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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造句

51年前,工人出身的H与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Y,因为情感纠葛产生误会,竟先后交待给团支部书记,骤然交恶。

【假革命】51年前,即1966年5月25日,北京化纤学院一年级男生H在日记里写道:“Y纯粹是个小人,不知什么原因她把我在五一写给她的信告诉了团支部。今天,书记找我谈话,我把我们俩的一切问题都告诉了她,并且把我对Y的看法也说了。我认为Y是一个虚伪的小人,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人,她总是想的多却又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口是心非,她和同学相处一点儿也不真诚,让人捉摸不透。别看她现在要求进步,她是一个假革命者,她进步的动机是不纯的。她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家庭的影响,在社会上生活了一年受了些影响,再加上她看的外国小说多的原因。如果她真的要求进步,她会狠狠地挖自己头脑里的脏东西的。”工人出身的男大学生H,与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Y,两人因为情感纠葛产生了误会,竟先后交待给团支部书记,骤然交恶。在革命面前,每个人都在疯狂地表现自己,诋毁对方,不惜践踏男女之间美好的情愫。这段话会让人感知那个荒谬的时代,当年那股炽热的革命激情,何其无情、暴虐与狰狞。

【爱国】美国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杨舒平的毕业演讲,因为夸赞了美国的空气和言论自由,而招致爱国者的激情攻击。他们要她道歉,她也被迫发出了道歉信,重申自己是热爱祖国的。自由教育是她演讲的主题,她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可以在开放、自由的美式教育里学到什么: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参与社会进步。她说的是实话,却是爱国者们不乐意听的。

爱国,爱党,爱领袖,是极权专制国家对其臣民的基本要求。一个人可以不爱自己,不爱父母,不爱人类,不爱大自然,不爱艺术,但必须爱着这三位一体的神圣主宰。为祖国而奋斗,为党的事业献身,为领袖的嘱托而工作——这就是一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实质。国家本来有多重含义,最简明的是指由政府控制的国土。对一个人而言,国家更多的是祖先的领土的意思,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在内心里是不免有留恋之情的,其浓度因人而异。对某块土地的感情并不等于对统治这块土地的政权及政府的感情,这是一个常识。但在中国往往混为一谈,而且掌管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的,刻意混淆其中的区别,让人将政权与祖国等同起来。在中国,几乎每年都要闹一次笑话,那就是国庆日当天,官媒会出现庆祝祖国多少年华诞的口号,他们把中共建政的1949年作为祖国诞生元年。其谬误不言而喻。

按自我命名的爱国者的逻辑推演,一个人如果不爱国,那他就不能算是这个国家的人。而他们所说的爱不爱国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是否拥护现政权。对中国人而言,长期处于极权主义统治之下,出于安全考虑,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轻易说出反对党和政府的话的。爱国者恰恰利用这一点,逼迫你在祖土和现政权之间划等号,如果你说你是爱国的,那就意味着你必须无条件地拥戴这个政权——不管这个政权给予你什么,也不管你心里是否认可这样的政权。他们时刻提醒你,你不是一个自由人,而是现政权的人质。你的言行如果触犯了政权,你就会面临严重后果:一个人竟敢背叛自己的祖国?申讨辱国者的每一次行动,都在在强化这种隶属关系:你如果是一个中国人,你就不仅仅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更大更威严的一个概念。

作为一个赴美留学的学生,杨说出的不过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样的真话当然令爱国者们不悦,因为自由与奴役的对比非常强烈,会让人看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也可以说一种文明的审判。对爱国者们而言,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并不重要,不管他们在其中处于何等不堪的境地,他们不允许别人诟病它,他们把自己和这个国家视为命运共同体,国家的尊严或者面子就是自己的尊严和面子。

对一些爱国者而言,爱国只是一门生意,而且是一门好生意。他们以假装的爱国表演,换取当局的认可,进而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一旦有机会,许多标榜高调爱国的会在第一时间逃离自己的国家。

在一个合法政权主政的国家,选民和政权的关系如何,都不会影响他们对那块土地的感情,爱不爱国真的不是一个问题。人们拥有宪法赋予的不受侵犯的权利,他人是无权过问一个人的政治倾向的,我爱不爱国关卿何事?

在极权主义国家,爱不爱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还是一个涉及生存安危的问题。按照他们对爱国的定义,凡是非议政府的,拒绝与政府合作的人士,都是国家的敌人,国家当然不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被迫爱国的人,毫无疑问是国家的奴隶。

我在哪方土地上能获得自由,那儿就是我的祖国。这是自由人的心声。

【于建嵘现象】带一干艺术家云游四方的学者兼画家于建嵘,因所盖东书房强拆,被迫回京应诉。分别匆匆,名叫威威的小狗走丢了,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狗很快就找回来了。他与爱犬的感情令人掬泪,但他在宋庄的房屋恐怕很难保住。在一个没有产权保证的国家,一切运用权力变通的手段,可以促成某桩事,也可以毁掉同样一件事。为何要对于建嵘实行选择性执法?理由有二:因为他是众多上访者的精神支柱;因为他以东书房的名义举办了多场讲座,主讲嘉宾多为敏感人物,话题也令官方不悦。作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于建嵘一直在寻求与现政权的和谐相处。他低调行事,近乎透明地活动在“老大哥”的鹰眼之下,试图以此消除官方的误解和敌意。即使如此,一有重大政治活动,或敏感日子临近,他总是被坚决驱逐出京城。于建嵘的遭遇说明,一个人即使非常正派、坦诚,真心为国家考虑,以建设性的原则做事,只要秉持独立人格,就不可能被官方信任,要么销声匿迹落一个平安,要么被强行消除影响,沦为被严防死守的敏感人物。他们以拆迁违建的名义强拆全球闻名的东书房,便是发出一个强烈信号:我们已经不在乎舆论,对不喜欢的人有能力撵走。在我看来,不论于建嵘自称多么有理有据,但他最终恐怕难以赢得官司,保住自己的房子。他的事例说明,一个真正的爱这块土地的人爱民众的人,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学者,并不会被统治者视为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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