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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兴衰系列(25/28):北京之行

1977年5月2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首次报导了红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的折磨,包括“每公顷生产3吨大米”的失败、饥饿、严重的疾病状况等等。法国学者佛朗索瓦•庞考德(Francois Ponchaud)经过对逃到泰国的柬埔寨难民的调查采访后,把红高棉的所作所为记录在《柬埔寨零年》(Cambodia Year Zero)一书里,首次揭露了在柬埔寨发生的大屠杀。由于红高棉暴政在长时间内不为世界所知,《柬埔寨零年》的叙述实在可怕得匪夷所思,而书中证据都收集于逃离柬埔寨的难民,于是引发一场众说纷纭的议论,纷纷讨论在柬埔寨“黑洞”里发生的事情。1978年4月21日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指责金边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最恶劣的人权践踏者。面对当年拱手葬送柬埔寨,面对共产党在柬埔寨的残暴屠杀,西方世界的“左派”们、慷慨激昂的反战人士、疯狂骚乱的大学生们,义愤填膺的国会议员们,都在假装寂静,没有谁站出来反思自己的过错。

1977年9月25红高棉的广播电台突然惊人地首次宣布:我们国家是由柬埔寨共产党(KCP)在统治着,总理波布就是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他是柬埔寨的最高领导人,他将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两天后,9月27日红高棉广播电台宣布“庆祝柬埔寨共产党在柬埔寨历史上的地位”。波布,这位长期隐藏自己的神秘人,今日之所以公开政权的共产党面目,乃是受到中国压力所致——华国锋的“中共中央”要求红高棉政权象一个常态政府那样,建立国际信誉,“使柬埔寨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并要求红高棉结束自己的外交隔离。”显然,“中共中央”不情愿与一个外国的鬼祟组织缔结政府之间的军事同盟或政治阵线,因为那样名不正言不顺,会牵连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贬低。这显示出华国锋与前朝毛周的不同之处。

1977年9月28日中国《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波布照片,宣布“热烈欢迎柬埔寨战友”,极力赞扬“今日的柬埔寨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金边,9月30日红高棉广播电台播放了一个预先录制的长达5小时的波布演讲录音(此时波布已在北京)。在演讲中,波布回顾了“柬埔寨共产党”(实指红高棉)在柬埔寨的存在、领导、控制地位和党的历史,他说:“领导柬埔寨革命的,赢得4月17日胜利的,只有柬埔寨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领导者”,“我们学习了世界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的工作和经验起了重要的作用。”波布还说:柬埔寨共产党的创建日期是1960年9月30日;党之所以决定揭示自己的真实存在和执政身份,是被“外国朋友”中共所鼓励的,因为那个“外国朋友”想让党建立起革命的胜利信誉。在演讲里,波布没有谈到(红高棉)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却反复提到有一群可耻的密探份子在设法削弱(红高棉)党,但他没有指名道姓。波布的这个长篇演讲被中共印刷成中文册子,共65页,第二页有中共专业人员为波布修描美化的“标准像”,此像与波布的真实照片很有差别,波布的矬圆脸型变成了椭圆型,但保留了他基本的相貌特征。

波布对于公开(红高棉)党,是不情愿的。农谢后来在谈话中,以很长篇幅反复说:党的胜利,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坚持了秘密工作的原则,而保持胜利也必须依赖于秘密工作原则。实际上农谢是在反驳中共要求红高棉公开自己的存在和政治面目。

如前所述,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内斗停止,中国谋求的是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周边邻国的关系正常化。新的“中共中央”对于“输出革命”,既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兴趣,也没有周恩来那样的需要。而柬埔寨国民经济破产,红高棉政权离开中国的继续援助就无法生存,这迫使波布顺应“中共中央”的要求。但是这在连大米都很短缺的红高棉政权,没有东西能与中国进行交易。于是挑衅越南和促使中越关系恶化就成为红高棉“党中央”向中国索要援助的政治手段。为了做给中国看,在波布访问北京前夕的9月24日,红高棉越过东部边界对几十个越南村庄同时发动袭击,杀死许多越南村民。

1977年9月28日波布、英萨利一行人抵达北京。中共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盛大仪式迎接波布了。波布的特点是见不得人,所以这次公开访问乃是波布毕生的唯一。在天安门广场,中共安排了10万名还不知波布为何物的群众,手持纸花,载歌载舞,招展旗帜,欢迎波布一行。中国人不知道柬埔寨人民正濒死挣扎在暗无天日的炼狱中——那炼狱正是用中国的民脂民膏所制造。傍晚,华国锋举行国宴招待波布等人。波布在宴会上演说:“柬埔寨的现状是极为出色的,柬埔寨正在打败越南和泰国的挑衅。”

第二天,9月29日华国锋与波布进行了“首脑会谈”。波布声称“苏联、越南和古巴正在合作,在边界地区打击我们。”波布的杜撰是因为这三个共产党国家正是中国最怀恨的国家。华国锋迟疑著没有回答。于是波布更耸动地说:“他们在我们内部潜伏了许多密探。在中央层级,他们有5个代理人;在政府部委层级,他们有4~10人;他们在省级也有很多。从1975年9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准备破坏金边和边界区域。他们还准备用高精确度的枪支和毒药暗杀我们的领导成员。他们若干次下毒,但我们碰巧没吃那些食物。泰国、苏联和越南正在合作暗杀我们。我们有文件说明在这个事情上美国也与越南合作。从1976年起,我们开始清洗越南的代理人,到1977年6月清洗工作基本完成。我们小心地选择干部负责金边和边界区域,特别是在东部边界区,那里有许多美国CIA的密探。”华国锋仍没有回答,他似乎弄不懂波布在讲什么。

波布继续说:“我们听说越南部队腐化了,他们不愿再艰苦作战,他们现在只是依靠重武器、坦克和飞机。越南不仅想要控制柬埔寨和寮国,也想要占据全部东南亚。我们多次与他们进行协商,但是没有用。使用军事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力量将会有损失。由此,正确的战略应该是开发东南亚革命,否则解决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问题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如果东南亚的革命进展蓬勃,我们将利用机会解决问题。我们与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朋友们达成了政治协议,这是一个大胜利。我们依靠中国朋友,我们正在领导东南亚(革命)。我们的对外方针是统一东南亚,我们认为这是一项重要任务。柬埔寨能够保卫自己,这就是对东南亚革命的大贡献。最近,你们的中共第十一次党代会更加鼓舞了我们,你们许诺给我们和东南亚革命一个光明的未来。”此时的波布把自己看成了有胆量有办法的东南亚革命领袖。对于波布这套不知所云的“大战略”,华国锋显然不好理解也不便应对,他一定会感到波布思维比他更混乱。至此华国锋木然地仅回答了一句:“你的关于邻国的策略是对的。”

10月2日北京为波布组织了一场只有中共记者们参加的“新闻发布会”,波布首次表明是毛泽东主义指导了柬埔寨的“社会革命”。他还说1975年的撤空城市行动是要拆散“敌人的间谍组织”,这等于撤销了乔森潘早先使用的“食物缺乏、饥荒和人口过多”的借口——那是一个企图制造同情的解释。波布明确地说:撤空城市的决定是“在赢得胜利以前,在1975年2月作出的。因为我们知道城市那里有各种敌人的间谍组织,而我们的保卫革命政体的力量并不足够。”至此,波布承认了“大撤空”是一个早已有主观计划和执行日期的蓄意行为,而与食物缺乏或者人口拥挤等实际因素无关。

研究者本•柯尔南的调查是:“1977年10月波布访问中国回到柬埔寨之后,明显地加速了(党内)大屠杀。10月15日一天,在S-21监狱里处决了418个囚犯。3天后又处决了179个囚犯。10月20日处决了88人,10月23日又处决了148人。党中央密切关注着杜赫的工作。”波布确信越南正在试着在红高棉内部组织政变。于是清洗层层扩大,诬指逐渐联系到党内高层,连宋成都对此产生了担忧。1977年10月5日宋成指示杜赫不要全盘接受招供,因为“他们的一些招供也在攻击我们”。于是,当杜赫看到一个囚犯胡乱招供,顺便咬出他以前中学的一个教员乔提丽特(Khieu Thirith,英提丽特的婚前姓名)也是美国CIA的密探。当杜赫读到这个诬告时,他很紧张,对那囚犯警告道:“你有什么证据?你知道她是谁的妻子?”

在柬埔寨东部,1977年9月红高棉再次大规模越界攻击越南村庄,造成千名越南村民的伤亡。10月,红高棉又对越南村庄展开了一系列袭击。10月底越南终于对红高棉发动了一次战役反击:包括一个坦克装甲团在内的2万名越南“人民军”,攻入柬埔寨的柴桢省“鹦鹉喙”地区,并且驻扎在那里不走了。红高棉部署在那里的军队不敢围攻越军。1977年11月初宋成作为战场总指挥匆忙赶到东区,中部大区的柯袍也率部队奔赴东区。几个师的红高棉大军云集,试探地攻击了越军,结果是红高棉损失惨重。柬越两国都没有公开这次战斗。这股越军留在柴桢省长达两个多月,他们打开当地监狱,收集了几百个干部囚犯,也收容了几万名要逃往越南的柬埔寨人民,把他们护送到越南去。越南人要通过这些柬埔寨人了解在柬埔寨究竟发生了什么。12月25日驻扎在柬埔寨“鹦鹉喙”的这股越军发动了对红高棉部队的一次攻击,目的是测试红高棉军队的战力。结果,越军轻易取胜,甚至跨越柴桢省追击到磅占省。12月底,乔森潘宣布与越南断绝邦交。直到1978年1月6日,这股越军才撤回越南,又有数千名柬埔寨民众跟随越军去了越南。

越军撤退后,金边便宣布取得“伟大的胜利”。1978年1月波布亲自到东区的索平指挥部,庆祝胜利。在那里他下令全国所有的人都要全力以赴对抗越南,他把越军比作“森林里尖叫的猴子”,并指出如果每个柬埔寨人杀掉三十个越南人的话,柬埔寨就可以轻易战胜越南。他说:“一个柬埔寨人消灭30个越南人,柬埔寨用200万人打越南人是足够的,因为越南仅仅有5,000多万人口……我们必须以这种战斗方式提出我们的路线,以便赢得胜利。”波布的算术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离奇幻想。

此时波布的表现较为生猛。然而,不久之后世人将会看到一个越南兵是怎样轻易消灭了三十个红高棉兵。回到金边后,波布又反复号召用“燃烧著的爱国主义和阶级仇恨”作为战争武器。1978年1月17日波布把自己的韬略讲给全党说:“当你打击越南军队时,如果你攻击他的脚,他将无法爬行;如果你攻击他的手,他还是可以走动。”但是波布没有具体指出越军的“脚”和“手”到底是什么,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此后,被逮捕的“党内敌人”的罪名都一律变成了“与越南人勾结”。柯袍被“党中央”指定留在东区清洗所有被怀疑“亲越南”的人。东区许多干部和民众被柯袍认定是“柬身越头”而遭到杀害。为躲避清洗,穿过丛林逃往越南的东区民众与日俱增,也不断有红高棉干部和军人投奔越南。到1978年夏天,总计东区约有15万柬埔寨人逃到了越南。

1月25日红高棉攻击越南的河仙市郊。越南再次表现出克制。2月21日越南指控中国正在积极武装红高棉。4月,红高棉袭击了越南安江(An Giang)省巴竹镇(Ba Chuc),伤亡越南平民约3,000人。柬埔寨东部的压力越来越大,迫使英萨利在7月17日赴泰国谈判西部边界和平事宜。

中国鼓励红高棉与越南战斗。苏联则在道义上支持越南。红高棉没有生产军火武器和军事物资的能力,全部补给都依赖于中国的输送,连修理武器的工作也是由中国援柬人员亲自做。越南人也知道:中国的军事人员在柬埔寨为红高棉训练部队、组建炮兵、修筑道路和军事基地,还在磅占城郊修建了一个空军基地,使红高棉的飞机仅半小时可飞抵西贡市。在修建磅占城郊的基地时,波布去视察那里,前呼后拥。工地上在场的华人劳工并不认识他,但他们都远远地看去认为“视察者”是个“中国人”,还猜测他是汪东兴,因为“他的身材相貌和举止都很象中国来的‘唐山阿叔’。”

1977年12月3日中共派遣文盲副总理陈永贵访问“民主柬埔寨”。金边广播电台报道:1977年12月4日陈永贵到东部地区参观。中国也记录了在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眼中的柬埔寨是如此绝妙美好:

“真正令陈永贵感到难忘和震撼的是波布领导下的柬埔寨。红高棉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欢迎队伍的男女一概穿着黑衣,头戴‘毛式绿帽’,脖子上围着相同的方格围巾。陪同陈永贵的是波布。这位以‘极左’著称的共产党领袖(波布)创建了一个奇异的国家:没有货币,没有商店,街道上没有行人,全国实行供给制,吃饭全在集体食堂,居住分男女集体。平时,整个国家就像是一所大军营,连服装都是全体一致的黑衣。陈永贵感叹道:‘马列、毛主席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柬埔寨全国人口都下放到农村,专政对象被赶到山上开荒,全国人民每天只吃两顿饭,人们经常挨饿。可是大家一样大干,就像关于大寨的宣传电影里那样。陈永贵又感叹道:‘人家一下子就过渡到了共产主义,值得我们研究哩!’

但历史研究者们是这样看待陈永贵访问柬埔寨的:“他被引导去看田野里的劳动,而不是去看田野里的杀戮场……那时候已有半数的柬埔寨华人被红高棉杀死了。”

1977底,因为西哈努克消失已久,国际上传言他已遭红高棉杀害。与西哈努克有着个人友谊的北朝鲜领袖金日成感到不安,他指示北朝鲜大使直接代表他向红高棉“党中央”询问西哈努克的下落,并警告红高棉要保证西哈努克一家人的安全。南斯拉夫总统铁托(Marshal Josip Broz Tito)也派特使到金边,要求看到西哈努克还活着。但他们都没有能见到西哈努克本人。陈永贵访问柬埔寨时也同样不被允许见到西哈努克。西哈努克的生死成为谜团,中共颇为忧虑。在陈永贵回到中国十几天后,1978年1月18日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以“中共特使”的名义赴金边,执意要亲眼看到西哈努克是否还活着。这可能出于周恩来的含有内疚的嘱托,才有了今日邓颖超专程去金边的举动。在金边,红高棉“党中央”告诉邓颖超“西哈努克他自己拒绝见任何人。”但邓颖超声称这是“中共中央”的要求。据说红高棉“党中央”只好让她从一幢高楼的窗户远远望见了西哈努克的背影。

此时,西哈努克被押禁在一个3间房的小院里,周围是几幢高楼。红高棉在高楼顶部,对准西哈努克的小院安装了探照灯,耀眼的灯光通宵达旦照射西哈努克的房间。西哈努克也知道红高棉时时在用望远镜注视着他们夫妇的一举一动。关于柬越战斗,西哈努克通过金边电台广播而得知,政治直觉告诉他,柬越两国关系已经相当恶化。西哈努克自述他感到震惊和暗喜,因为他知道柬埔寨从来不能战胜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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