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遭遇瓶颈：政治和经济压力增大，群体事件频发，为弱势群体维权成了当局维稳大业中的最值得关注点。当局在天津判处一些维权律师和民众重刑。如何处理维稳和维权关系？中国党媒说：当下利益多元，维护权益不能“一言不合就上街”。
人民日报：多元社会绝非“能闹的孩子有奶吃”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8月8日）发表评论部文章标题是：利益多元如何“合理维权”。文章说：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往往会有利益的摩擦，甚至引来对立和冲突。
一周前，天津市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翟岩民、胡石根、周世锋与勾洪国重刑或缓刑，四人均当庭认罪，服从判决，不上诉。这些人的罪名，是刑事罪，而且属于重罪。人民网和新华网都就此发表评论，抨击这些人是对抗现行政治体制，挑战中国法律秩序、企图实现“颜色革命”。
人民日报这篇关于维权的评论说：改革难度也就在于：很多时候，每一种利益都有其合理性，如果各方都寸步不让，那么公共政策陷入僵局的可能性就很大。
评论举例提到的公共政策包括：建立垃圾焚烧厂、私家车变“专车”、禁摩限电、医改教改、国企改革、户籍改革、养老金、高校招生等等。
这里的公共政策显然不包括天津审判709维权律师案等重大政治案件、重大社会伤亡案件、访民上访或自焚事件以及冤假错案。
人民日报文章说：“一些人表达诉求时不容置喙，不由分说，一些人在维护权益时，”一言不合就上街“，这些不假思索的本能冲动，往往让利益博弈的绳索套得更紧。”人民日报的文章和其旗下的环球时报评论，拉开了一点距离，力图更接地气、更接近事实。
文章说，“怎么才能从紧张的‘你争我斗‘中跳出来，透一口气？”文章说：很多时候，不妨把距离拉远一点，看看自己的利益源自何处，再换位看看对方的坚守有何依据，想一想“面对面站在独木桥上应让谁先走”。
有网友指出：这就是政治妥协，换位思考和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再回来看看这次天津大审判，政府说：审判是公开、公正和依法的。但是，香港的维权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说：这次审判程序正义完全缺位：当局动用一切手段来维稳：
这其中包括：务必用一切手段阻止维权人士和当事者家属围观和声援；务必阻截国外媒体及维权律师进入法院范围，官方信任者例外；务必撤换家属委托的维权律师，另行指派官方信任的律师出席庭审，以及务必让嫌疑人公开感谢公诉人、感谢法庭、感谢党等。这里全是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毫无公平公正依法可言，这里全是维稳，没有丝毫维权。
人民日报的评论说：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主张权利绝非“能闹的孩子有奶吃”。“如果说利益冲突是多元化社会的宿命，那么我们最不坏的选择就是‘有话好好说’。”
在网易网，有网友跟帖说：与利益集团无关紧要的改革不但出台快且深入。还有网友说：个人不赞同作者对公共利益的解释。这个解释太宽了
还有网友指出，问题在于，矛盾双方谁需要主动退一步：政府掌握的国家机器特别是法院，面对以死抗争的原告或他们认为要同政府“死磕”的上访人、法律人、冤假错案家属们，通常只能杀鸡儆猴：祭出杀手锏给予重判重罚或推出门外不予理会而完全不考虑“有话好好说。”。
人民日报（8月9日）又发表了另外一篇相关文章标题是：众声喧哗如何“听清事实”。文章说，政府治理现代化，既包括多元协同的公共性，也包含遵循规律的专业性。“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既要通过‘公共性‘体现群众意愿，也要通过‘专业性’来实现公共利益。”
文章说：“认识到后一点，才能明白为何要有‘无罪推定‘原则，为何‘程序正义’如此重要，才能理解化工项目背后的邻避效应，明晰拆迁背后的权利界限……”
求是：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
本星期初，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发表文章题目是：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文章说，要辩证看待和有机统一维稳和维权关系，以维权保维稳，维稳促维权。
文章还说，要用人民主体思想看待和处理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更好地预防、减少和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文章还说，要用法治思维来处理维权维稳中出现的问题，彰显法律权威性，把维稳维权纳入法治轨道。中共理论刊物《求是》还说，要把“涉法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4年1月）也曾提到维权和维稳的关系。他说：“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后来也多次提到了习近平这个观点，然后才有了党媒的展开和发挥。
陈维健：政府维稳是社会动乱因素
旅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陈维健在《北京之春》（2014年2期）发文说，“维权”是中国民间人士针对政府损害剥夺民众应有的权利，以上诉，告状、喊冤、在公共场所聚集起来，以及到政府机关讨说法，要公道的一种非暴力的和平理性手段。但是这样一种维权方式，政府则以“维稳”的名义派遣军警镇压，或唆使流氓地痞进行捣乱、暴打种种流氓手段于以对付，从而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与反抗，“维稳”也转而成为社会最大的动乱因素。
陈维健说：“中国民众维权，产生了维权律师，这是中国近几年来最为亮丽，闪耀光芒的一个群体。他们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良心代表，是中国社会正义的担当者，然而习近上台以后便对这个群体‘开刀’，他们遭受了空前未有的高压与恐怖，许多人不是被取消律师资格，就是被威胁，被失踪，被毒打，直至判刑坐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