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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留守父亲的不断送别

我曾经作为留守儿童,在老家照看弟妹;而我的女儿和儿子,也由于北京的户籍政策,以及高考的限制,不得不和我们分开,再度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对于农民的冀望和诉求,这个国家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反应迟钝,视若无睹。

2016年2月9日,大年初二。

下午,我收拾行李,准备从隔蒲潭镇张家坡的乡下老家去云梦县城。回家时带的牛肉、羊腿,给父母带回的衣服都已‌‌“减负‌‌”,自己的衣物原值不变。本以为,回北京的行李会轻一些。不料,伯母送来了土鸡蛋和咸菜,母亲让我带上她揉好的咸萝卜,父亲让我带上十几斤他自己种植的绿豆……土鸡蛋是无法带到北京了,但是,我的行李却不可避免地变得更重,巨大的旅行箱有了与体积相称的重量。

母亲在院子里和我们一家四口作别。我、妻子和儿子一人拉着一个旅行箱,女儿提着两个白色的手袋。我们徐徐而行,旅行箱在水泥地面发出呼呼的响声。父亲佝偻着身子,一手夹着香烟,跟在后面。走过巷子,经过村后约60米的水泥路,向北转弯,跨过村子中间的小桥。我转过头,看到父亲举起右臂,挥动了几下。

父亲送别了我们。这二十几年里,在他生活了大半生的村子里,他先后送别了我和弟弟,以及两个妹妹。去年夏天,他又送别了两个考上大学的孙子,欣慰地看着他们踏上通往城市的道路。然后,他和母亲在家,在思念和回忆中品味孤独。

湖北省云梦县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县,而隔蒲潭镇又是云梦人口密度最大的镇。我所在的张家坡塆,人均仅有六七分地。

我的父亲张金明生于1949年,他的求学生涯,因为‌‌“文革‌‌”而终止。后来,他到村小学任教,并当过副校长。父亲是县里、公社闻名的笔杆子,经常被政府抽调去写材料。

本来,他至少有两次绝好的机会跳出农门,成为拿‌‌“月月红‌‌”的公家人。但是,因为我爷爷的短视和其他原因,这两次好机会都被错过了。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父亲直接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但是,他没有易中天和秦晖那样的好运,遇到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和赵俪生这样的导师——因为外语成绩太差,父亲没有被录取。

从此以后,父亲就断绝了自己跳出农门的念头,到武汉大东门做了一名被城市人和当地菜农歧视的菜贩子,养活我们一家。

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分田到户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在近500人的张家坡,年末有几百块结余的人家大概很少。父母在地里辛苦劳作,农闲时去武汉做菜贩,也只能做到勉强度日,岁末盘点,基本没有存款。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父母将家里承包的土地转出一大半给村里人耕种,自己长年累月在武汉卖菜,我则留在老家照顾弟弟和两个妹妹。

父亲最早送别的是小我两岁,1972年出生的弟弟张英。那还是1994年。弟弟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跳出农门了。这时的父亲格外高兴,因为弟弟可能实现了他的两个梦想:当作家和跳出农门。父亲很清楚,弟弟这次求学之后,再也不会回到农村,被迫过着和自己一样卑微的生活。

在四个子女中,父亲最喜欢弟弟。1991年,攒下一些血汗钱的父亲,决定在村里盖楼房。此前,弟弟劝他在武汉购买一套二手房,但是,父亲对未来没有把握,没有听。经过几个月的施工,楼房在1991年冬天到来之前竣工。当时,张家坡仅有三四栋楼房,而我家的新房最为耀眼。村里人口头的恭维,以及羡慕的眼光,让父亲很是得意了一阵。

但是,他最大的心愿,还是让子女跳出农门,脱离自己经历的生活。我和妻子1993年结婚,1995年女儿出生,1997年儿子出生并被罚款。在他和村里人看来,这已经注定了当一个农村人的宿命。当弟弟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他倍感欣慰,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弟弟没有让他失望。他先后在上海、北京的多家媒体工作,后来进入《南方周末》工作了十几年,并成为有限的几名高级记者之一。2015年春节,弟弟携带妻女,开着自己的小车回到张家坡。父亲看到,四个子女之中,他最疼爱的小儿子‌‌“衣锦还乡‌‌”。春节几天,他的情绪格外地好,兴奋一直在脸上荡漾。

继弟弟之后,父亲又送别了他最小的女儿,我的小妹刘亦航。

和我一样,1976年出生的小妹上完初中以后,就没有继续上高中。但是,她的英语极好,通过自学,考入湖北大学的外贸英语专业,并取得了大学文凭。毕业后,她在武汉找到了工作,在父母身边待了一阵,然后只身去了广州。

小妹在父母身边时间较长,也是四个子女中被父亲打得最少的。90年代初期的中国,广东是最开放的地方。张家坡前面的欧阳塆,因为有台商在东莞开鞋厂,村里的年轻人大包小包回家过年,节后成群结队出门,让其他村子人很是羡慕。以就业前景而论,广州无疑远远好于武汉。小妹孤身一人离家远行,父亲心中万般不舍。但他深知,自己不能耽搁女儿的前途。就这样,他送别了小妹。

小妹在广州工作了几年。每年春节,她基本都回家。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她最为父母疼爱。2000年我到北京不久,小妹也从广州来到了北京。她曾经在汪峰、李亚鹏的策划、宣传团队工作,并在一家娱乐刊物做过编辑。此时,我已经在《新京报》当记者。自己的四个子女中,出了三个记者,这让父亲感到很光荣,觉得在老家人面前很有面子。我回到老家,一些多年不见的亲朋和熟人和我攀谈,都大致知道我的情形。后来,我和弟弟都劝他在老家要低调些。

这些年,小妹回家的次数较多。每一次,她都会紧紧拥抱父亲,用温情抚慰他的寂寞。

90年代末,父亲在老家送别了大妹。

1974年出生的大妹没有上初中。那还是80年代。有一年春节过后,弟弟带着父母给两个妹妹上学的学费,从武汉回到了张家坡。这时,大妹因为成绩不好,和小两岁的小妹一起,都在读小学四年级。弟弟对我说,父母只让他带回了小妹妹的学费,大妹妹以后就不读书了。我不知详情,信以为真。后来父母回家,发现大妹妹没有上学,就问我。我这才知道,父母给了两个妹妹上学的学费,少不更事的弟弟觉得大妹妹成绩不好还费钱,不如不读,就这样,大妹妹失学了。

因为这样的原因,父母和弟弟一直觉得亏欠了大妹。稍大一点之后,大妹来到了武汉,先后在几家餐馆做服务员。大妹比较节俭,除了女孩子必须的化妆品和衣物,她剩余的工资都交给了父母。但是,在恋爱和结婚的问题上,大妹坚持己见。她爱上了一位安徽省肥东县的农家男孩,并决定和他结婚。尽管对这桩婚事并不满意,父母也没有棒打鸳鸯。1998年春节,大妹在老家举办了婚礼。

几辆婚车从武汉开到了张家坡,带走了大妹。就这样,父亲送别了他的大女儿。有两年春节,他和母亲远赴安徽,在大妹那里过年。

四个子女中,父亲最后送别的是我们夫妻。

2000年,我的女儿5岁,儿子3岁。此时,51岁的父亲和52岁的母亲继续做菜贩已经很吃力了。他决定回到张家坡,帮我们照看两个孩子,让我们夫妻俩到北京。

这主意,其实是弟弟两年前提出来的。当时父亲考虑到,我们的孩子年纪太小,照看不便,因此把这一计划延后。2000年春节过后,他才做决定。正月下旬,我和妻子收拾好行李,拖着箱子在儿子的哭声中离开了张家坡。父亲和母亲把我们送到村子中间的桥上。当儿子哭喊着挣脱他的怀抱,追赶我们时,父亲一把抱紧了他。

得益于从小到大的图书阅读,到北京之后,弟弟介绍我到野夫的成诚图书公司做了一年的图书编辑。2001年,我又到了辛继平做总经理,苗洪做总编辑的正源图书公司做了三年半的图书编辑。2004年6月,我进入《新京报》,在那里足足工作了11年。

从2000年至今的16年里,几乎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家。进入《新京报》之后,五一和十一长假,我们一般都会回到云梦,看望父母和子女。作为曾经的留守儿童,我深知孩子对于父母的思念,对亲情的渴望。尽管父亲一改他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和棍棒教育,对我的两个孩子很好。但是,对孩子而言,父母始终是无法取代的。因此,我们尽量多给孩子打电话,并尽可能多回家。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很看重他在张家坡建造的楼房。他曾经‌‌“威胁‌‌”我们说,这栋房子,张英和两个妹妹都有份。意思是说,尽管我是长子,经济状况很差,但这栋房子不一定都会留给我。对此,妻子一度很生气。2005年,我们在北京购买了自己的房子,并且在2006年接父母和两个孩子到北京过春节。父亲知道,他看重的楼房,我们以后也不会要了,再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先后送别了四个子女,父亲的身边只剩下孙女和孙子。然而,他的送别并未终结。

2015年,父亲和母亲送别了孙女和孙子。自此以后,身边再无一个子女,也没有任何亲人。

2000年我们夫妻来北京不久,女儿和儿子就先后进入村小学上学。到他们上到五六年级时,因为生源减少,云梦县搞起了学校大合并,他们就到离张家坡四里地的隔蒲潭镇继续上小学。此前,尽管父亲在村里觉得很风光。但是也有人说,我们都不是通过正规的高考考出去的,因此不怎么样。尽管耳背多年,这句话还是传到父亲的耳中,并对此耿耿于怀。两个孩子学习成绩不错,这让父亲看到了希望。他对我岳父说,我一定要把孩子送入大学!

然而,我女儿上到初二时,一直领先的学习成绩大幅下滑,再也没有赶上来。好在我儿子比较争气,学习成绩一直稳居前列。2012年,儿子考入县一中,妻子觉得,两个孩子在一起更容易照顾,于是花了四五万元,让女儿到县一中借读。我们出钱在邻近一中的村子里租了房子,女儿住在租住的房子里,由我母亲照料。儿子因为是实验班,每周末才能到租住的房子一次。

和母亲很少分开的父亲,仍然住在张家坡。前一辆电动车坏了,小妹为父亲买了一辆新的电动车。从张家坡到云梦县城关的县一中,大约有12公里路程。想孙女和孙子了,父亲就会骑上电动车,到租住的房子,为母亲和两个孩子送去他种植的白菜、萝卜、土豆、茄子、豇豆、西瓜等等。有时吃不了,母亲就把这些蔬菜拿到附近的早市出售。

父亲很喜欢我的两个孩子。由于年岁渐高,有时,他也会对孩子们讲一些不曾对我说过的往事。村里一个本家叔叔闲聊时曾说,大饥荒时期,自己刚分到一坨饭,父亲就一把抢了过去,三口两口就塞进了嘴里。父亲告诉两个孩子,大饥荒时,自己只有十一二岁,有一次饿狠了,因为母亲没有东西给自己吃,父亲拿着斧头要砍自己的母亲,追着母亲绕着房子跑了两三个圈,后来,母子俩抱头痛哭。

听到孩子向我转述这一经历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父亲总是喜欢喝酒吃肉吃鱼,而不爱吃米饭和蔬菜。我也突然明白,为什么他最高峰时,一天能够抽五包香烟。甚至在吃饭时,一手举着酒杯,一手夹着香烟。

两个孩子上到高二时,弟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决定在县城最好,房价最高的隆盛华府买一套三居室,让父母居住。到2015年夏季,我的两个孩子高考时,房子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

弟弟在县城购房之前,父亲曾经中风,他的语言能力受到很大影响,好在渐渐恢复了大半。2015年7月,我儿子考入北京邮电大学,女儿考入北京吉利学院。父亲大喜过望,他的孙子终于通过高考,进入了在北京的一本重点大学。十一期间,应父亲的坚决要求,我们在张家坡管客,招待前来祝贺道喜的亲戚和乡亲,然后才在县城摆酒席。孩子告诉我,爹爹(即爷爷)这几天格外高兴,在村里走来走去时,连几十年的驼背也挺直了几分。

就这样,在送别四个子女之后,父亲又送别了孙女和孙子,目睹他们离开自己,进入城市和异乡。陪伴他的,只有同样年迈的母亲。

客观地说,我们一家的遭遇,比梁鸿笔下大部分的梁庄人要好很多。在结束集体化,分田到户多年之后,尽管农民的境遇有所改变。但是,相对于他们几十年来被压迫和被剥夺的悲苦命运,这些只是九牛一毛。

从1949年至今,农民的公民权利一直被剥夺,至今仍未获得公正的对待。这个国家,亏欠他们实在太多。在政治压力和迁徙限制、经济上的压榨和盘剥之下,我的爷爷、父亲和老家的乡亲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陷于赤贫,成为被欺凌和被伤害的最大群体。

在张家坡,我自幼见惯了太多这样的场景: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甚至一些蝇头小利,兄弟之间刀斧相向,父子之间大打出手,乡亲之间勾心斗角……直到80年代中期,我的一位本家叔叔和姑姑,因为对生活的绝望而服农药自杀……90年代中期,小我一岁的女孩鲁春蓉出嫁之后,因为对生活的极度绝望,扔下年幼的女婴,服下农药自杀而亡。直到90年代后期,打工的渠道渐渐增多,村子里自杀的现象才得以减少。

太多的悲剧已经发生,并且仍在继续;太多的苦难已经经历,今天依然遗传。

我曾经作为留守儿童,在老家照看弟妹;而我的女儿和儿子,也由于北京的户籍政策,以及高考的限制,不得不和我们分开,再度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对于农民的冀望和诉求,这个国家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反应迟钝,视若无睹。

黄炎培曾经告诉过黄万里,在中国过去的几千年里,只有统治者对不起老百姓,从来没有老百姓对不起统治者。这样的恶性循环,到今天似乎仍然持续。知识分子的痛苦,可以通过书写,被史书记载。上山下乡和劳动改造,已经被记录于汗牛充栋的文本。农民的苦难,却沉寂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里,悄无声息。

迄今为止,户籍的藩篱,阻隔他们进入北上广,他们也难以带着孩子,在打工的大城市享受和当地市民完全同样的待遇。被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父亲,早就对国家的压迫和欺凌刻骨铭心,他一次一次的送别,无非是希望儿孙们不再重复自己和上辈人农奴的命运——而实际上,他的儿孙们在城市遭到了的压迫和欺凌只是略小和隐蔽。

父亲看到的,只是儿孙命运相对的改变。正因如此,他甘心独居老家。这样的故事,既非独有,也未终结,它仍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周而复始,在千家万户的际遇中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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