一来他非常清楚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实际距离，二来自己也亲历毛泽东排外主义之苦，才溯生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并定下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反观习近平，上位后把韬光养晦扔诸脑后，显然是“距离感”匮乏所致。是以，报告写明：“需要正视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正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坚持韬光养晦，在任何时候切忌浮夸虚荣，急功近利，自欺欺人。”重提韬光养晦，则意味中南海不要以为过往的改革开放做得很成功，并自欺中国已步入一个与邓小平在世截然不同的新时代，确实一针见血。
人无远虑自会招至一败涂地
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有曰：“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视微知著，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好的政治家必能在小事看到祸根，从而尽快着手处理问题的端倪。就此，邓小平当然不见得很有远见，顶多是把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乱局稍为收拾。就如美国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和鲁乐伟（John Delury）在《富国强兵之后——中国的百年复兴及下一步》说：
“邓小平救了中国，免于服食毛主义要命的金丹，但留下来的是新集权主义与国营资本主义调制的鸡尾酒，令人头大。”
然而，无可否认，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除了导入资本主义，更努力与外国重建关系，虽缺乏政治开放而形成一个“四不像”的局势，但中国在经济上总算在文革后慢慢恢复过来。可惜的是，他的接班人在经济发展之外都不思进取，到习近平上台后，更倒行逆施，把政治环境重新收紧，大搞个人崇拜之余，以为在国际会议上不断强调“自由开放”就能每次都侥幸过关。可见，中国政府常把“五千年中华文化”挂在嘴边，却未能在先贤留下的思想宝库中学习半点。
改革开放讲了四十年，以为成果累累，那知只是一家公司遭受制裁，就把整个国家的问题一下子浮上水面，画面有如清廷在洋务运动自吹自擂三十多年，最后惨被日军的船炮炸至全国惊醒。今日中国自强梦泡沫再度爆破，走到如此田地，只怪自己毫无自知之明，实在不能把责任尽卸到“外国势力”身上。不过，国家主席“永续”米已成炊，加上民族主义不断膨胀，希冀中国承认自己技不如人，理性计算利害而全面开放，比邓小平走得更远，真正踏上成为先进国家的起点，会否只是南柯一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