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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美国之音台长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作者按:在做美国之音台长家族在中国有巨大商业利益的视频时https://youtu.be/UZYFfolGbuE ,为了限制时间以免观众疲惫感,删掉了一些内容,在这篇文字稿中做了大幅补充。视频链接群发之后,收到许多国内读者回函抱怨因防火墙而看不到视频,希望有文字稿。由于国内绝大多数百姓仍完全不了解此事件,所以盼网友们传播,多谢!

美国之音成立于1942年,是美国国会拨款的对外广播电台,不允许在美国国内播出(政府不可以拥有影响美国国内舆论的媒体),当然在Youtube时代,这个限制已经没什么意义。第一次播音是用德语,要以真实的报道,对抗纳粹的宣传。其前身,美国国际广播,在1939年就用中文的粤语对华广播,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中共建政后,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更是铁幕内中国人渴望听到的真实声音!1976年美国总统签署的《美国之音宪章》,除了强调准确、客观、全面的新闻原则外,更申明美国之音代表整个美国,其报道要反映重要的美国思想和体制。这个思想就是自由的思想,这个体制就是三权分立加上新闻与言论自由。所以,美国之音建立75年来,其宗旨是用真实对抗谎言,用民主对抗专制。

但过去这些年来,由于共产中国的经济崛起,尤其是庞大的商业利益向外渗透,使美国之音的宗旨受到侵蚀,在美国之音中文部,强烈反共的声音、记者一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去年阿曼达•贝内特(Amanda Bennett)出任台长之后,美国之音更是接连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离谱现象,这里仅谈这四个:

第一,今年4月19日,美国之音中文部几名记者在直播采访逃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爆料中国第二号权力人物王岐山贪腐时,被台长命令停播。美国之音这个直播中断事件,清清楚楚是受到中国政府压力的结果。北京当局在这个直播前做了三个动作:

其一,通过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担任主席的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告,然后用这个“通告”警告美国之音,不可采访中国政府通缉的“罪犯”。很显然,这个“红色通告”只是为阻止美国之音报道郭文贵的法律借口。

其二,中国外交部官员约见美国之音驻北京采访主任,警告说,采访报道郭文贵是“干预中国内政”“影响十九大进程”。意思很明显,如采访报道,美国之音记者在中国的采访许可就可能被吊销。

其三,中国驻美国领馆官员给美国之音中文部对外联络的负责人打电话阻止报道郭文贵。

美国之音事后发声明,承认他们受到中国政府压力,但强调他们没有受到影响,意思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但基本的常识是,如果没有屈服于压力,为什么要突然中断对郭文贵的直播采访?如此蔑视大众智商,是美国之音领导层的耻辱!

第二,直播中断后,几名采访记者很快被停职接受调查,至今已长达近5个月,150天了。整件事情没有任何复杂,别说5个月,连5天都用不上,就可查清楚:首先,这个采访不是几名记者的擅自行为,不是他们背着美国之音领导自己偷偷摸摸去直播对郭文贵的采访,而是美国之音高层事先同意、并事先就这个直播做了高调的预告(美国之音很少做类似预告),当然是希望更多观众收看,扩大美国之音的影响。在今天自媒体兴起、谁都可以做网络直播的时代,美国之音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已大幅下降,在此次断播事件之前一个月,郭文贵在私营媒体“明镜”的直播爆料已经引起轰动,这次美国之音几位记者显然是很重视这个直播采访,在通过郭的爆料让更多华人知道中共高官腐败的同时,也可以提高美国之音的收视率。为了采访更有效率,之前他们已经跟郭文贵长时间谈话(10小时),做了大量家庭作业,那份苦心和敬业可以想见。

既然美国之音领导层事先很清楚有这个直播采访并高调做广告,那么分歧就只在直播一小时还是三小时。最后几名采访记者服从了台长的命令,在直播一小时后就中断了。如果说他们有违背台长的意愿,也没有变成事实。退一步讲,如果说直播三小时是个“错误”,但它也没有发生。整个事情是一个简单而清晰的过程。

断播事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巨大愤慨,但在如此现状下,美国之音台长不仅不道歉、不纠正他们断播的错误,反而在10天之后采取了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措施,把普通话语部主任龚小夏、节目主持人东方、资深编辑宝申、资深编辑李肃、资深记者杨晨等5人无限期停职,而且李肃是被联邦政府保安人员押送离开美国之音总部大楼的!其他四位记者当时不在班上,否则大概也会像李肃一样被押送离开美国之音大楼。

这是何等的荒谬!在美国,在全世界所有渴望自由的人们心中的自由圣地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居然发生了对记者如天安门屠杀后北京的央视对以沉痛心情报道六四屠杀的女主播杜宪式样的封杀!而杜宪当时只是被调离主播位置,并没被停职,更没被押送出央视大楼。美国之音这次对5名采访郭文贵记者的处理竟然超过共产党!这岂止是离谱,这难道不是疯掉了吗?!

他们不仅内部对记者进行调查处理,还从外面雇律师来进行法律调查。在这个明摆着的新闻采访事件里,有法律犯罪吗?即使有犯罪,那是由律师来调查的事情吗?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这个外部来的律师查了很久,当然无果。但贝内特台长还不甘心,又采取另外手段,找了她原在《华尔街日报》的同事James Mcgregor,来查这几位记者是否违背新闻原则。由贝内特的原同事主持调查,其本身的公正性就令人质疑。尤其值得人们重视的是,这个James Mcgregor 在中国居住了25年以上,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麦健陆”,做帮中国政府拉美国企业投资的工作。从麦健陆在中国一些论坛讲话的调子可看出,他属于亲北京派。由这样背景的人来主持调查采访报道中国政府高官丑闻的事件,可能公正吗?这是无法不令人严重质疑的。

从4月19日断播事件开始,这个所谓的调查已长达近5个月,雇用的外部律师,是以小时计费的,加上麦健路的开销(他还从北京带来一名中国人助手),还有几名记者的薪水(停职不停薪)等,美国之音就这一个调查,至今据说已花了上百万美元。这不是台长贝内特自己的钱,是美国人民的纳税钱!用美国人纳税的钱,做为限制新闻自由而进行的所谓调查,贝内特之举,跟中宣部无疑。这绝不是扣帽子,事情明摆着。

对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长达5个月都查不出个结果?如果是调查郭文贵爆料的王岐山可能是主要股东的中国海南航空公司(欧洲中央银行已在调查德国的德意志银行的最大股东“海南航空公司”涉嫌洗钱),它们是大公司套小公司,几十个公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常复杂,可能需要5个月或更长时间,但美国之音直播采访郭文贵这件事,即使有错,只要几个记者和几名领导坐下来一问,就一目了然了,怎么会是5个月都没有结论?常识在这里摆着:这几个记者对郭文贵的采访,不仅无罪,连错都没有!

真正的错在贝内特台长!但她依仗权力,不仅不认错,不道歉,不认输,就这样拖着,在折磨这几名记者的同时,也等于是做给北京看,做给王岐山看——我不仅停止了对郭文贵的直播采访,而且重罚了记者,我完全不想得罪你们!这难道不是大臣对皇帝说:奴才冒犯,但奴才不是故意,奴才正在改正。

第三,美国之音女台长贝内特的另一个离谱行为,是她以美国之音的名义,自己签名,给“中国海南航空公司”的律师发了一封信,表示美国之音采访郭文贵,绝不是对着海南航空来的,郭文贵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更不代表美国政府。

我在美国住了近三十年,一直关注美国的新闻界,之前从未见过美国任何媒体,会对报道一个专制国家的公司做出这种声明。美国之音报道、评论过中国的许多企业,有些对涉嫌犯罪的报道和评论远超过对“海南航空”。例如2012年我曾参加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公司”涉嫌进入美国收集情报问题;那个节目既有报道,也有评论,事后哪有美国之音台长给“华为公司”写信,澄清来宾观点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不代表美国之音、更不代表美国政府。这不是常识吗,来宾都只代表他们自己。而且美国之音的电视屏幕上也打出,以上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也这样申明。所以美国之音女台长特地给“海南航空”一个解释的声明,岂止是画蛇添足,而是一个清晰的叩头行为。

报道大公司涉嫌丑闻、政府官员涉嫌腐败,是媒体第四权的责任。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文贵对王岐山涉嫌拥有海南航空公司大量股份是编造不实的情况下,作为美国自由的媒体,美国之音为什么要向“海南航空”做这种自我矮化、甚至自我作践的叩头行为?

美国之音高层声称该报道缺乏新闻平衡,且不说一个为抵抗独裁宣传而办的电台喊“新闻平衡”,跟你要抵抗的意识形态谈平衡实在矫情透顶,即使贝内特台长真要所谓的新闻平衡,那么她应该做的是,派记者去采访郭文贵爆料的海南航空公司创办人和董事长陈峰(曾是王岐山的下属),去采访王岐山本人。贝内特台长做过这样的努力吗?我们设想,在美国之音开播的二战时代,如果有犹太人爆料,纳粹德国有种族灭绝犹太人的“奥斯维辛”毒气室,那么美国之音台长是不是会用“新闻平衡”的理由,拒绝报道,甚至惩罚采访的记者呢?正常的做法是,应该允许这个犹太人“爆料”,然后要求采访纳粹德国的官员。当然,无论纳粹和中共,都根本不会接受美国之音的这种采访。

在今天强大的中共宣传下(中国政府的维稳经费已超过军费开支,包括对外洗脑的“大外宣”经费),美国之音难道真是要摆“新闻平衡”的伪姿态吗?不,贝内特台长连矫情都不是!而是个一清二楚的、连鬼都不相信的借口!否则他们为什么迄今为止5个月了都不去采访海航?用如此低档次的幌子来试图扭曲断播事件的性质,简直是侮辱所有的观众!

第四,贝内特台长更档次低到堪比中共宣传部的行为是,居然在美国之音列“黑名单”,禁止郭宝胜,赵岩,夏业良和我上节目,说会影响美国之音的信誉。此举明显是因为这几个人都支持郭文贵爆料(当然,后来夏业良已经从支持郭文贵爆料变成不惜传播任何假消息诋毁郭文贵的地步)。颇具黑色幽默的是,当年在中国,我因编发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踢出中国新闻界;今天在美国,或许是因为支持郭文贵爆料,或许是因在5月份写了一篇“美国之音台长应该辞职”的文章,居然被列黑名单。美国政府的媒体,居然敢列黑名单,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美国之音台长和其高层上述这些宛如独裁国家媒体的做法实在太离谱了,他们的行为才是美国政府必须要调查、要处理的。他们用美国人民纳税的钱在干什么?难道要成为中共的傀儡吗?鉴于贝内特台长的种种离谱行为,人们不得不审视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丈夫及家族在中国庞大的商业利益跟这个美国之音断播事件和随后的一系列荒谬是否有关?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阿曼达·贝内特台长的背景。

可能有些读者了解,贝内特台长之前做记者时,曾经得过普利策新闻奖,也在布隆伯格新闻社时做过关于习近平家族贪腐的调查。首先,那个获得普利策奖的文章,是贝内特和另一记者合写的(内容是美国官员夸大艾滋病扩散而谋求获得更多政府资金),并不是贝内特自己的独特成绩;另一次是她在俄勒冈州的报纸《The Oregonian》工作时,曾领导多位记者调查移民局的服务问题,使该报获得普利策的“公共服务奖”。其二,普利策奖得主们,左派占绝对压倒多数,所以没什么值得崇拜的,连诺贝尔奖都假货一大堆!更必须指出的是,一个人无论得过什么奖,都不能证明他/她就是人格、道德高尚的人。贝内特上述那些举动,无法不令人质疑,她的人格在哪里?

贝内特由于调查报道习近平家族贪腐,使布隆伯格新闻社在中国的生意受损,所以她“被迫离开”布隆伯格新闻社,是体面地被解雇了。由于在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美国的新闻机构也屡屡屈于压力,这是自由世界的悲哀和耻辱。贝内特被迫离开布隆伯格新闻社后,有三年时间没有找到新闻工作,做自由记者(freelance Journalist),直到去年被任命为美国之音台长。那么贝内特这次在美国之音的举动,是不是吸取了“教训”,不敢再得罪中国、不想再丢掉饭碗了呢?不过这个饭碗是太小的事,真正需要认真检视的是,贝内特在2012年嫁给的丈夫唐纳德·格雷厄姆(Donald Graham)的家族,在中国有庞大的生意和商业利益,这是否直接导致她因害怕得罪中国政府、影响丈夫的商业利益而一手操纵了美国之音的断播、重罚记者、给海航叩头、制定黑名单等一系列严重损害美国之音、美国媒体、甚至美国形象的劣行呢?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实在离谱过头,美国纳税人完全有理由、有责任追究!

阿曼达·贝内特的丈夫唐纳德·格雷厄姆可不是小人物,他是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女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儿子。当年老格雷厄姆买下《华盛顿邮报》,后把报纸交给女婿(凯瑟琳的丈夫)经营。女婿后来自杀了,就由凯瑟琳经营了《华盛顿邮报》20多年,期间两名记者挖到水门丑闻,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两人获普利策奖,使这家报纸达到事业高峰。2001年凯瑟琳去世前把儿子唐纳德·格雷厄姆任命为《华盛顿邮报》发行人。

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是唐纳德·格雷厄姆的第二任妻子。格雷厄姆1967年在哈佛读书时,跟同学Mary Wissle恋爱结婚,育有4个孩子;到2007年,这段40年的婚姻亮起红灯,两人分居、离婚。5年之后,唐纳德·格雷厄姆就跟这个现任美国之音台长的贝内特结婚了。这是贝内特的第三次婚姻,她的第一段婚姻以离婚收尾,第二段婚姻到2007年丈夫因病去世。贝内特嫁给格雷厄姆,当然是攀上了大富豪;格雷厄姆离婚时分给前妻的股票就是7700万美元。

凯瑟琳去世后,儿子唐纳德·格雷厄姆管理的《华盛顿邮报》江河日下,连年亏损,该报所属的《新闻周刊》(Newsweek)更是亏损到2010年以一美元卖掉了,白送。这个1933年创刊、有77年历史的《新闻周刊》就在美国之音女台长的丈夫手里被葬送了,因为卖掉后,《新闻周刊》就变成只有网络版、像不存在一样没有影响力了。

《新闻周刊》的包袱被甩掉后,《华盛顿邮报》还是没起色,发行量降至47万份,从全美第五大报,降至第七名(排在纽约两家小报《纽约邮报》和《每日新闻》之后),年亏损近5000万美元,最后在2013年卖给了亚马逊网络创办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售价2.5亿美元。这是个什么价码呢?1993年《纽约时报》花了11亿美元买的《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跟《华盛顿邮报》同样是在2013年被卖掉,结果只卖了7000万美元,血本全无。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严重的左倾意识形态使订阅率大幅下降,二是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的兴起重创传统媒体。相比之下,同样严重左倾的《华盛顿邮报》卖的价码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4年之后的今天才卖,几乎肯定价码会更低。

《华盛顿邮报》历来左倾(所以干掉了共和党的尼克松),但凯瑟琳掌权时不仅反共,而且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起到过重大推动作用。凯瑟琳本人在1986年10月曾带记者专访蒋经国,促他解除戒严、开放新闻自由。蒋经国当场承诺要解除党禁报禁,并在9个月后的1987年7月15日兑现其解除38年的军事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的诺言,开启了台湾民主化的新篇章。

但唐纳德·格雷厄姆主掌了《华盛顿邮报》后,不仅从未见过报道说他去劝说中共领导人往民主的方向迈进,而是看见他去跟中共的宣传喉舌英文《中国日报》(China Daily)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使中国日报的出版物成为华盛顿邮报的夹页,随该报在美国得到发行,等于帮助中共在美国的宣传。

很难想象,在冷战时代,美国的自由媒体会在自己的报纸中夹带共产苏联的宣传品《真理报》什么的。但美国之音女台长丈夫领导下的《华盛顿邮报》,就曾这样给共产党的洗脑宣传机器帮忙。

唐纳德·格雷厄姆卖掉《华盛顿邮报》拿到2.5亿美元,绝对是富豪了,但这个2.5亿实在还是小头。唐纳德·格雷厄姆在领导《华盛顿邮报》的同时,还经营一个叫做“开普兰”(Kaplan)的教育公司,当时《华盛顿邮报》40%的资金(亏损)都来自“开普兰公司”的补贴。因为“开普兰”太有钱了,它主要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声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教育公司,在全球跟超过1000个学校、2600多个企业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有数万雇员,2015年的营收额(revenue)达19亿美元!2016年增至26亿美元。其中相当一大部分自他们在中国的生意!

格雷厄姆卖掉《华盛顿邮报》后,把邮报公司的名字改为“格雷厄姆公司”(Graham Holdings Company),这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在纽约证券所的股票代号是GHC 。格雷厄姆担任公司董事长,下辖“开普兰教育公司”。这个教育中心跟中国最大的国际化教育服务机构ACE签有合资协议,上海的楷博教育公司就是开普兰的旗下资产。对于格雷厄姆的《开普兰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发展,中国官方网站“百度百科”上也有介绍。

当年《华盛顿邮报》江河日下,卖掉之前六年,营收额下降44%,不仅由于网络媒体兴起的影响,更与美国之音女台长的丈夫唐纳德·格雷厄姆把主要精力都用在经营“开普兰公司”有关。自2003年至今,“开普兰公司”跟中国的浙江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南商丘师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等很多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托福、雅思、GMAT等培训,这个庞大的中国商业网,给开普兰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2015年,阿曼达·贝内特的丈夫不再担任“格雷厄姆公司”的执行长,由他的女婿接手,但他仍担任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这个家族在中国的企业与日俱增,蒸蒸日上。仅凭这一点,阿曼达·贝内特女士就不适合担任由美国纳税人出资的政府机构《美国之音》的台长,因为这里有明显的、清晰的“利益冲突”。她丈夫和家族在中国有那么大的生意和商业利益,能不影响她主导的电台报道中国问题方面的决策吗?上述那四个“超离谱”的行为,令人如何解释呢?

人们同样有理由怀疑,贝内特女士在去年被奥巴马政府任命为《美国之音》台长时,她是否把她的丈夫及家族(当然也是她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情况如实地向主管审核的机构提供?这个跟专制中国有巨大商业利益链接的人,适合做美国政府机构的主管吗?

我们设想,美国的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国务卿等等内阁成员,哪个在中国有这样庞大的生意和商业利益?蒂勒森(Rex Tillerson)被提名、任命为美国国务卿后,他立即把自己曾任职几十年的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持有的60多万股的股份都卖掉了,更不要说卖掉了他在俄罗斯的公司持有的全部股份,就是要避免“利益冲突”。

再例如,鲁思•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在当上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时,也是处理掉了她在任何公司的股票,也是避免利益冲突。其他大法官,没有卖掉股票的,遇到涉及他拥有股票公司的案子时,他们一律要回避。像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在2012到2013年的几个月间,就回避了70多个案件的调卷令的申请。后来从他公布的年度财产(按法律必须公布)中人们才知道,阿利托的岳父2012年过世留给女儿女婿很多股票,所以涉及到那些公司的案子,阿利托就得回避。

据前几年的统计,超过51%的美国家庭持有股票,是个太普遍的现象。但哪怕是阿利托的妻子在哪个公司有一点点股票,她的大法官丈夫就得回避涉及这个公司的案子。后来阿利托大法官不再回避POM跟可口可乐打的商标官司了,因为阿利托家把可口可乐股票全卖掉了。所以,在利益冲突这个问题上,美国就是这么严格;如此才可能有效地防止“利益输送”、官商勾结。

今天明摆着,一个由美国人民纳税钱出资的政府机构《美国之音》的负责人阿曼达·贝内特,凭什么可以在有这么明显、严重的“利益冲突”下,被拣选并继续担任美国之音的台长?即使不被追查到,她自己也应该知趣不接这份活,而且断播事件后应该立马辞职谢罪。但贝内特所为,不是赶紧收敛,而是更加嚣张。

所以,美国之音的问题,不仅是不应该停职调查那几名记者,而恰恰是应该调查这个女台长!但即使贝内特被调查、处理、下台了,她对美国之音在华人中的形象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恐怕是无法挽回的!

2017年9月14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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