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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阎连科的《我与父辈》

阎连科的写作如同急行军,他的笔似乎跟不上他翻江倒海、汹涌奔腾的思绪。但他不是那种顶着桂冠为写而写的作家,总让你感到一种很强的社会责任、历史责任让他不待扬鞭自奋蹄。荒谬而沉痛的记忆以及仍在延续的某种梦靥都在他的作品有着反应和表现。如《坚硬如水》、《受活》、《日光流年》、《丁庄梦》。总之,他在思考,他在追究,他保持着一个作家应该有的清醒。

阎连科说过去一直没有写自己身边的亲人,是觉得写作这类事似与他们无关。其实,他在散文集《没有边界的跨超》中也有一篇《想念父亲》。但是专门写写自己的父辈,通过他们的人生轨迹,表达一些想法,可能不是旁顾其它的忽略,而是有些问题他没有想清楚。2009年出版的《我与父辈》,让我们看到,他从亲人的身上,已经有了某种思考。

这是生活在乡村二十年,且一直与乡村亲人血肉相连的阎连科的体验,一种咀嚼与回味。

书中有两个例子,读来让人锥心刺骨、不寒而栗。

一是,阎连科家开山地种红薯。1966年代父亲带领全家人,在一面山上翻地,让镢头飞舞在一块料礓地里。这块料礓地开垦出来,“种豆子够咱们一家吃半年豆面,种红薯得再挖一个窑洞。”父亲每天傍晚挑起一担子捡出来的料礓石,回家去。挑到家时,把那一担礓石放在山墙下边,就彻底的“用完了”自己的气力,随着那两筐落地的礓石,也把自己“扔坐在”礓石堆上,起不来了,让家人把饭碗拿来,吃完了夜饭,才会起身回家。倒在床上的父亲,明天是否还能起得床来?天不亮他又领着全家人上山翻地去了。这样过了三年,三年的三个冬天,那块土地才彻底地翻捡完了。家里山墙下堆的黄色的礓石,足够表砌三间房的两面山墙,在田头沟底堆起的礓石也足有家里的十倍之多。一家人又冒着酷暑,在几里外的山下挑水,在那块田里栽下了它成为真正的田地之后的第一季的红薯苗儿。那一年风调雨顺,那块田里的红薯长得极好,可到了寒露那天,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传达红头文件。文件说人民公社绝对不允许各家各户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必须在文件传达之后的三日之内收回。父亲脸色灰白……

二是,阎连科大伯家盖房子。“为了盖出三间瓦房来,大伯领着他的孩子们,不是冒着寒冷劳动了一个冬天,而是顶风冒雪,打了一场为盖房子不得不打的卓绝的命运与人生的战役。”在阎连科家乡田湖村以东的七八里之外,有一架山脉,是岩石结构,用炸药轰开山体,采集的红色的石头,是盖房子做地基的最佳材料。为了盖房,这年冬天大伯一家人,趟过冰冻的河水,到河对岸去扛、去抬那沉重的石头。石头小则百余斤,大则上千斤。一家人能抬者抬,能扛者扛。河里的流水,两侧岸边,是酷寒的冰凌,河心齐腰的水流,没有白冰,却是更为刺骨的湍急。一块石头要从河那边运到对岸来,必须经过这河水。大伯就带着他的孩子们,脱下衣裤,单穿了裤衩和布衫,先在岸边用双手拍拍冻僵的腿上的肌肉,而后走进水里,趟过河去,把石头运到河边,等到日色有暖,气温高出一度二度,“大伯和我的叔伯弟兄们一起,嘴里呼着白气,额门上挂着雾汗,而周身却又结着水珠冰凌,吱喳吱喳地踩着青白的冰渣,趟着齐腰的河水,把石头运至河的这边,再拉回到村子里。”

而后两年的冬天,大伯家也是这样从冰冻的日子中走过来。那几年的冬天,见到“大伯”和他儿女们的人,都是很远地站下怔着,自言自语说:“疯了呀!疯了呀!”“那几年冬,我大伯一家人,大都是赤裸着踏在河滩的鹅卵石上和冰水里,手和脚都冻得如发酵的面团样,又肿又厚,又有无数无数网状的血裂口。终于到了冬将过去时,大伯家门前的两棵泡桐下,堆起那鲜红方正的石头堆。盖起引人注目的瓦房了。”而后,他对儿女们说:“房子盖起来,债也欠下了。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欠,惟独不能欠的是人家的债。从明天起,我们一家人都重去拉石头,卖石头,尽快把欠人家的债务给还上。”生活又恢复到原有的轨道,和原本就没离过轨道一样。

阎连科说,“我大伯是个极有尊严的人。是个把人的尊严放在活着的首位的老百姓。”

看了他对以大伯为代表的父辈们的评价,想到他开头的一些话:“终于就在一瞬间,明白了我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原来却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和病死;是为了柴米油盐中的甘甘苦苦与生老病死中的挣扎和疼痛。”我在想,作家们总想从一种恒定不变的人生中,提升一种恒定的人性,一种永远不会毁灭的人性的光辉——生存的意志和尊严。恐怕这就是阎连科写父辈们的角度和认识。

但我却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父辈们”的遭遇。

阎连科父辈们一生的日子对他们来说不算短。他们的人生是不是老百姓必得承受、永远不变的一种生活方式?

阎连科在写“四叔”之前,有过这样的议论:

城里人把“日子”叫“生活”,乡村人把“生活”叫“日子”。这似乎是对同一人生状态的不同说法,但其本质的差别,却有着天壤的不同。“日子”更多的含意是,“一天加一天,天天都是那样儿”。它单调、乏味,无奈,消耗人的生命,而你又无力去改变。可“生活”,却给人的感觉是丰饶,它有色彩,有人气,有宽阔的马路,有明亮的路灯。……对生活而言,日子是一种贫乏和愚昧;对日子而言,生活是一种向往和未来。

看了这些文字,我心里长时间不能平静,思绪走得越来越远。

不同的时代,老百姓的日子尽管有不同的贫乏和愚昧,但人的尊严和意志是可以有不同表现的。阎连科笔下的人生意志和尊严,首先应该是对他父辈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绝妙讽刺。

阎连科让我们如此真切地看到“那个时代”的农民为了不受冻挨饿,为了让儿女们成家育子过上人的日子,拼尽了全家人所有的气力,付出全部生命的能量。在以往大量的阅读中,去寻找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给人们带来的“水深火热”,也没有见到过如此动人心魄地拚日子。“旧社会”的乡下人,有天灾,吃不饱饭的时候;有人祸,濒临绝境的时候,但老百姓人身多是自由的。这个自由,可以让你背井离乡“闯关东”;游踪四方打零工;投亲靠友寻生路;走进城镇干手艺;或借点小本做生意;哪怕是乞讨要饭,社会、民间也有施放和施舍。乡下城里,总有活下去的可能。而阎连科的父亲养家的时代为了让家人吃上饱饭,上述活路都是行不通的。拼尽全力苦干三年开垦出一块石料地,成了“资本主义”,若离开土地挣点糊口的“小钱”岂不更是一种“资本”?“旧社会”穷人也盖房子,建筑材料,部分靠自制(土砖)与自然积累(自家的树);部分靠粜卖粮食来买。可是阎连科大伯盖房的年月,人们种粮有余粮变钱吗?买盐打醋还要靠鸡窝里有着温度的鸡蛋呢。

曾经看书,不少学者少时失怙,送自己上学堂甚至出国留学,都是家族宗祠出钱相供。那时,如果有祖产、有祠产,家族是有责任的。可是“新时代”,农民除了像阎连科父辈那样在没有自己一分地的家乡“受活”,还能有什么出路?宗族因了土地的非私有化,基本人际关系全然没有了经济联系。社会组织关系的重组,城乡的二元形态,把农民如铁板之钉,死死地钉在了二分住宅地上,没有了其它生存的各种可能。“父辈们”生活的时代,什么是自己的?只有力气是自己的。不,连力气都不是自己的。

阎连科觉得大伯、父亲、四叔的存在,让人“有了一棵树的尊严,一株草的尊严。”

超出人的负荷极限,超出人的忍受能力,换来的一小块土地,轻而易举地被没收了去,小草的尊严在哪里?一辈子拼尽全力地在吃、住的困境中挣扎,看不到“日子”中还会有别的“生活”,这里有“人”的尊严可言吗?

亲眼目睹着父母们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是无休止的饥饿。是永恒的人生景象,还是时代的“赐予”?

20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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