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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侄文稿》可以借给日本 就是不敢借给中国

国立故宫博物院一隅(摄影:黄乐祈)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孔子这句话,真是大道理。

新一年才过了半个月,台湾舆论却没有止息片刻的空间。习近平和蔡英文在年首唇枪舌剑几个会合,未几,赵怡翔驻美、苏贞昌组阁、管中闵遭弹劾等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各界议论纷纷,热闹哄哄。不过,诸多风波中的一件“小事”看似较少人关注,但笔者却以为不然。

事缘国立故馆博物院刚把有“天下第二行书”美誉的《祭侄文稿》真迹外借予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此书法出自颜真卿,挥毫于乾元元年(758年),当时正值安史之乱,颜氏一门三十余口因不降安禄山被杀,后来颜真卿派人寻得侄子头颅,肝肠寸断之际,随手拈来极品。

不过,《祭侄文稿》毕竟已在人间一千多年,既是落纸云烟,却又弱不透风,此行远赴大和,难免有人反对。中国抗议固然不意外,连台湾国内也贬恶之音。譬如中视《夜问打权》主持人黄智贤女士,在节目就道出一句“如果在日本展出,我宁愿这个国宝回到北京处,也不愿它落到日本手里”。问题来了。《祭侄文稿》“落到”日本手里,它还是会归回台湾,但“回到”北京处,它会重归台湾吗?

诚然,这并非有心为难台湾的假设题。回首马英九在2008年上任后,极力提倡九二“共识”,与中国关系一时之间吹起一阵春风。于是,国立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能否合作就成为了文化界的焦点。翌年秋,(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合共向国立故宫博物院借出37件文物,台北得以举办“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

及后,中国一方接续多次向台湾借出文物,最著名一次应为2011年春浙江省博物馆借出《剩山图》,与台湾藏有的《无用师卷》在台北合璧展出,由黄公望在元至十年(1350)画成的名著《富春山居图》。然而,台湾一方并无礼尚往来,始于没有把文物借给中国展出。事出当然有因。

最大原因乃法律和保险问题。由于中国坚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假若文物借出后,中国以所有权人的立场把文物扣押,台湾将束手无策。为此,国立故宫博物馆希冀中国制订免扣押的法津条文,但中国一直不愿,只回应指其国家领导人和高层可以承诺归还文物。于此,台湾自然不能接受,文物也就不外借中国了。原来,中国文物外借台湾,中国不怕;台湾文物“落到”日本手里,台湾不怕,唯独台湾文物“回到”北京,马英九政府却不敢(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为特任官员,政府以特令任命)。

是以,恕笔者未能同意黄女士的立论。今日,《祭侄文稿》幸好“落到”日本手中,而非“回到”北京处。马英九执政八年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历史,正好无声的为中国之不可信下了一个抹不掉的注脚。

众所周知,无论政界在接下来的一年几有多少风波,一到大选前夕,任何总统候选人都不可能逃避两岸议题。然而,国民党在马英九年代,表面与中国尚且称兄道弟,大开门户,但底子原来连完璧归赵的信心也匮乏,试问当下何以说服大众“一中各表”与“一国两制”两套说法之间有某种互信的“共识”?又何以说服选民中国是一个可以信任的谈判对手?如果连国宝互借一桩“小事”亦只能石沉大海,与中国“民主协商”(习近平语)台湾的未来意义何在?难题当前,看来只有蔺相如才能作答得无可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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