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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拍决策

中共近年强调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从最近中共在大陆推行的几件事来看,若真的在香港实行“管治”,就吓死人了。

十九大之后,连跳三级并且对习近平肉麻歌颂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接连大有作为的做了三件事,一是全市“清理低端人口”;二是全城清拆招牌;三是在华北实行煤改气大行动,“谁卖煤就抓谁,谁烧煤就抓谁”。

但是,这些大有为的行动,忽然又煞车了。大陆网民指这是“新时代管理模式”:“赶人赶一半,停了;拆牌拆一半,停了;禁煤禁一半,停了。”

在清理低端人口之初,网上流传一段蔡奇在内部会议上敲着桌子的影片,他说:“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硬碰硬、就是要解决问题。”乍听起来是对付敌人的语言。

到叫停之后,官网又发布一个“蔡奇看望慰问生活性服务业劳动者”的消息,“深情地问大家:都有地方住么?回家的火车票退了没?屋里有暖气吗?拆了一半的招牌装回来没有?”有网民说:用“性服务业劳动者”这标题,太调皮了。实际上是从刺刀见红到深情慰问,变脸太快也太矫情了。

许多人都称赞专权体制的决策够快,要建一条铁路、一座桥梁,说建就建,不需要反复咨询,像西方社会,又是国会审议,又是利益集团制衡,又是媒体监督,效率都拖慢了。然而,像以上三项规模宏大、影响面广、涉及基本民生的事,说做就做,然后说停就停,决策上超快地出尔反尔,老百姓就受尽折腾。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问:这些决策是怎么作出的?作出这些决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突然爆发的执行力是哪里来的?保护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机制在哪里?

网民作出一个既形象又真实的回答:“一拍脑袋,有了;一拍胸脯,好了;一拍大腿,坏了;一拍屁股,算了……”可称之为四拍决策。

官僚体制中,较普遍的行为是谨小慎微,能不做就不做,以免做多错多。但相较于这种尽量不作为,更可怕的是大有作为并且乱作为,而乱作为通常都出现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新贵为迎合掌极权者的意向,而表现出狂风扫落叶般的魄力。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对极权者以过度执行其意愿而“靠害”。哪一种情形,我们很难判断,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实际上因这三大决策而威信扫地也。正如毛泽东的大跃进一样。毛时代确有重临迹象。

英治时代的香港,最能让市民安心的基本原因,就是法治保障下市民生活的确当性,让市民生活在一个确定的、有章法的、可预期的环境中;而不是生活在掌权者拍脑袋、拍胸脯、拍大腿、拍屁股的不可预期的社会。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真是说说就好,吓吓我们就算了,千万不要真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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