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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深垂 影响了他对大陆政情的判断

又是一个丁酉年,距离1957年整整60年,反右运动依然是一个禁区,不得纪念,不得评论,不得研究,依然是铁桶江山,依然是万马齐喑,依然是鸦雀无声。60年了,血泪的历史连接着血泪的现实,重读1957年9月26日胡适先生在十二届联合国大会的演讲,我发现他当年对中国大陆发生的情况并不真正了解,有不少误判。《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运动》,——仅这个演讲的题目就与真实的历史有距离,“反共抗暴运动”言过其实了。

即使是28年前风起云涌的八九民运,数以千万计的国人上街抗议,老实说也并无“反共”的意图,旅居美国的评论家李劼先生在《百年风雨》中论及,赵紫阳生前所作的秘密录音为自己、为学生运动所作的最大辩护就是:“没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学生没有这个意思,知识份子也没有这个意思,他赵紫阳本人当然更不存有这个念头。赵紫阳没有说错。举国上下,整个学生运动连同卷入的知识份子乃至平民百姓,都把这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学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认同党天下的共识底下。这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喜剧。”换言之,就算1989年也没有发生过“反共抗暴运动”,更不要说是在1957年,即使储安平提出了“党天下”的说法,也是限制在“宗派主义”思想现象的范围里,小心翼翼地提些意见罢了。

60年前,共产党政权建立还不足8年,世人对这个政权的认识并不清晰,总是抱有幻想,当时不曾想到突然发生“反右运动”,也想不到接下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会想到“文革”,甚至60年后这一切都还不能公开谈论。

胡适先生在演讲中满有激情,但立论的依据与事实颇有落差,比如他说:“在过去几个月中,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曾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两个重要的反共运动。一个就是在大学中学的学生中爆发了一个普及全国的反共运动。另外一个就是各大学中以及一些所谓‘民主党派’中的知识份子,在整整一个月中公然批判攻击中共政权。”60年后,我们看到的历史资料都证明,学生中质疑、批评的声音固然有之,甚至也有一些不无尖锐的批评,但要说发生了“反共运动”,并无其事。

以北大为例,胡适演讲中所举的例子就有问题,他说5月4日晚上,8千学生开纪念会,“有19个学生领袖发表激烈的演说,公开攻击共产政权在学校里以至在整个国家中迫害自由和民主。自从那天晚上以后,北京大学的壁报就成了学生们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开论坛。”他听到的大概是误传的消息,当时北大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马嘶回忆5月4日晚会上点燃的火把游行、诗歌朗诵,内容完全是在中共意识形态的范围里面,张元勋的回忆也是如此,他们都记得火把和诗歌,压根就没想到批评什么。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林昭那时也没有不同的声音,“公开攻击共产政权”更是无从说起。北大学生真正自由发表意见是从5月19日开始的,但一直是两种声音并存,自发捍卫正统意识形态的学生与表达不同意见的学生之间,从一开始就阵线分明。

胡适先生的演讲发表之后,《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就有文章详细介绍,接着有多篇文章呼应他的观点,也是以“反共抗暴运动”来定位大陆知识份子和学生的鸣放运动,60年前的春夏之交,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如同28年前一样,但参与者包括那些最后遭到整肃、沦为阶下囚的代表人物在内,都没有公开提出“反共”的主张,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念头,虽有不满和批评,但都没有达到胡适先生和《自由中国》的言论所论及的程度,很不幸的是,他们照样遭遇了极为惨重的打击,并不因为他们既无“反共”的事实、也无“反共”的意图就得以逃脱灭顶之灾。这是林昭她们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想明白的。

这当然不是胡适先生不尊重事实,而是他得到的资讯不够准确,铁幕森森,两岸隔绝,他在大洋彼岸获得的资讯有误。这位立言谨慎,不张狂、不自夸、珍惜羽毛的知识份子,轻易不会判断失误,无奈铁幕深垂,影响了他对大陆政情的准确判断。60年后,我在铜墙铁壁之中,想起的不仅是历史,还有现在和将来,这个民族还将承受怎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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