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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比“目的”更重要(8/8)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七、“理想”可以千奇百怪,只要持守底线,就不可能成为灾难

反过来讲,无论什么样的“理想”,如果只是信仰者用以自律自励,哪怕赴汤蹈火,虽九死而无悔——但不强人所难,更不以他人为牺牲,那又有什么可非议的?

曾经有人说,中国人民公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农业的产业特性不适用于集体生产,所以农业合作化应该限于流通领域与产前产后服务领域,如果搞集体生产,那就是“乌托邦”。低效率、大饥荒等等,都是“乌托邦”之害。

但是笔者曾经考察过以色列的几家基布兹(Kibbutz,即希伯来语“公社”),那里不仅是集体生产,甚至连“家务劳动”都是高度“集体化”的。典型的基布兹实行公共食堂和儿童公育制,分配也是绝对平均的供给制,后来发工资也是完全均等的。其“共产主义”程度之高,令人惊叹。而这几家基布兹都有骄人的经营绩效和丰裕的社员生活。想到公社在我们这里的失败,想到公共食堂在我们这里几乎是“大饥荒”的代名词,不禁令人感叹。当然,基布兹也有办得差的。历史上基布兹曾经历过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少基布兹或者散伙了,或者“私有化”了,或者转制为较为松散灵活、更能适应市场的经济组织如莫沙乌(moshav)、米苏拉乌(meshulav)和米塔迪什(mithadesh)等。

“散了也就散了,保留下来的都是办得好的”,一个以色列朋友对笔者说。那么“保留下来而办得好的”比例有多少呢?德语维基百科“Kibbutz”词条给出的数字是:1990 年基布兹数量达到高峰,当时有270 个基布兹,人口12.51 万,到2001 年还有267 个,人口11.55 万。《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二十世纪末基布兹拥有以色列犹太人口的2.5%,而在1947 年这个比例是7%[53]。当然,由于以色列犹太人口增加很快,现今的2.5%比五十年前的7%代表的绝对人口数是更多的。而权威的基布兹数据库则显示,基布兹人口峰值1994 年是12.46 万,到2005 年仍有11.77 万。就相对比例而言,2005 年基布兹人口占以色列犹太乡村人口的24.1%,犹太总人口的2.09%,以及全国总人口的1.68%;而这三个比例的峰值分别是1983 年的35.1%,1952 年的4.7%和1952 年的4.2%[54]。总的来看,经历九十年的发展,基布兹运动先升后降,但至今仍基本保持了峰值时的绝对规模,相对比重下降主要是因新移民的大量增加所致。

这使笔者想起了国内左派朋友经常挂在嘴边的华西村、南街村这类坚持不分田到户、走集体经济道路的“红色典型”。说这些村的经济比小岗村搞得好,笔者是相信的——尽管自由派朋友往往强调那是当局基于意识形态理由给予照顾的结果,或者说是引进“资本主义”、剥削外地劳工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就这些村的户籍村民而言,笔者相信他们是感到了“不分田”的好处的。不仅如此,笔者还相信今天中国这些仍然搞“集体经济”的村庄,一般而言“明星村”的比例较高,总体上经济水平也应该比一般“单干”村要强。这有什么奇怪呢?自从1970 至1980 年代之交中国农民有了退出“集体经济”的自由以后,办得不好的集体就留不住人了,还能留得住人的,自然就是办得好的。如果办得不好还强行扣押住人不让走,那就不是“明星村”与否的问题,而是违法拘禁的问题了——说得极端点,如果套用犹太人的历史,那就是奥斯维辛,而不是什么基布兹了。所以,解释华西村的逻辑应该是“因为办得不好的集体都垮了,极少数能够剩下来的自然就是好的”,而不是“因为华西村办得好,所以当年就不应该允许全国农民选择去留。如果一直把他们扣住不许走,全国农村就都变成华西村了”,这后一种逻辑是奥斯维辛的逻辑,不是基布兹的逻辑。

换言之,在自由选择的状态下搞“乌托邦”,那逻辑就是“散了也就散了,保留下来的都是办得好的”,无论中国还是以色列,这应该是一样的。问题是“办得好而保留下来的”能有多少?

在这一点上,中、以两国“集体经济”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在自由条件下经历九十年的风风雨雨,基布兹大体还能保持可观的凝聚力,今天的规模比峰值差不了多少,散掉的是少数。可是中国呢?改革前全中国农村都是人民公社,这些公社共有95 万个生产大队(相当于后来的行政村),到了本世纪初,仍然不分田的集体经济只有7,000 多个行政村。这也就是说,1956 至1980 年间中国的“集体经济”在强制状态下经过二十多年惨淡经营,仍然没能对农民产生吸引力,当农民获得选择自由后,他们99%以上都选择了离开!难道这还不够失败?任何经济类型都会有些能够吸引人的个案。当年被认为很不堪的前苏联集体农庄农业,经历了几十年转型后,如今仍有近半数的土地是集体经营(当然那已经是自由的股份制农业企业了);拿破仑当年在莱茵地区解放农奴,但据说半数以上的前农奴在获得自由后仍然不愿离开庄园;甚至美国废除黑奴制后,选择不是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自由雇工留在种植园工作的前黑奴也有30%左右。而中国的农民在可以选择离开后,仍然愿意留在“集体经济”中的却连1%都不到,还有什么样的失败能甚于此呢?

显然,中国人民公社的失败并非因为它是“乌托邦”,而是因为当时的体制不择手段地把农民捆绑在“集体”中;而以色列的基布兹其实比中国的公社还要“乌托邦”(集体主义精神更强,经济一体化平均化程度更高),但是它是任由人们自由选择的。办好了功德无量,办不好散伙就是了,怎么会造成灾难呢?所谓“乌托邦”,如果不拘泥于莫尔(Thomas More)那种具体描述,其实无非就是指“无法实现的理想”。但是,“无法实现”就一定会造成灾难吗?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但追求尽善尽美,能达到较善较美也不错。当初赫茨尔(Theodor Herzl)、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等犹太先贤是把基布兹模式奉为理想的,但他们没能在以色列普及基布兹。在最“理想”的时代,以色列乡村犹太人中加入基布兹的也只有40%左右。然而基布兹在以色列的巨大正面作用是谁都承认的。至少,基布兹没有给以色列带来灾难,这样的“乌托邦”有何可怕?

但如果号称追求尽善尽美,而实际却落入尽恶尽丑的陷阱,那又是为何?由此想到我们的文革,毛泽东搞文革是因为他有“乌托邦”思想吗?那开创以色列事业的一代犹太先贤,如本—古里安等难道就没有“乌托邦”思想?只不过,他为自己的理想身体力行,他来自基布兹,作为以色列开国总理建立了丰功伟绩,退休后拒绝了优厚待遇,又回到了内盖夫沙漠中他参与建立的基布兹家园,至今他们夫妇的墓地仍在那个游人很难去瞻仰的沙漠腹地。但是本—古里安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以色列人都强制赶进基布兹,更不会去追求为此必须的无限权力。而毛泽东有甚么样的“乌托邦”思想,我们并不清楚(他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但马克思的理想与秦始皇的理想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知道他离何者更近),但他为此既可以“牺牲左派”也可以“牺牲右派”,亦即他为搞自己的“乌托邦”是不择手段的,而且首先是为谋求“不择手段地搞乌托邦”所需要的无限权力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文革,以及很多同类灾难的根源。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探讨文革这类历史问题而言必须理解:大人物的“手段”比“目的”更重要。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思想史研究”,但即便对于思想史而言,研究毛泽东何以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理想模式,什么样的“乌托邦”思想,恐怕也远不如研究他何以培养出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的想法重要。而这确实有待于分析他的人生心路,当然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注释】

[1]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11 月14、16、18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635-36。

[2]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页485;张艳:《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新发展》,《前沿》,2011 年第20 期,页43。

[3]《真理报》,1963年9月21-22 日。转引自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 年的中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页393-94。

[4]吉林省档案馆,1/1-14/59,第6-8 张。转引自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页395-96。

[5]《真理报》,1957 年11 月19 日。转引自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页394。

[6]张春桥猜不透毛泽东心思的例子还有许多,例如1966 年毛泽东生日宴上,毛举杯“为全面内战而干杯”,张春桥就纳闷了一辈子,二十六年后他还对女儿说:“我始终没明白这杯酒的含义。”参见张春桥:《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页128。

[7]文革研究界对“十年文革”说历来有争议,但分析毛泽东这十年的行为不必在乎其是否叫“文革”。

[8][32][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2;2、26;6-7。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241。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099、1084、1088。

[11]转引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 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页22-25。

[12]笔者对此曾有初步分析,参见秦晖:《文革之谜——关于文革的若干问题》(2010 年12 月8 日),共识网。

[13]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页44-45。

[14]笔者对蒯大富的访谈,深圳,2013 年6 月23 日。关于这个话题他也有过多次文字表述。

[15]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页175-85。下引谢静宜回忆录均同此注,不再另注。

[16]李仕林:《朱勇访谈录》,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上册(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页677-96。

[17]转引自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页347。

[18]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页180。谢静宜说的是三万人进驻后毛泽东对“市领导”约束宣传队活动的批评。但实际上从全文来看,毛应该是在7 月24 日决定“捅马蜂窝”时就主张宣传队在清华可以为所欲为、去所欲去,只是“市领导”没有领会他的旨意,还有点放不开手脚,以致引发毛泽东的恼怒。

[19]唐少杰:《评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炎黄春秋》,2015 年第5 期,页80-81。

[20]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注明的整理时间为1968 年7 月26 日,28 日起该文件在广西以传单、号外等形式大量散发。本文据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第三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光盘收录文本。1967 至1968 年间中央首长每次接见广西两派的记录都有两派和广西官方(军方)各自整理的两三个文本,但最后一次接见时“四·二二”事实上已经失败,所以只有这一个文本。

[21]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 年7 月28 日)。参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光盘。

[22]清华“四·一四”派当时有条情报,说是蒯大富认为“除河南、青海外全国现在是保守派掌权”。(参见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收录、大事日志》(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页372-73,1968 年7 月23 日),蒯大富自己不承认说过此话,现在也没有任何材料能够佐证他说过此话。但作为一种形势分析,当时有这种判断的人其实很多;各省造反派都有严重的危机感。

[23]参见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载《历史拒绝遗忘》,上册,页1-36。

[24]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对此都有回忆,只有王力说毛祝的是“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其余四人的回忆都是“全国全面内战”;戚本禹认为王力所说不确。参见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页543-55。

[25]参见秦晖:《血腥之夏:从“七三”到“七·二七”——1968 年广西与北京造反派的覆灭》,待刊稿。

[26]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指“无人受损、人人获益,只是获益程度有大小”的改变,笔者据此给出“负帕累托改变”的概念,即“无人获益、人人受损,只是受损程度有大小”的改变。

[27]徐友渔:《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领导者》,总第68 期(2016 年2 月),页127-36。

[28][29][41]何蜀:《“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昨天》,第69 期(2016 年5 月30 日),页37;36;44。

[30][36]孙言诚:《“二月镇反”与青海“二二三”事件》,《昨天》,第69 期(2016 年5 月30 日),页19、21;20-21。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597。

[34][35]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页85-86;149-50。

[37]《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1968-1976 年卷补遗二,页290。

[38]《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1967 年1 月30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209。

[39]毛泽东审定时将原排在第四篇的此文移作头一篇以示强调,参见《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批语》(1968 年10 月14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580,注2。

[40]康生说:“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什么叫‘反复旧’:‘反复旧必复旧。反复旧就是复旧。’”《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重要讲话》(1969 年12 月27 日)。参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光盘。

[42]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页35。

[43]最近的代表作就是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着,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该书为享誉国际学界的名著,其中令人瞩目的一个创见是用知青运动期间劳动力反向流动(农民变工人)来证明上山下乡的主因并非为了解决就业困境而是为了意识形态。但笔者认为:1968 年底的上山下乡除这两个目的外,遣散造反派恐怕是更重要的目的。考虑这个目的后,一方面打发红卫兵下乡、一方面吸收农民为工人的现象就不一定非用意识形态来解释了。

[44]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转引自林霞虹、罗桦林:《麦田里守望逝去的青春》,《广州日报》,2008 年12 月26 日。毛泽东就是在关于郏县的这篇文章上写下“大有作为”那番批语的。

[45]后来也有“回乡知青”之说,但那只是民间的说法,所谓“知青办”、“知青政策”等官方说法是不承认其为“知青”的。

[46]尤其在并非“一片红”的地方,如广西,不仅有过去的歧视(能招工参军的都是有好“背景”的人),还有因文革产生的派性歧视。

[47][49]参见黄建祥、赵平:《对一句经典口号的考证》,《人民政协报》,2012 年8 月9 日,B1 版。

[48]对王秀兰的介绍,参见新华网甘肃频道。

[50]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 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108-12。

[51]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页203、205、240。

[5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页2-3。

[53]Judy Peres,“In 50 Years,Kibbutz Movement Has Undergone Many Changes”,Chicago Tribune ,9 May 1998.

[54]Avraham Pavin,The Kibbutz Movement:Facts and Figures (Israel:Yad Tabenkin,2007),6-7.

《二十一世纪》201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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