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生婴儿头部的静脉血管是那么纤细。护士用拇指在太阳穴附近来回摸着，拨开软软的绒毛，按着蓝色的脉络，寻找可以扎针的地方。那天是2016年12月3日的晚上，躺在注射台上的是我满月不久的儿子辰辰。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说他患了严重的肺炎，需要连续多日输入抗生素，随时准备住院。住院意味着隔离治疗，我无法哺乳，他的肺炎也可能因为在病房交叉感染，顽固难治。
“你们两个人，按着他的膝盖手腿，不许松手，一松手就白扎了，”护士面无表情地喊着。我担心儿子害怕，情不自禁地挪步，想再靠近一点。“出去，出去，离远点。”护士驱赶，我不敢吭声。另一个护士紧紧地按着孩子的脸和手，他眼里满是惊恐，拼命挣扎。一根透明的塑料管子扎向太阳穴旁边的静脉血管，一针见血。“哇”的一声，他满脸涨红，张开嘴巴，嘴唇不停地颤抖，憋了许久才缓过气来哭出第二声。
那时候，北京儿童医院的输液室坐满了肺炎的孩子。孩子们张开嘴巴，费劲地咳嗽，户外仍然是浓稠的雾霾。我天天抱着儿子去输液，裹着襁褓，在他的小脸上松松垮垮地扣一个小号的口罩。一个医护人员斜着眼睛看过来，“你觉得，这样子有用？”“没用。”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可是，每次出门，我都重复这样的滑稽。在北京，戴口罩是让我安心的仪式。
我问门诊医生，母乳喂养的初生婴儿为什么会得肺炎？头发花白的女医生头都不抬，冷冷地回了一句“今年冬天的雾霾特别严重。这么小的婴儿，怎么能扛得住？”那句话在我心里反复回响。我常常亲吻儿子被扎针的皮肤。那里的毛发被剃掉了，光秃秃的，我舍不得那里再有针孔，更加害怕他肺炎加重，需要住院。
儿子从医院回家以后，我家24小时开着新风系统，还把空气净化器摆在床头，可是测霾仪仍然显示橙色。北京老楼房的玻璃窗不严实，我神经质地到处寻找隐秘的风口，塞上毛巾，并且要求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后，必须洗手，洗脸，换衣服，然后才能摸弟弟。我和小儿子天天呆在家里，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空气指数，等风来。风来了，霾走了；风停了，霾又来了。我厌倦了，再也不想知道雾霾的真相，要求把家里的玻璃窗全贴上蓝膜，每天看到的天空都是蓝色的。
2
2015年9月，北京还是初秋。我写了一封倡议信发在女儿幼儿园的家长微信群里，提出共同给学校捐赠空气净化器。我想寻找阻力最小的方案，争取在当年供暖前能让孩子们用上净化器，所以没建议让学校负责购买。可是，回应者寥寥。有个家长留言说，“这个妈妈不必过分担心，毕竟那么多领导人也在北京呢。”我错以为，雾霾的危害已是共识，无须论证。
到了10月份，我再次在群里发这封信，预警11月份供暖之后，雾霾会加重。我还找到幼儿园的园长，表明捐赠的心意，可是，被拒绝了。园长说，教室的天花板太高了，用净化器也没有效果。我继续找她时，她干脆说幼儿园没有多余的插头。有个好心的家长给我发来园长朋友圈的截屏，大意是雾霾危害不大，家长无知，大惊小怪，过度溺爱孩子，被商家利用，空气净化器只是雾霾经济。
11月底，才供暖十几天，北京的雾霾爆表了，AQI达到1000。严重雾霾持续了好几天，我女儿开始发烧，班上很多孩子都咳嗽，发烧，每天出勤的孩子不到一半。我抓住机会，再次倡议。可是，又有家长反对，理由是无法证明孩子生病和雾霾是因果关系。是的，连科学家都没法确证，我怎么可以？
我不相信教委禁止幼儿园接受捐赠的净化器。12月初，我坐车去了区教委，在门口被保安拦住了。他问，“你找谁？”
“教委的主任。”
“哪个主任？”
“管幼儿教育的主任。”
“你是干什么的？”
我软磨硬泡，坚持要见到领导。有个负责新闻宣传的人走出电梯，我问他，教委是否禁止幼儿园接受家长捐赠净化器。他问了我幼儿园的名字，然后说，“教委不管私立幼儿园的这些事情。”
“可是，幼儿园的园长说是教委禁止的。”
“幼儿园是单位，你们是个人。哪有个人想送东西给单位，说送就送呢？你觉得净化器有用吗？”
“有用，难道你们教委办公室不用净化器吗？”
“不用，我们只用空调。”
说完后，他要把我支走。我磨磨蹭蹭地等他进了电梯，就在楼下大厅和那个保安搭讪，“师傅，这门口风好大啊。真冷呢。冬天怎么办？”
“我就躲进这大厅里呆一会儿。”
“雾霾天呢，你这大厅有空气净化器吗？”
“我们这里没有。上面教委的办公室才会有。”
2015年，就在这些无效的抗争中过去了。2016年，幼儿园的园长改变了说法，说如果一个班上的家长全员通过空气净化方案，幼儿园就接受捐赠。我大感振奋，继续游说，并且把捐赠净化器改为新风设备。经历过2015年的雾霾“爆表”，班上24个孩子的家长都同意了，剩下一个钉子户。我很着急，特别想说服他。他反对的理由是新风管道里有可能会有蟑螂爬进去，不能保证新风机的空气对孩子足够安全。我很震惊，就反驳了他。他愤怒了，在微信群里要我公开道歉。我愿意道歉，条件是他要同意捐赠方案。他同意了。
后来，幼儿园又改变了风向，园方先出钱安装新风设备，以后家长再分摊。园方提出目标：幼儿园要争取成为北京市有新风设备的模范单位，接受其他幼儿园的参观和学习。有一天，我去接女儿放学，抬头看到天花板上大型的机器。我问身边的一位老师，“那是新风机吗？”她眼光扫过来，“你们这些家长就知道新风机。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大型空间，净化器更好。我跟你说，领导人的办公室也是安装这个设备的。”
我不想质疑，也无从反驳。
极端的雾霾天气越来越频繁了。一旦空气指数超过300，我就舍不得让女儿上学，守着她在家躲霾。2016年末，我们住在旧的筒子楼宿舍，楼层很薄，我每天清晨五点左右都能听到楼上的邻居打开电视机，正如楼下邻居能听到我们在房间走路一样。我安之若素，楼下的男邻居则坐立不安。只要听到声音，他就直接拿棍子敲打暖气管，通过金属震动往上传递愤怒。我在房间垫上最厚的塑料爬垫，他还是觉得有声音。深夜，他会悄悄上来我们家门口泼油，用木屑塞进锁孔。有几天，在家躲霾的女儿精力无处宣泄，在床上跳，在家里摆弄玩具。可是，哪怕一个玻璃珠子掉到地上，我都会心惊胆跳，忍不住斥骂女儿，“小声点，再小声点”。
有一天夜里，女儿从梦里醒来，说肚子饿了。我抱着她走到客厅，挨在一起坐着吃面包，她很开心，我也很放松。那样的时光，真是久违了。突然，窗外走廊闪过一个黑色人影。高大的男人影子定格在玻璃窗上，正踮脚往里看。我大喊一声“谁啊”，那个影子倏忽散去。
那天夜里，我想了很多可以逃离雾霾的地方，黄山，秦皇岛，张家口。有个朋友在杭州附近开民宿，我睡不着，就把他晒在朋友圈里的民宿照片仔细看了一遍，向往了一番那里的青山绿水。等到天亮，我又面对现实了。我们的工作在北京，女儿在北京上幼儿园，也许逃霾是有钱有闲的人才能实现的。
有一天夜里，老公和女儿在床上玩，我抱着儿子旁观。他们在笑，而我笑不出来，神经被忧虑折磨着。女儿嘻嘻闹闹地从背后压过来，用拳头顶我的脖子。有点疼，只是一点疼而已，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爆发为愤怒。我也一拳顶到女儿的脖子，竭斯底里地喊，“妈妈会疼的，我也这样子，你疼吗？”女儿吓呆了。我也惊呆了。老公在旁边沉默，刚才的笑容还僵硬地留在脸上。
半夜十二点多，我睡不着，满心的愧疚，一边流泪，一边和师妹聊微信。她刚独自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坐火车去香港打疫苗。这种勇气突然刺激了我。其实，我也可以远行，不应该再害怕。于是，我摇醒老公，“我向你道歉，晚上的时候，心情太糟糕了。也很对不起女儿。天天窝在家里，出不去，像等死的感觉。我想带着孩子们去广州躲雾霾。”
他说，“那你就去吧。”
3
2016年12月16日，我登上了去广州的飞机，抱着幼儿，牵着幼女。前几天，北京市政府已经发出红色雾霾预警。我订了早晨的航班，趁着雾霾还没严重，飞机能起飞。
中午时分，广州白云机场阳光灿烂，机场高速两侧绿树葱葱。在出租车上，女儿很兴奋，大声欢呼“好热啊，好热啊”，一件又一件地脱衣服。我把车窗打开，任凭南方和煦的冬风吹乱了头发。在车尾箱里，只有一个行李，是必需的衣物。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能否在广州短租到房子，女儿能否找到幼儿园，产假后我的工作会在哪里。我用盲目的乐观去忽略这些问题。看到阳光晒在儿子的脸上，心里很轻松，满是透明澄亮的快乐。终于，如释重负。
下飞机后，我们暂时安顿在亲戚凌乱肮脏的出租房里，然后找了附近所有的房地产中介，登记了求租信息。次日中午，找到了一套公寓，每个房间窗外都是繁茂的枝叶。19号晚上九点多，我抱着儿子在中介处签合同。房东的母亲是退休工人，体谅我的辛苦，次日就热心地帮忙联系小区的私立幼儿园。我女儿幸运，碰上别人离婚，带孩子回老家，留下空缺的名额。确定了幼儿园，生活突然势如破竹。
女儿在广州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是她五岁的生日。她穿着红格子的校服裙，背着书包，骑着滑板车，映着晨光去上幼儿园。儿子就在家里的露天阳台光着腿晒太阳。放学后，女儿在家里摆弄她的毛绒玩具，给她熊猫和大象都戴上了口罩，问我“妈妈，弟弟几岁才能戴口罩呀？”
我很诧异，“为什么弟弟要戴口罩呢？”
“因为雾霾啊。”
“我们已经在广州了。不用戴口罩。”
我喜欢带孩子在户外玩滑梯和秋千。在夕阳下，她疯狂地荡秋千，不停地要我推得“更高，更高，高到天空去”。在蓝天阳光下，生命可以像水里的海带一样舒展。我给儿女拍了照片，发给北京的师妹。她说，“不敢看，一看就想哭。别人家的孩子无拘无束地玩，我的只能窝在家里。在办公室看窗外，如果央视大楼不见了，肯定是雾霾了。我最近很容易哭，好像抑郁了。”
我忍不住鼓动她也带着两个女儿来广州，重新找工作。她说，“如果分居两地，家就散了。”这句话让我的心“砰”地抖了一下。
我何曾没有过这样的担心？在北京，我们的家是完整的。女儿从幼儿园放学，我老公骑车去接。回来后，我在厨房做饭，他躺在床上，让女儿用脚给他踩背。女儿双手扶在墙上，左右扭动着屁股，很熟练地均匀用力。在饭桌上，我们俩用花生米下酒，女儿给我们唱幼儿园学来的歌曲。我给女儿读睡前图书，他再给女儿讲故事。有时候，我需要熬夜写稿。早晨，他一边轻声讲故事，一边哄女儿起床，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家门，送她去上学。女儿常常很神气地坐在她爸爸的脖子上，穿过我们院子门口长满槐花的巷子。我很羡慕，我的童年里没有这样的记忆。在北京的时光，真实满足，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团圆。我曾经以为，北漂十几年，就能那样子安顿下来了。
4
2016年11月，北京那个幼儿园的空气净化器终于安装了，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确定要在广州继续生活一段时间。我在这里写稿挣钱，雇了保姆，养儿育女。我和老公约定，他争取每个月来看望我们，他每个月给孩子们写书信，我给他们读。我很忐忑，害怕孩子在童年里失去父亲应有的陪伴。
在雾霾非常严重时，一个微信群里的妈妈找过我帮忙，在小区幼儿园找个学位。她也想带着五岁的女儿逃离北京。不过，很快她就没有下文了，因为逃霾意味着分居，两个人都在广州找到合适工作的可能性很小。她觉得这个决定太艰难了。逃霾是很难经过理性分析再去决定的。我不敢细想，因为想多了，就做不成了。我是闭着眼睛，逼着自己走出了第一步。走到第二步，就会迟疑。
春节前，老公终于过来探望。女儿很兴奋，穿上她最爱的恐龙服去小区门口迎接爸爸。每天晚上，都要缠着爸爸一起睡觉，半夜不停地蹬腿，踢被子。我们深受干扰，可是带着补偿的心理，纵容着她。
元宵那天，是分别，他要回北京上班了。女儿问，“爸爸什么时候再回来？”
“有空就回来。”
“什么时候有空？”
“现在还不知道。”
听到父女俩这样的对话，我在心里怀疑，目前的生活状态是不是真的比在北京吸霾更好？他临走前也认真问我，“你和阿姨两个人能不能搞定两个孩子？”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其实，我也慌张。
“房子续租合同别签太久了。说不定，哪天你又改变主意，想回去了。”
“经过这两个月，你觉得这种生活状态可以吗？”
“在广州，当然对两个孩子是最好的。可是，我平常见不到你，也见不到孩子。”
他回去那天，朋友圈里是一片欢呼雀跃的“北京蓝”。可是，我知道，很快雾霾又要来了。我清晰地记得，去年四月，我挺着大肚子采访张强医生，写那篇《医生出走了》。我和他坐在车里，在去顺义的路上，沿途是一片灰濛濛的雾霾，如入仙境。当时，空气污染指数将近400，我们在户外谈了几个小时。我一直忐忑，“采访的时候，能不能戴口罩？”
“继续留下，还是回去？”这样的问题，我平常也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每天，都疲于应付眼前的生活，得过且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要狼狈地照顾孩子们。天一黑，儿子就哭着找妈妈。晚上八点多，女儿又需要我给她读书，讲故事。哭声此起彼伏，我像消防队员一样，东奔西跑地灭火。夜里十点，等女儿睡下了，我又开始了两个小时喂一次奶的夜晚。儿子一哭，我就停下写作，抱起来喂奶。我都记不得那一夜，喂了他多少次。凌晨四点半写完初稿，刚迷糊糊地睡着，女儿又尿床了。把女儿哄完，已是清晨五点半，儿子开始醒来了。
我天天盼望儿子快点长大，憧憬着他可以跑着，唱着，女儿和儿子都有坚强的身体抵抗雾霾。是的，他们必须要学会抵抗雾霾，毕竟还要回去北京。那是我们的户口所在地，女儿只能在那里上小学。中国的户籍和教育、医疗捆绑在一起，我们活得像树一样。
到那时候，我们的逃霾故事也要结束了。无论北京的空气有多糟，我们都要回去当一株绿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