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宋太宗卖官

梁元帝萧绎说过一句话,“鬻官者,欲民之死”。意思是卖官等同于想让老百姓活不下去。卖官的坏处显而易见,近似于安装定时炸弹,买官一方穿上官衣拿上官印所做的头等大事肯定是收回成本,第二件事是发财致富,肯定不会惦念着为民做主,那就是爆炸的开始。

至于那些借钱买官的,面对着资金链断裂的压力,还债和发财的动力相交叠,更是为官凶猛,哪里会记得百姓利益。萧皇帝说这话,大概是公元五百来年的事儿,但是到了四五百年之后的宋朝,宋太宗还是决定开始卖官。

《宋会要》记载,公元994年,宋太宗下了一道旨意,但凡遭遇水灾的地区,准许大款和政府普通公务员捐粮助赈,对他们的回报是根据捐粮多少授予对等的官职。一千石赐爵一级,三千石给本州文学——一种低等文官,五千石给出身和低等武官的职位,一万石给殿直、太祝。这些名字听起来都挺响亮,却仍属于低等武官和文官。宋太宗并不糊涂,尚且不敢拿重要岗位出来换钱。

即便岗位谈不上举足轻重,也是一个新的开端,自此,宋代开始了它的卖官活动。气候不景气,卖官;战事不景气,卖官;而且,价格还跟物价一样不断上涨,到宋真宗景德年间,想当个殿直一万石已然不够,至少得加价百分之二十。

欧阳修对此看得很开,认为“诱以官爵,盖备一时缓急之用”。国家难免有个战争和灾荒,急需钱粮的时候,拿一些并不关键的官位卖上一卖,诱惑财大气粗的老板和富户交点钱粮,不失为解决燃眉之急的好办法。

然而,苏东坡却不认同,他评论说,“入赀而仕者,皆得补郡县之吏,彼知其终不得迁,亦将逞一时之欲,无所不至。”但凡花钱买了官,在地方上当个小官,他们也知道朝廷利用自己的想法,任命之日即是仕途到顶之时,总有一层看不到的玻璃屋顶压在头顶,一辈子不会再有升迁的机会,既然失去了盼头,索性脚踏实地地肆无忌惮,将买来的权力运用到极致,什么都敢干。

欧阳修关注解决眼前难题,苏东坡关切的是长远影响。确实如苏所言,卖官鬻爵的消极影响很大。当时有《江南田家》一诗如此讥讽:“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朝廷虽多贤,正许赀为郎”,公然劝大家不要务农,辛苦又没前景,不如做点生意挣了钱买个官当便捷,逍遥又自在。卖官看似一买一卖,却使得人精和人渣在官场并存,不断改变着官场生态。

当然,对于买卖官位,也不要过于乐观地认为是一边倒的卖方市场,人事部门拿着几件官袍被众多买官人追在屁股后面逼得想租个场地搞天价拍卖,着实非也。由于一些官位的热门度不够,甚至只给个职级,并不授予实权,肯定是门庭冷落车马稀,没人来捧场。但是,卖是必须卖的,朝廷等着用钱,要求必须用官位换来真金白银,无奈之下,只好强卖,不想要也得买,反正银子必须交、粮食务必缴,随后扔给你一顶官帽,爱戴不戴。

只是,有些人的家底儿不够厚,买不起怎么办?还真难不倒卖官的。假使这顶官帽需要拿一百万来换,可您掏干净口袋也只有二十万,他们命令您的左邻掏干净口袋拿出五十万,右舍搜罗家底拿出三十万,好了,三户人家共同买下这顶帽子,只是所有权只属于一家,另外两家就算学雷锋做好事了。宋神宗时代的范纯仁揭发过此类事件,他说“三四户同共进纳,内只一户受官,受官者既使它人助钱,太为侥幸。同纳者无名被敛,徒抱怨嗟”,三四户人家一起交费,只一家得官,得者连呼幸运,不得者怨声载道。

不难想见,强迫的事并不容易推行,稀释了出卖的权力自然减弱了买官的需求。如果要出售的官位是肥缺,就不至于这么费劲。比如宋徽宗时代所卖的官大都是实缺,公开标价“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由此引发了抢购,富裕人家蜂拥而至,打破头的都有。

官位,无非是一个职务,说的再朴素些就是个岗位,为什么会成为商品呢?您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太幼稚,就连公务员考试都越来越热火朝天,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地报名投考,何况求个官儿当当,当然是有实惠了。但是官位可以买卖,还是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第一,官僚体制,自上而下任命干部的方式。第二,经济发展,很多人手里攒了大量的银子。第三,权力干预经济,有了权力能够调配经济资源获得更大收益。

有了这三条,买官卖官市场的经久不衰并不难解释。

2012-01-19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