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展的理解
所谓“延展的理解”，是指不是择其一端，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受害者与迫害者，而是取得一个深入、内在的眼光，跟随事情的进展，做一些移步的理解。具有这样理解的影片为数少而又少。
郑义的小说《枫》发表在1979 年2 月《文汇报》上，后来由他本人担任编剧，80 年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这是唯一一部从红卫兵本身的视角完成的文革叙事，它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理解文革的内在眼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影片不可取代的意义越发突出。因为出自当年投身文革的红卫兵之手，它有着一个与纪录片相对应的叙事结构，难能可贵地就近观察记录了红卫兵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那些举动，完整地保留了红卫兵初期文革的心路历程，富有层次展现了向往美好生活、拥有正常感情的年轻人，他们如何从互相爱慕到互相仇视、从满怀深情到十分冷酷、从天真纯洁到“双手沾满了鲜血”，从“为了明天”出发，却一步步走向昨天，走向“战争”的深渊。后来的人们尽可以对其中的提法做法作出自己的分析，但起码这是一份基本的原始材料，十分具有说服力。
首先，这部影片进入文革的切入点与其他所有影片不一样，它把起点放在当时报纸杂志上一系列重磅文章上面，以特写镜头推出的这些版面，正是文革的动员令——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学术研究》）、《评“三家村”——燕山夜话》、《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到反革命黑帮》（《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社论）。先是有了这些，然后才有广场接见、众人山呼万岁等。这显然是一个“过来人”的叙述视角，它体现了某种承认与承担的立场。
如果说吃狼奶，这些在战争结束之后出生、49 年之后识字念小学长大的一代，比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所吃进的狼奶要多，“吃水”要深。他们就像是新生政权的头生子，作为前排的长子长女，他们不仅意味着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分享这个政权的想像力、它的全部话语、合法性论证。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这样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卢丹枫）革命或“指点江山”是需要力量的，而较为年幼的弟妹们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出所需要的力气。
除了书本上课本上，这批年轻人重要的思想来源还应该包括当时的革命电影，正是那些所谓战争、历史题材的影片，从道德、情感、想像力方面帮助完成了新政权的全部论证，缝合了从革命到日常生活的间隙。——斗争是残酷的，流血是难免的，牺牲是光荣的，观看这些影片长大的年轻人，十分容易期待把生活当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电影，而自己能够成为这部电影的主人公：“让我们接受暴风雨的考验吧！”（卢丹枫）这样的表述要多“文艺腔”有多“文艺腔”，但是这正是那些以革命文艺为奶娘的年轻人的实际状况。研究红色电影与这批年轻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
紧接着广场接见，分裂产生了。在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一对恋人已经无法坐在一起。李红刚所在的“红旗兵团”是夺权派，卢丹枫所在的“井冈山”，旗帜鲜明地认为“你们是被走资派操纵，是假夺权”。比在“在路线斗争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更加重要的，是这两派分别接受过文革首长江青同志的接见，分别受到伟大旗手的鼓励和支持，得到承认自己的“大方向”都是正确的。笔者目前无法就中央首长接见不同的群众组织，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全国动乱作出评论，但是有一点是显然的：即使不是因为中央首长的接见，“权力”这个东西肯定也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誓不两立，导致人们之间不可调和的深刻对立。而当“权力”被披上了“正义”、“革命”的色彩之后，更加成为不可让度和不可让步的。最终的胜利是要通过掌权来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不可能成功。不是因为缺少沟通的技巧，而是因为双方对于权力是什么、什么才是它的合法性一无所知。
卢丹枫所在的“井冈山”集结了“八个县的兵力”准备向红旗兵团发动“总攻”。而作为另一方“作战部长”的李红刚，他此时尤其需要证明自己如何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证明自己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心地是纯正的。悲剧变得无法避免，战斗完全像是从前电影里发生的一样：防御工事、炸药包、机枪、手榴弹、信号弹，火光冲天，房屋坍塌，人员伤亡。
这部影片在剧作上安排得合情合理还有两条：一、促使卢丹枫拿起机枪朝向恋人的队伍猛烈扫射过去，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身边战友的倒下，尤其是一同外出执行任务的十来岁男孩小兔子的被枪杀，夺走了卢丹枫的理智；二、即使在战斗中，一对恋人也没有完全忘记对方，从本意上他们从没有想过要杀害对方个人，只恨对方站错了路线。这一点，比起用个人私利、个人恩怨去解释文革事件的一些其他影片，显得更加真实可贵。“人在阵地在，至死不投降”，像在《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电影中所发生的那样，卢丹枫以跳楼的刚烈举动，完成了她对于心目中理想的祭献。两年以后，有人诬陷李红刚拿枪逼卢丹枫跳楼，李红刚被镇压。
今天观看这部影片，所引起的感受是复杂难言的。从电影方面来说，其制作水准并不高，不仅是人物的对话和行为，在影像方面也同样是“文艺腔”十足，从灯光到构图的任何一个设计，都是按照某个现成的概念或者结论，其含义都是被规定和阐释好了的。据说郑义本人对影片也比较不满，但是由虚假的影像所讲述的故事却是惊人的真实。同时还必须说一句，这种惊人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来源于某个“模仿”：这些年轻人他们越模仿，对于他们本身来说就越真实。曾经是“真实的战争”已经演变为“有关战争的想像”。
影片《芙蓉镇》（1986）分为上、下两集，下集从1966 年开始。就表达文革本身来说，这部影片大体上没有超出“坏人作恶、好人蒙难”的套路，尤其是“好人”的表现总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无辜被动地接受了一场与己无关的劫难。但是这部影片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从1964 年“四清”开始的，某种紧张的气氛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当四清工作组进驻芙蓉镇，半人多高的大标语同时糊上了小镇的街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这部影片中，“四清运动”很像是文化革命的预演，只是矛头稍有不同，它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但是弄得人人自危以及斗争的残酷性，就像是一个小文革，这是为许多人所不知道的。
工作组长李国香算出开米豆腐店胡玉音夫妇的收入不亚于一个“省级干部”，由此对她的周围展开一系列调查：粮店经理谷燕山卖过一万多斤碎米给胡，于是他被认为与胡玉音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镇党支部书记黎满庚被迫交出胡玉音托他保管的1200 元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良心；胡玉音本人不得不躲藏外地一个多月，回来时得知年轻的丈夫桂桂已经被逼身亡，他们家新盖的大房子也被没收。往前追溯，这部影片涉及“运动”的起点甚至更早，湘西的这个小小芙蓉镇从1957 年的反右运动所继承的，是原县文化馆馆长、下放右派“秦癫子”。
这位李国香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她原是国营食品点售货员，经过“四清运动”之后，她当上了县委常委、公社书记。在文革前期，她同样作为当权派被揪了出来，当街游行示众，与“五类分子”胡玉音、“秦癫子”一道，这是她决不情愿的，她本人的遭难并没有激发她对别人的同情。时间不长，她就被结合进文革领导班子，重新当上了县委常委，公社革委会主任，坐着吉普车来到了芙蓉镇。这一笔有点狠，揭示了有人始终是“不倒翁”，一直处于“整人”的位置上。文革结束之后，她碰巧遇到劳改释放回来的“秦癫子”，此时她的“坐骑”已经改为一辆黑色轿车，正在准备赶往省城结婚，依然是“一马当先”的派头。这个角色的刻画不好的一面在于，她除了是满口阶级斗争词汇的极左女人，还是一个用当年的话来说是“作风不正派”的女人，暗示她之所以往上爬是因为作风问题，这就很落俗套了。假如她是恰恰是一个作风正派的女性呢？
《蓝风筝》（1991）把某种触角伸得更长。这部影片追随女主角陈树娟前后嫁了三个丈夫的故事，以编年史的方式，展现了新中国社会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初期的颠簸道路，一些普通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经受的风风雨雨。影片中胡同口第一次出现由公家打出的横幅是“改造私营商业”，第一次宣读的《人民日报》社论是“进一步做好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街坊蓝太太在将自家的铺子交出去之后，仍然感到困惑和担心的是为什么她们家的成分永远也改变不了。
小小四合院第一次组织起来的学习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表明日期是1957 年4 月27 日，第一次出现的大喇叭声音是“整风运动”转向，宣布“有人借提意见向党发动攻击”，接着出现了第一次批斗会（批斗对象是学美术的学生陈树岩），第一次语气激烈、花花绿绿大字报是关于反右斗争。继而这个家庭一系列灾难就降临了。
女主人公陈树娟的丈夫少龙因为开会时上了一趟厕所回来，所有人看他的眼光便有了异样，几分钟之内他被打成“右派”，不久去农场劳改，不到一年死在那里；学美术的弟弟树岩被发配去了遥远的农村；当空军大哥目睹了部队宣布清理人员名单时，有人当场拔枪自杀，浓浓的鲜血淌了一地；大哥的女朋友、部队文工团的“尖子”因为不喜欢陪首长跳舞，转业到了一家工厂在车间干活，后来以“反革命分子”批捕，她自己一直搞不清楚到底犯了哪一条。实际上，这个家庭诸多兄弟姐妹，在经历了反右之后，即男女老少拿铜锣到胡同口轰麻雀之前，各自的命运大致定型。
树娟的第二任丈夫李国栋死于营养不良。文革前夕她嫁了第三任丈夫，他是一个住小楼的高级干部，风暴来临时他知道自己躲不过，烧毁有关文件之后，拿出存折叫树娟娘儿俩离开他，不久在批斗中死去。树娟回来看望他，也被当作造反派团团围住揪着头发，年幼的儿子被推倒在地。
文革在这部影片中只占了大约不到五分之一的篇幅，但是从前面所有积累起来的内容来看，文革就便得不难理解和能够理解了。这部影片以一种此前电影少有的冷峻口吻讲述这些不幸故事，尽量把它们弄得平淡，如同在岁月中被打磨过的样子，在涉及历史运动的那些方面，基本上是中规中距的。不足的是，也许过于追求一种不动声色的态度，因而忽略了所有的磨难在人物内心留下的痕迹，吕丽萍扮演的女主角通情达理有余，内心咀嚼不够，看不出来所有这些磨难如何沉淀到她的性格或者精神气质中去，形成她看待世事人生的某种眼光。贯穿影片始终的那个童声，给沉重的历史无端添了一道不相称的稚气，以童心与历史对峙，以单纯驱散历史的浑浊，也是一种“文艺腔”。该影片从来没有在国内上演过，因为有香港和日本资金投入，曾经以日本影片的名义参加东京电影节，中国代表团为此退出该电影节，并在国内遭到全面封杀。该片获第六届东京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