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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你的薛之谦,我读我的梁思成

1901年初春,27岁的梁启超在流亡东瀛之时,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

因为‌‌“长子‌‌”的夭折,这个儿子被重点看护起来。为了让他茁壮成长,崇尚科学的梁启超听从了圆梦先生的建议,令全家改唤他为‌‌“二哥‌‌”。他就是梁家的长子梁思成。

家学不治顽皮,幼年时期的梁思成是个货真价实的‌‌“二哥‌‌”。

梁启超称他为‌‌“不甚宝贝‌‌”的‌‌“淘气精‌‌”,屡屡在家书中叮嘱‌‌“大宝贝‌‌”长女梁思顺督促他练字、读书。他既是屁颠颠跟在姐姐身后的乖小孩,还是会往妹妹思庄的饭盒里放毛毛虫的淘气蛋。

就连康有为庄重万分的剪辫仪式,他也要放鞭炮掺和一脚,吓他一吓。

当时康有为流亡日本多年,还留着大清的长辫子。周围的人纷纷劝他剪掉,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被日本人取笑太多,终于同意剪掉。剪辫子的那一天,他像举行大典礼一样,朝北京的方向摆了香案,宣读了奏文,再三跪九叩之后,理发师终于拿起剪刀。此时,忽然鞭炮齐鸣,把理发师手上的剪子都吓掉了。众人受惊之下追问,才发现原来是‌‌“二哥‌‌”梁思成带头闹的事。

但作为长子,梁思成无疑被父亲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事实上,他的人生之路,其主干道基本上是由梁启超规划的。

1915年,他将长子送进清华学校接受西式教育。随后,在他的有意安排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他的书房中初次相识。后来按照他的建议,梁林携手共赴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两人毕业后,他还为梁林规划了欧洲古建筑之旅,并为梁思成选定东北大学任职,让他去‌‌“吃苦‌‌”。

在梁任公的盛名之下,名门之后梁思成面包一直不缺,爱情有了,爱人还是万里挑一的,事业有了,而且是独一份的,任谁看来,他都是一个再好命不过的幸运儿。只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

病痛的宠儿

梁思成生来便是个残疾。

襁褓时期,他的两条腿夸张地向外撇开,比所谓的内八字要严重得多。梁启超请来外科医生扳正,再用缠带缠紧他的小脚,然后放进一个特制的木盒里,矫正一个多月后才好转过来。

这还不算,这个生就残疾的婴儿还体弱多病,吃药打针如同家常便饭。要不是家境还算优渥,恐怕他也和自己的‌‌“长兄‌‌”一样早早夭折了。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驾着去年大姐赠送的新摩托,赶赴天安门参加‌‌“国耻日‌‌”集会活动,车辆驶过南长街口进入主道时,被疾驰而过的陆军部次长坐骑撞翻。

后座的梁思永当场被撞飞出去,满脸鲜血直流,不过只是皮外伤,梁思成则被重重压在车下,造成右腿骨折,脊椎受伤。而肇事者只从车窗掷出一张名片,便绝尘而去。

如果被撞的人不是梁任公家的公子,恐怕这一场车祸会跟夏日的阵雨一般稀松平常,迅速雨过天晴。可惜,肇事者只是小小的陆军部次长,比起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实在不足道哉。

梁家得到了诚恳的道歉和应有的赔偿,车祸结束了,可梁思成的伤痛才刚刚开始,这些伤痛死皮赖脸地纠缠了他一生。

最初,医院给梁思成的伤情诊断是轻伤,并声明不需要动手术,严重延误了有效治疗时间。后来虽然连动三次手术,但梁思成的腿骨依然没能接好,也永远不可能接好了。在后来的年月中,他的右腿始终比左腿短一厘米。梁家的长子还是没能逃过最初的命运,成了瘸子。

而脊椎受伤所留下来的病痛则折磨了他的一生,使他后来在外出调查古建筑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

1937年,在逃离北平前,梁思成被诊断出患有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医生不得不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他受损的脊骨。

蛰居李庄期间,为了给脆弱的脊骨减压,梁思成甚至不得不把下巴靠在花瓶上,以支撑自己‌‌“沉重‌‌”的头颅。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38年春,梁思成一家五口经过四个多月的颠沛流离,终于抵达西南大后方昆明,一家人正打算大松一口气时,男主人又病倒了。

这一次是因为扁桃体脓毒,不仅使他受伤的脊背再次疼痛难耐,还引发了牙周炎,他不得不将满口牙齿全部拔掉。为了避免因大量服用止痛药而中毒,他只能日夜半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为了分散注意力,他还学会了缝补破旧的袜子自遣。

大半生病痛缠身,命运未免也太凄惨了些。可你若以为他的性情也一样阴郁消沉,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他的内心总是满怀期望的。

日本学者断言中国找不到唐代古建筑时,他默默翻遍半个中国,把它找了出来;

抗战才开始,他撤离时却是抱着必胜的心走的;他既不肯去台湾,也不愿避居美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相信‌‌“前途满是光明‌‌”。

他习惯以君子之心度人之腹,用友善的目光看待一切。你可以说他天真,我更愿意称之为赤诚。

他的内心也是幽默有趣的。

梁思成夫妇的美国好友费慰梅说,‌‌“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饭桌上可是才华横溢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欢闹声喧。‌‌”

梁再冰回忆,蛰居四川李庄期间,‌‌“父亲尤其乐观开朗‌‌”,‌‌“他从来不愁眉苦脸,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

49年后,有一次,梁思成向林洙调侃,自己还有一个两个头衔——瘦协和废协的副主席。

‌‌“瘦协,是瘦人协会,夏衍是会长,他只有44公斤,我和夏鼐是副会长,一个45公斤,一个47公斤。我们三个人各提一根拐杖,见面不握手而是握杆。而废协嘛,是废话协会。‌‌”

有一天,梁思成和老舍、华罗庚一起闲聊。老舍抱怨说:

‌‌“整天坐着写稿,屁股都磨出老茧来了。‌‌”

梁思成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抹点油?‌‌”老舍也回得快:

‌‌“只有二两油(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供应二两油),不够抹的。‌‌”

华罗庚也凑趣道:‌‌“我那份不要了,全给你。‌‌”

后来他总结说,逗贫嘴谁也说不过老舍,所以老舍是废协主席,他和华罗庚是副主席。说完还自得其乐。

疾病缠身却天真乐观,沉默寡言又风趣幽默,梁思成就像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而大多数人只看到其中的一二面,便妄下定论。

娶妻当娶林徽因

今人提起林徽因的名字,大多爱把她跟金岳霖和徐志摩扯在一起,所谓扯谈,大概就是这种情形。而她的丈夫梁思成却很少被人提起,即使提到,大多时候,也是以一种沉默寡言的炮灰形象出现在调侃中。

民国以降,拿‌‌“太太的客厅‌‌”开涮的大有人在。脑补女主人谈笑风生、男主人端茶倒水的画面,总能满足一些人或恶俗或卑劣的趣味。殊不知,梁思成绝非籍籍无名之辈,更不是木讷无趣的呆头鹅,只用‌‌“好男人‌‌”概括他也显得太过苍白。

1962年6月,已是花甲之年的梁思成再婚了,对象是比他小近三十岁的资料室管理员林洙。这桩婚姻,遭到梁思成生活圈子内各方面的激烈反对。

当年,梁思成亲自为程应铨和林洙做主婚人,而如今,程应铨的师长却娶学生的妻子为妻,这几乎超越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偏偏这位学生又曾为师长的不公遭遇仗义执言而蒙冤。

梁思成的弟妹们联名给他写了一封抗议信。梁思成与林徽因多年的好友张奚若,曾对梁声称,若执意与林洙结婚便与梁绝交,并果然从此不与梁来往。

就连梁思成昔年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密友刘敦桢,也给他寄了一封信,上面既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只有四字:多此一举。一向与他亲近的女儿梁再冰,还因此与他冷战了三年之久。

即使是现在,一厢情愿认为他娶林洙是自降身价、人生污点的,依然大有人在。

且不论林洙的人品如何,在以上种种看法下,梁思成无疑是作为林徽因的附属品存在的。为了维护亡妻的声誉和地位,晚景凄凉的他似乎不应该拥有婚姻自由。

一代才女,当年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谁能想到后来会招来这样的无妄之灾。

古建筑迷弟

没有人知道林徽因的最爱是谁,但梁思成的最爱,恐怕非古建筑莫属。

根据父亲的规划,梁思成本应从事美术行业,今后在‌‌“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而他自己最初的愿望是成为一名雕塑家。最后,他却径自跑去学了新潮的建筑学,一头扎进中国古建筑里再没有出来过。

1937年6月,夕阳西下,五台山台外豆村旁,佛光真容禅寺正沐浴在斜阳的余辉之中。一千年的时光倏忽而过,屋脊和门板上布满了它们的斑驳印记,却依然掩不住山门的恢宏气势。那是来自大唐的气势。

此时,中国营造学社的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就在禅寺的大殿内。他正趴在脚手架上,一下下擦拭积满灰尘的大梁,以辨认因年代久远而暗淡模糊的墨迹。当最后一行墨迹重见天日,梁思成带着一身尘土笑得像个孩子。

此前数年,他已经辗转了半个中国,考察了不计其数的古建筑,但最开心还是这一天的发现。恐怕也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他找到了当时中国最古老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建于875年,即唐大中十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

当时夕阳映得整个庭院都放出光芒,佛光寺出檐深远,斗拱宏大,衬上美极了的远山,于他有如人间天堂。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当梁思成还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巨大喜悦中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战事急转直下,他不得不扶老携幼逃离京城,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战乱中,他和家人流离,病倒,穷困,再病倒……无论是身体条件、工作环境还是生活水平,无一例外都在走下坡路。

但他依然一心扑在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上。一面像‌‌‘’乞丐‌‌“一样四处讨要经费和生活用品,一面注释《营造法式》;一面操持家人的一日三餐,一面编写《中国建筑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古建筑是他的精神支柱。

而他对古建筑的爱是不分国界的,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夏,梁思成在盟军的军事地图上,特意标出了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的位置,使得保有大量唐风古建文物的两大古都幸免于难。

49年初,他和陈占祥联合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简称‌‌”梁陈方案‌‌“)被否决了。在他眼里,‌‌”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北京城,即将迎来分崩离析的命运。

在北京市对街道的拆改扩建过程中,梁思成和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吴晗急了站起来指责梁思成说:

‌‌”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势单力薄,但他还是坚持己见。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两人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梁思成还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最后只回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不难想象他当时的无奈心伤。他说:‌‌”每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每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这样的痛苦,与精神凌迟何异?!

当时他能够支撑下来,恐怕要归功于他心中的另一个挚爱——爱国。至于幸与不幸,很难评说。

当然,还有他的心肝宝贝北京城要顾好。他约上陈占祥做出了‌‌”梁陈方案‌‌“,并自信满满地把它呈了上去。

可惜,他迎来的是一波接一波的古建拆除运动。拆完城墙拆城楼,拆了城楼拆牌楼……

既然北京城的破坏在所难免,好,那他就退而求其次,总有一些古建文物是拆不得的!比如故宫,比如北海团城,比如东、西四牌楼……直到目睹一座座古建倒在他脚下,他才忍无可忍,痛心疾首地甩下一句话:

‌‌”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如今,再看新永定门和雄安新区,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对的。

无法磨灭的地位

49年后,梁思成在古建筑保护上屡屡受挫。学术上,他的理论和主张也多次受到不公的批判。

先是建筑工程部开的头,拉开了批判‌‌”大屋顶‌‌“(即仿古建筑)运动的序幕,梁思成被列为头号对象。

批判中,颐和园畅观堂专门成立了一个批判梁思成的写作班子,参加的人有各部委的,包括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等。在压力下,清华建筑系的师生们,也开始撰写文章批判系主任梁思成。

实际上,梁思成对那种简单模仿宫殿建筑的‌‌”大屋顶‌‌“建筑并不满意,更没有设计过一座大屋顶的建筑。甚至仿古建筑他也只设计过一个,即扬州市的鉴真纪念堂。

而且那时‌‌”复古主义‌‌“风格,也是拜苏联老大哥之赐。即所谓‌‌”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都是在苏联专家倡导之下流行的。当初大家都接受这个理论,到头来却把主要矛头指向梁思成,怎么也说不通。

不久后,他撰文喊冤:直到今天,我还搞不清楚‌‌”大屋顶‌‌“的定义是什么!《营造法式》和《清式营造则例》虽然是我整理的,但你看上面写着‌‌”随宜加减‌‌“,我没有要建筑师把它当公式,生搬硬套啊!有人责备我是复古主义者,我不能接受。

后来这场批判及时刹车,被定性为学术领域的问题。使得梁思成没有像胡适、胡风及梁漱溟一样被划为‌‌”右派‌‌“。

但在随后的文革中,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文革一开始,梁思成就被揪了出来,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他必须每天挂着巨大的黑牌子出门,到大字报栏学习、反思,然后再一遍遍地写检查。出席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和不定时的抄家更是家常便饭。

清华两派斗得最狠的时候,全校员工的工资停发,梁思成还被狠狠敲诈了一回。当时几个自称是‌‌”井冈山‌‌“总部的人,带着手枪和匕首冲进梁家。为首的一个指着梁思成问:‌‌”现在全清华的革命群众都在挨饿,你知不知道?‌‌“

‌‌”我……我听说停发工资了。‌‌“梁思成低声道。无休止的批斗和病弱的身躯过多得消磨了他的信念和意志。

‌‌”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是看你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我……我愿尽我的力量,我们的家务是林洙管,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钱。‌‌“

‌‌”放屁!你没有钱,谁有钱?你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全是人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现在你哭他妈的什么穷?你对革命群众是什么感情!‌‌“他抬起手给了思成一个耳光。

梁思成晃了一下几乎摔倒。此时的他,如同一个行将就木、胆小怕事的市井小老头,无论是意志上还是体力上,都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在他生命最后的那几年,除了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休养外,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写检查,偶尔回首往事。

后来,他努力地追赶形势,急剧改造自己,‌‌”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眼看自己坚持的建筑理想已经被现实全面打倒,而他的学术立场也如同在流沙上,游移不定。

回顾他的一生,前半叶是在父亲的盛名之下徐徐展开的,中途追求建筑理想并收获学术成果,后半叶则被政治运动所累。建筑学既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也给他的晚年招致了无边的政治风波。他在政治漩涡中,一步步妥协,一步步改变自己的建筑理念,一步步推翻自己的学术立场,一步步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最终在无休止的摇摆中迷失了方向。

但好在没人能够夺走他的学术地位,即使是他自己也不行。要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山人物,古建筑保护的第一人,除了他,我保证你再找不出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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