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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中的文革叙事(4/5)

与《蓝风筝》一样,《霸王别姬》(1993)也是以编年史的眼光,延伸到了文革时期。与所有其他影片不一样的是,这部影片作为切入点的,是“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画外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表明这种灵魂革命的,是多年相濡以沫的人们之间互相揭发。

在熊熊燃烧的火光面前,段小楼开始不顾一切地揭发虞姬程蝶衣,暗示程与大戏阀袁世卿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而他们从小一起学戏受苦,“成角”之后是扮演霸王和虞姬的多年搭档,而且后者始终深爱着前者;这给程蝶衣带来重创和巨大刺激,他继而失去理智地痛骂段小楼的妻子菊仙,把他对师兄多年的爱转变为对于这个女人的仇恨,导致菊仙自杀。

而为什么要这么做,此前是有过铺垫的:最早段小楼受审,审问者为曾经是程蝶衣的徒弟小四,小四捏着段的妻子菊仙曾经是妓女这个疼处。但比这个更加刺激的,是从前戏园子老板那爷在一旁揭发段小楼,说他在解放军进城时说过不合适的话,这个举动暗示当前的现实是——不是革他人的命,就是被他人革命。因此,在这部影片中,“战争”不仅发生在大街上,尤其在心灵深处;不仅在批斗会上,而且在血肉相联的人们之间:“敌人”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早就睡在身边(小四也是被这些师兄们“捂大的”),亲人反目,朋友成仇,这样的表述比较深刻地触及了文革的“精神面貌”,揭示了它的内在伤害。

此前的影片中偶尔有过受蒙蔽的造反派经过一系列事件终于觉悟,如《巴山夜雨》中张瑜扮演的押送者、女造反派,《苦难的心》中那个马虎出事被坏人利用的护士,但是一个正常的人(好人)如何转变成一个面目狰狞的人,只是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与《芙蓉镇》一样不能免俗的是,造反派小四是作为有着比较明显的个人道德、人格缺陷的人来表现的,他之所以要整掉师父程蝶衣,是出于想替代他的个人名利野心;同样,程蝶衣为什么要揭发菊仙,也是身为同性恋的他视这个女性为自己与师兄段小楼之间的障碍,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文革根置于一些个人原因乃至性的原因之中,是对于这场“革命”的严重缩减。不管是段小楼、程蝶衣还是菊仙,包括小四在内,他们对于革命话语始终一窍不通,他们始终既没有进入也没有弄懂革命词汇的含义,而只是耿耿于怀于从前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在时代的剧烈变动面前,他们仿佛从来是无辜的(innocent),这仍然取了一个比较外在的、旁观者的立场。

消解、时尚以及怀旧

1981 年由白桦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遭到公开批判,依据该剧本拍成的影片《太阳与人》(长春电影制片厂)被禁止,令人们触到了某个界限,本来雄心勃勃进行着的反思历史的脚步受挫,继而放慢。

1983 年“反精神污染”,1984 年、1985 年分别只有一部影片与文革有关(《爬满青藤的小屋》(1984)《小巷风流》(1985)。1986 年“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该年有一部影片涉及了文革,这便是由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残照》,农村题材的。

同样,1987 年也只有一部影片涉及了文革,而且只是象征性地加以暗示,即黄蜀芹导演《人·鬼·情》,其中文革这一段主人公秋芸站在凳子上,一只手抓了一把红色油彩,另一只手抓了一把黑色油彩,在一个狭窄的小屋子里,站在椅子上尖锐地喊叫,将痛苦的身影投在灰暗的墻壁上。

1988 年全年一共拍摄了153 部影片,如果不算知青题材的《棋王》,那么可以说没有一部是与文革有关的,至少可以说没有一部影片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内容有关。1989 年有一部类型片《黑楼孤魂》涉及了文革,但那完全不是反思性的,那段历史仅仅是其中的商业元素(恐怖)。90 年代之后,涉及文革的影片变得寥寥无几,已经不能期待一年中起码有一部与文革有关的影片出世。发生变化的不仅在数目上,而且对于文革的态度、立场也明显不同。总体上来说,反思的因素明显减弱,甚至荡然无存。

紧接着田壮壮、陈凯歌之后,张艺谋执导了影片《活着》(1994年),一般人们习惯将这三部影片相提并论,但其实它们的志趣各异。在有关文革的叙事方面,比较起来,《蓝风筝》更宁愿采用历史的眼光,《霸王别姬》更宁愿采取内在的、精神的眼光,而《活着》则采取了所谓卑微的“小人物”的眼光。但是这里的“小人物”视点并不是如同俄罗斯作家眼中那种深切感人的立场,相反,《活着》中的“小人物”恰恰拒绝任何一种深切性的东西,努力避免拥有某种深度。尽管从拍摄手法上来说,《活着》试图接近一种纪录片的风格,但是基本叙事却更加接近一种叫做“剧”的东西,即其中的“悲欢离合”与其说接近历史事实,不如说接近一种剧情上的安排——意外、巧合、出人意表的起落,如同某种听上去琅琅上口的效果一样,这些剧情的安排主要也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挑逗人们的好奇心,而并不需要考虑历史事实,不需要对于历史有一种尊重和深切的心情。

当镇长来到主人公福贵家,对他说那些皮影戏保不住了需要烧掉时,同时引出给福贵的哑巴女儿说对象的话题,对方是“县城里拿工资的工人,在城里头,大小也是个组织的头子”。因此,这部影片中的文革,主要是与这位“组织的头子”有关,他叫王二喜,所谓戏剧性也集中在他身上。作为造反派,他生得既膀大腰圆,又松松垮垮;整日肩戴袖章,头顶旧军帽,却是个瘸子,当然“急起来也跑”。但他带领几位工友在“下定决心”的歌曲声中,横排行走在大街上时,你的确不知道他要去往何妨,那是一个未知数。万一是去武斗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当福贵夫妇在街上布店里听人说有造反派正在他们家“搭梯子上房”,他们有理由表示忧心忡忡。

但他其实给未来的丈母娘家粉刷墻壁去了。他给这个破旧小院的照壁上画了一张毛主席像,在院墻上新刷了几条标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一个革命中的美学家。“工厂里几百张毛主席像都是他画的”,干完活围住小桌吃茶的工友们补充介绍道,这些人衣服上还带有许多白色的油漆。造反派不去造反,带人来给自家丈母娘家干活,假公济私,这个带有放肆色彩的细节,同时也消解了文革的任何实质意义,包括它的严肃性和严酷性。

“好戏连台”还在于:当王二喜的妻子凤霞在医院里生孩子,医院已经被年轻的红卫兵护士接管,王二喜再次显示了他的灵活头脑: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借批斗为名,从牛棚里弄来了一个原妇产科主任王教授,将他挂着牌子从大街上一路押来,同时说服医院的造反派是为了让他在现场接受教育。

但是发现他三天没有吃饭,饿得没有力气了,于是王二喜的丈人福贵上街买来了七个馒头,教授一口气全吃了,噎得喘不上起来,又给他喝水。等到凤霞孩子落地之后真的出事,这位教授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人们将歪着头的他拖进手术室,他完全不起任何作用,最终凤霞因为产后大出血而身亡。其间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安排,有惊有险,的确令观众大饱眼福,但是将凤霞的死亡与教授的滑稽表现相联系,大大减弱了前者的悲剧性,死亡因此也成了一桩可以被嘲弄的滑稽的事情(福贵在凤霞的坟上继续谈论七个馒头加了水就成了49 个馒头可以作为旁证);同时,以这样的方式表现教授,是将他进一步推进受屈辱的境地之中,不同于别人施加的羞辱,这回是教授本人自我羞辱。这样的做法称之为“文革遗风”也未尝不可。

当年有过一部影片叫做《苦恼人的笑》,其中一位教授在羞辱之中,将一只肛门用的温度计插进自己嘴中,拍摄于1979 年的这部影片对于这个细节是持不能接受的批判态度的。

一般来说,文革中较少饿饭的事情。同样,在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的时候,身为镇长还能够前来替凤霞说亲并亲自主持凤霞的婚礼,而且他居然也带着“造反派”的袖章,这是不太可能的。县委书记春生也前来祝贺王二喜与凤霞,送来了带镜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像,这也不太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影片是第一次将有关文革的那些明显的标志,当作某种时尚或者影片中的商业元素来加以使用。王二喜相亲时带来的礼物是包在手绢里的几枚毛主席像章和一套毛选四卷。而表明凤霞春心萌动的,是她独自在屋里带上军帽和穿上军装、扎上皮带。他二人拍结婚照那场戏着实渲染了一番,新娘新郎一概红卫兵装束,只是多了胸前的红花,哑女凤霞头戴军帽,身着褪了色军装(旧军装而不是新的,这在当时很不容易弄到),那上面别着毛主席像章。在自家院子里面,有人弄来了照像背景用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包括父母大人在内,四人都将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照了一张全家福。影片中用了一些最著名的文革歌曲,制造一种喧闹、喧哗的气氛,从“造反有理”、“下定决心”、“大海航行靠舵手”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毛主席的话儿要记在心”等,但是所有这些与整个情节、人物的精神状态没有内在关联,这些“小人物”在历史的沉浮中包括在文革中始终是各过各的小日子,各人算自己的进帐。对于他们来说,正如影片的片名所表明,“活着”便是一切,便是胜利,而不问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什么尊严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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