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采访戴煌，把他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重读了一遍。其中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太多了，但更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江西李九莲的故事。也许因为李九莲与我同是女性，又同是一代人吧。
后来，读到筱敏新出的一本散文集《女神之名》（花城出版社），其中有一篇文章《两个女性》，又说到李九莲。不过，她的着眼点已经不只是介绍这个惨烈的故事，而是表达更为深长的思考，读后引起我许久的不平静。
我正在干杂志。于是，破例把筱敏这篇文章复印出来，准备刊发，向我们的读者介绍。杂志的一位终审看后，什么都没说，让我撤下来，不要发。另一位终审读了清样，对我说，这篇文章真好。筱敏是谁？她不但文笔好，还有散文作家难得的思想力度。她有一种穿透时间、空间的目光和超越性的自省心态。但他接着说，还是不用了吧。可见，并不是主编看不出文章的好坏，而是太好的文章会给杂志带来麻烦。选这篇文章时，我事先没有通知筱敏，抽下来，她当然也不会知道。她的书反正已经出版了，于她来说，没有损失什么。在中国，这也是怪事：往往书能出来，而在杂志发表不出不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舆论禁忌的问题，而是各种各样的人的“自律”。损失的当然只是杂志，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一篇出色的文章，能够如何使给杂志增彩。
筱敏这篇文章，谈论了两个女性。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记者玛莉卡. 布苏。她遭恐怖主义追杀，已经不能在一间房子里住上三天。当33位记者遭到恐怖主义杀害后，她仍然表示：她和同志们“决不放弃新闻之家。这是不屈服于恐怖主义分子的最后一块阵地，也是为了从政府中拯救受害者而不能撤离的最后一个地盘。政府把独立派记者视为头号敌人，它无法封住他们的口，因而对他们的失踪持怂恿态度。”筱敏最后写到一个情景：“那是一个早晨，一个普通的将动身前往她工作室的早晨，有几秒钟的时间，她想了想一个极普通的属于女性的问题：‘穿裙子吧……不，还是穿短裤好。万一我中弹倒下，风不会吹刮起什么。我可不愿意人家来收尸时，我的大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筱敏说，读到这里，她骤然感到一种极深的颤栗。我读她的文章到这里，也一样地颤栗。为了自由的意志而牺牲正常生活的人让人感到庄严和敬重，那么一个女性在严酷生活面前对美的冀望和流连，给人的感觉是绝望中的震撼。
另一位女性就是李九莲。她生前不过是因为说林彪像奸臣，怀疑“文化大革命”是否得当，因而于1969年入狱。后来在劳改农场又批评了华国锋，于1977年判了死刑。她活着时，就被将下腭和舌头用自竹签穿在一起，行刑后又被歹徒奸尸挖去双乳。筱敏写道：“我无意于把这位女性描述为一只无辜的羔羊……她是一名自觉的承担者，她对命运自觉作出合乎个人尊严的选择。……她的思想在今日的学者们眼中，远说不上成熟。然而今日的学者们思想的权利，以及拿前人的思想做学问的权利，是许多如她一样的被枪杀者争夺来的。……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担了不幸。”最后她说：“……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可能遗忘这个故事。然而1996年初，当我再次从一份杂志中读到李九莲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仅仅在很短的几年里，实在我们已遗忘得太多了。”
筱敏在呼唤，戴煌在呼唤，还有胡平也在呼唤。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都写过李九莲。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三人都经历过与李九莲相似的厄运。所不同的仅仅是，他们三人还活着。然而，他们的责任是让人们不要遗忘。在不该遗忘时候忘记了，是放弃了这个时代的责任。
《女神之名》里面，有份量的当然不只这一篇。看了筱敏的《山峦》，又让我不平静了很多天。这是一篇对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的灵魂礼赞。文中有这样的抒写：“在目睹了男人们英勇的佩剑刺穿天幕，流泻出一线自由的颜色之后，她们就从庸常走向一种崇高的义务。……于是她们一夜之间成长为山峦。”……“即使泪水在眼眶里已经结冰，俄罗斯妇女的山峦之内。奔流的不依然是热血么？”从十二月党人又联想到旧俄国、前苏联为自由、民主永远保持的自尊、独立而高贵的知识分子血脉。
如今散文很时兴，但筱敏的追求却是当今散文家族里的稀有元素。尤其是在女作家中，能写出这样热烈而凝重的文字的可谓少而又少。也许，这与作家自己一段苦难的人生体验有关，但更难得的是在世风日下的时代，作家仍然固守的十二月党人式的精神追求。
筱敏这本书出版之后，尚未引起读书界应有的关注。所以，我想作一点推荐，愿爱读书、爱思考的朋友和我一样喜欢它。
（《女神之名》花城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