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惊悚的情杀案。这只是中国乡村的普通一景。
上坡到了小镇，一条弯曲的、提前黄昏的大街。又有一丝奇怪的光。两个女人在零散堆着五金和粗瓷零件的店门闲谈，我问了她们高家的地址，她们拿眼角瞥向坡下。
高家在下坡路的中段，是一座孤立的房子，式样和镇上别的楼房完全一样，因此刚才路过时没有印象。底层的门面顶着一个略大的二楼，用于居住，永远遮着一幅过于宽大的窗帘，底层则开小店或者车铺。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修车铺，零件的布景在黑暗里显露出来，说不清有多少种类，地面正中有条地沟，积着油污。
这里的情况还没有来得及改观，是因为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带来的改变太大了，来不及适应。众多的零件吸收了光线，把其他一些质地的东西收藏起来，走到近处才看见刘苏，和她身边的方桌。
我介绍了自己，在成都时高政的一个堂哥已经联系上我，这个堂哥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哦”，刘苏活动起来，些许摆脱了丧气的外观，现出一个原本有些风情的乡镇女人形象。
“我实在没想到，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一直是特别老实的一个人。”她的手搁在暗淡的八仙桌上，这是一只丰润的手。由于丰满，她的体态显得慵懒，说悲伤不如说是不乏伤感。
四天以前，她的丈夫高政，这间修车铺曾经的男主人在镇政府持刀杀死了副镇长黄富邦。根据堂哥电话里的讲述，副镇长强奸了她，丈夫知道后找副镇长理论，经过调解打了两万元的精神损失费欠条，名义是修车费，但副镇长不兑现，说是两厢情愿，还派了二流子上门威胁，高政气愤之下到镇政府找黄富邦，黄富邦仍然以势压人，高政一起之下捅了黄富邦几刀。死者家属还提出要求，要县政府追认黄富邦为“革命烈士”。
“黄富邦以前认识你们吗？”
“认识。”她有点迟疑，“也不算认识，就是我们搬到这里修车后，他总到这里修车，他有一辆捷达车，买的人家的旧的。”
黄富邦家在县城，有一次下班后回家，车子下坡时坏了。“往后他开始经常来修车，就是保养一下什么的，来得很勤，来了就和我说话。”
黄富邦戴着眼镜，有些瘦。“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她回忆地说。
黄富邦和她熟了起来，谈到她也见过世面，有能力，就这么呆着可惜了，“女儿三岁了，我本来打算今年出门的，或者到县城做个生意，高政硬要我再呆一年。”刘苏说。后来黄富邦知道高政有个傻子弟弟，答应帮忙给她办残疾证，说有了残疾证开店可以免税。“后来我知道，其实要残疾人自己才能免税。”
个把月前的一天，黄富邦下班经过这里，告诉她第二天到县上找他，他带着去残联办残疾证，残联主席是他同学。
第二天上午，她在县电信大楼前见到了他，他请她吃了早饭，去残联却没上班，因为是星期六。“他说你到我家里玩玩吧。我本来不想去的，他非要我去看看，我想还要他帮忙，就跟他去了，他说他老婆不在家。”
“进了屋，他就跟换了个人样的，动手动脚――没想到他这么个人――”
“你没反抗呼救？”
“我反抗了，他劲好大，我一个女人家。他又让我不要喊，说喊出去他没面子我也没面子。我没想好，他就――”她呲了一下嘴唇。
“有10来分钟吧。后来他威胁我说，让我不要说出去，他是镇长，对我们没好处的。想不到他会这样，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一个人――”她有些叹息的样子。
“回来我没有告诉高政，想到他这个脾气，肯定受不了。半个月他说证办好了，让我去取，我去的时候他又做了那样的事。总共两回。”
“那高政怎么知道的呢？”
“虽然我没说，但是有了这种事，神情会有些变化，我又一直在想要不要对高政讲，他疑心了就逼我，我就说了。我的意思是只要我的心是你的，吃了两次亏也就算了，人家势力大，没想到他完全不能接受。”
她的眉头皱起来，露出有点气恼的竖纹。“我给他讲了半天他也不听。”
“那张欠条还有吗？”
她拿着一张有些皱的纸下楼。“这个现在还有用吗？”
纸在桌面上铺展。这也许是一张没有上漆的木桌，却由于日常沾上各种油脂变得非常光润，有横七竖八的细小划痕，桌中间摆着一把削水果用的刀。死者的签字虽然是在被迫之下，还写得中规中矩，保留着一个干部的风度。
“在这张桌子上，高政拿着刀逼他签的，就是这把刀。”她拿了一下这把小刀，“黄富邦不承认，说不是强奸，高政就发火了，拿刀抵着黄富邦的脖子，黄富邦就签了这两张欠条。说是一次一万块。当时我在边上。”
黄富邦后来给了五千块，说其余的他没那么多钱了，他老婆管钱不给他。高政找了他两次，两个人吵起来。后来由黄福邦的堂哥出面，在县城一个茶楼调解。
调解不欢而散。
“第二天来了两个人，在门上问高政，高政当时在楼上，我看两个人光着上身，一个还有文身，一看就是二流子，就没敢说高政在。两个人看只有我一个女人家，站了一下就走了。回头我告诉了高政，他说其中一个昨天调解时见过，是黄家请来扎势的。他很气，坐在这把桌子边上，拿刀插桌子，说一定要找黄富邦算账。当时他神情吓人，我劝他也劝不住。”
第二天发生了命案。当时她不在家，回家刀不在桌子上。过一会镇上有人往这边跑。
***
我们走上公路。
两旁都是稻子收割后的田野，浓厚的气息中，感觉缺点什么，又多了些什么。每一个进入田野的路口有两三穿着白衬衫黑西裤干部模样的人站着，多半斜倚着一辆摩托车。刘苏说这是县乡的干部，严防农民烧稻杆肥田，发现了不光罚款要拘留。一架飞机隆隆地掠过田野，体形庞大。
刘苏说，她娘家在金堂县，她和高政是在广州打工认识的。他们同岁，都在外面打过三四年工。认识之后，两人就一起回来，结婚又生了孩子，又起了这幢房子。她本来想趁年轻还出去打工，但孩子太小实在走不开。现在孩子上了幼儿园，她就想再出门打工，没想现在――
我们走进一条通往田野深处的小路，路口的乡干部看了我们一眼，他的行头是一辆金狮摩托。他在这儿呆了大半天，显然有些无聊，探究地看着她和我，我们沉默地走了一段，她重新开口说，这些干部都很坏，他们不知道怎样在传这件事情。
窑厂在高坡上。走近之后，打砖机的声音震得什么都听不见，机器下面似乎还有一个大洞。很多男人在棚子里围着机器忙活，一辆拖拉机超过我们在厂棚附近停下，两个人抱着砖块过来装车，她对其中一个使劲喊了几句，虽然她就站在拖拉机旁边。那人用力听着，听懂了，走回那一堆围着打砖机的人又喊了一阵，就有一个人往我们走来，他习惯地低着头，到了近处才抬头找寻我们，脸上露出迷茫的微笑，他走路的姿势和笑容都显出一种特征，一种和正常人稍有区别的东西，就像一个沉迷于内心世界的人，对外界只是被动地反应，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慢半拍。这就是高政的残废人弟弟。他站住了，笑着看她，她走近大声对他喊了几句，用的声音比先前要更大，又指指我。他啊啊了两声，似乎听懂了，慢慢向我走来。这时我想到自己没有多少可以问他的。
“你是高政的弟弟？”大声地喊，他没听见，继续迷茫地微笑着，刘苏帮了一句“他问你是不是高政的弟弟？”他点点头。我感到他不像有些傻子那样傻得厉害和冥顽不灵，他和正常人之间只有一点点区别，可这一点点区别像岩层，把他和世界永恒地隔绝开来。
“高政杀人你知道吗？”我又大声喊，他再点点头，我感到他并未听懂，只是出于一种点头的习惯。刘苏叮嘱他一句什么，他也点点头，慢慢转身往回走。
刘苏说，这个残废弟弟很好的，很听话，高政一直对他很好，今后不知道怎么办。这件事显然又使她伤感起来。
***
一个老人在路旁担水，他站起身看着我们走近。刘苏喊了他一句什么，说我为了高政的事来的。老人拄着扁担，说高政这娃可惜了，我看着他长大的啊。
刘苏走到前头去了。老人说，高政小时候脾气很倔，不爱说话，可是人特别老实。上学成绩一般，初中他就不想上学了，硬是退了学出门打工。可是他尖心，肯钻，手上的活一学就会，小时候就爱修理，老人会修收音机，高政认真跟他学过。出门之后，高政在大地方学会了修车，一门好手艺，带回了媳妇起了楼房。没想到现在这样。
老人望着她的背影说，媳妇没娶好啊。光是长得好，不是好事。他说了这一句似乎觉得不妥，马上止住了，佝身挑捅。桶里水清凌凌的，水纹层层晃动，老人的影子也在里面动荡。
刘苏站在路旁，看着路下的沟渠。她低头的姿势显得费事，似乎在这需要佝腰讨生活的平原地带，她的高挑并不适宜。我赶上她，刘苏说自己要看车铺，很少出门，好久没到田里来了。
沟渠里的水很清，几乎和桶里的一样，顺着道路蜿蜒，穿过了一些树丛。她说，她家乡的水田没有这样多，因为水不够。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她跟高政来这里，心里是情愿的，想一辈子幸福地生活。“谁知他啊！”
她说，高政知道之后，她一再劝他，她是真的爱他的，只要他真心爱她，他就不要太看重这些，“他欺负了我的身体能得到我的心？”她和他要好好幸福地生活，本来起房子落了债，她想出门挣点钱，他不想让她出门打工，她也就不出去了，办残疾证也就是为了这件事。房子钱过两年还请了，孩子也大了，上学了，一家人幸幸福福地生活。
可是现在他把人杀了，什么都没有了。她劝了他那么久，劝不住“男子汉”的那口气。
“我觉得他也爱我，也不爱我。”她说。过一下又自问：“你说你这样，是爱我呢，还是不爱我呢？”
这个问题显然让她一直苦恼，似乎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出事了也不让去看他，律师去看过一次，他还说他不后悔。你不后悔，你老婆娃儿怎么办呢？人怎么这么倔啊！”
她问我杀了人是不是都要判死刑。
一般故意杀人都要偿命。他这个情节有些特殊，是被人欺负在前，但是他冲到镇政府杀人，情节比较恶劣，又会从重惩罚。加上对方是副镇长，可能会找一定的关系。最好的果，或许是死缓吧。
刘苏点点头，又说黄富邦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一个人，实在想不到他会做那种事。你就算满足了欲望吧，如今人也死了。何苦呢。过一会又问，如果判死缓，是不是比无期还重。
我说确实死缓比无期还重，但中国只要判了死缓，过两年表现好都会减成无期，以后会减成有期。
“有期会坐到多少年？一二十年？”
我说差不多，有坐10几年的，一般要到15年以上。
她沉默了。过一会说，怎办啊。要是坐六七年牢，我就可以等，今年25岁，七年后也就是32岁，还可以好好生活。可要是坐十几年，人都老了，怎么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刘苏慢慢地走着，似乎“七年”是个分界的门槛，她掂不起更重的分量，眼下的前景使她无可奈何。但即使如此，她身上的活力也没有完全消失，手指偶尔去触一下路边伸上来的那些植物花叶。
那些年轻人已经不再在村庄路口。公路上的干部也不见了，大约临近下班，提前开小差。我似乎看到哪里冒起一束浓烟，细看又一无所有。路的另一旁，翻过的田里有些人在干活，其中一块田里是高政的父母。我们跳下坎子走过去，半干半稀的水田里老人们在载萝卜苗。
她指着远处一幢房子说，那就是高政的家，他们结婚后在那里住了两年，家里穷，结婚时没有起新房，她倒不在乎，高政讲志气，一定要有个自己的新房，起了房才搬到街上。
高政的父亲拿着一束萝卜苗，他刚才已经佝了很久，还不习惯站得很直。我问高政的情况，老人有点激动起来，“高政可是好娃子啊，对老的孝顺，他哪里会杀人啊！”母亲还佝着身子点苗，也直起腰茫然地听着。
老人说出事那天他在镇上，听见杀人了，跑到乡政府门口，刚刚看见儿子拉上车，几个警察架着，“脸上打得不成样子了。”他只看到了一眼睛，车子就飞快开走了，他呆了。
“可要救他一命啊！”
“他脸上打得都是血。”
有风，老人靠着田埂站着，手里的小苗微微颤动，背景里是拿袖子拭泪的老婆子。
***
镇政府已经下班了，空荡荡的门洞里，挂着一个横幅，“严厉破除烧稻杆陋习，保护机场安全”。
向相邻的烟店老板打听，说你来得晚了，事情已经两天了。
去问对面的理发店嘛。
理发店里有好几个女孩，温暖的灯光，一字排开的理发椅，很多的镜子和像饰物闪闪发光的工具，一个男青年在理发，一边和女孩们说笑。“我天天来你给不给理”，男孩说，女孩回答，“你头发能天天长出来，我就敢天天理”。
一个女孩问你理发吗？听到我的来意，她有点为难。“那天我只是远远看了，看不清楚。”我问高政被押上车脸上有血吗，她说好像有，好像又不清楚，她显出不是不想理我，但不知道怎么办好的神气。其他两个女孩也说那天放假，没看见。
男青年扭头说，镇政府不让她们说的。你再去问问对面的烟店老板，他知道的。
走出理发店，温暖的光投上街道，形成长长的一道，洗发水的香气也飘散出来。
我搭了一辆回城的中巴车。下坡经过高家，车铺的卷闸门已经关上，只留最下面半膝高一道缝。黄色的灯光，似乎有意将女主人的影子在地上铺开。
乡村的夜晚沉入黑暗，坡旁有不少的类似高家修车铺的房子，却如同实心的水泥盒子，不透出一丝光线。
***
正午阳光强烈，镇政府门洞依旧没什么人。我怀着警惕心走进院子，看到一个不错的礼堂，是新起的，放在过去也许夸张了点。
办公楼二层几乎没有人。只有一间副书记办公室开着，好几个人抽着烟屈膝坐在沙发上，神气似乎是讨个说法，副书记在解释政策，听得出“退耕还林”“指标”的字眼。我等了一会，人们出来了，副书记在几个人簇拥下急匆匆走过来，抬头看了我一眼，还算和气的说他正要出门，有急事，有什么事找办公室。说完这一堆人很快走掉了。
办公室里有两个女人。
“黄镇长的事啊，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好，按理我们不该讲――”她显然有点为难地说，一边给我端来茶。她穿戴挺干净，白衣黑裙，身在基层又不必日日风吹日晒，她们有着某种不失纯朴的精致。
我打着刚才那个副书记的旗号，使她不好完全拒绝我。
事件发生时她是在场的，那是一个蚕桑工作会议，据她说，事情发生在会议结束之时，大家纷纷朝外走，黄镇长因为整理材料落在后面，这时凶手冲到面前，不由分说就行凶，黄镇长还没作出反应就倒下了。她一直使用“凶手”这个词。她走在前头，听到黄镇长的呼叫回头看时，凶案已经发生，黄镇长已经倒下，手还捧着自己的腹部。她说到这里就停住了。
办公室里一直有人进出，我们的问答断断续续，另一个女人则一直在接电话和抄什么。办公室墙上贴着秋播进度和种子发放统计表，电话里讲的是蚕桑收购。你看到了，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一天忙也忙不完的。黄镇长出事后，我们都感到特别担心，心里寒，我们这办公室是最经常跟群众打交道，要产生矛盾的，哪天一个农民因为他家的猪多交了几块屠宰税，蚕桑少卖了几块钱，拿着刀就冲进来怎么办？
似乎确实为此感到了忧虑，她答应带我去看凶案现场。
大会议室的白色厅堂造型在镇政府院子里显得特别，她告诉我这是前年才盖的。会议室门虚掩着，由于窗户大，里面一排排座椅显得很明亮，主席台黑板上写着“紧抓禁烧秸秆工作不松懈全面铺开秋季蚕桑动员”的标语，她说这就是那次会议的标语，还没有擦掉的。她领着我到主席台下，我看到了一方陈旧的黑色的印记，“洗过了的，还没有完全洗掉”。“黄镇长有没有和凶手搏斗呢？”“没有，黄镇长想抓住匕首，他的手心被匕首割破了，但是他没有力气了。”
黄镇长倒下后，凶手“继续拿着匕首”，这时蒋书记对凶手“大喝一声你要干啥子”，凶手被镇住了，蒋书记拿起一把椅子，打掉了凶手的匕首，其他两个人也一起上前“制服了凶手，直到110赶到。”
我问凶手杀伤黄镇长后有没有继续行凶的意思，自己放下的匕首还是被打掉的，她说是被打掉的，又说自己当时太吃惊，都记不起来准确的情况了。那凶手是不是挨了打？我记不起来了。有人说他上车时满脸是血。我没看到，当时我受不了就走开了。
阳光很强烈，地上的黑色印记却已陈旧，凶案似乎已发生了很久，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受。她说，刀捅得很深，但黄镇长没有流多少血。她说这点时似乎还感到奇怪。我蹲下腰拍照，按照拍摄的要领，要把她的身影拍进去。她忽然感到了，往后退，我仍然抓拍到了有她身影的照片，在强烈的阳光里她显得很远很小。她问没拍我吧，没拍到吧，我说没有，她不放心地来看，我把刚拍的两张放给她，说没有吧，她还是不放心，说还有，你再放给我看，你拍了的。我说没有了，真的没拍你。她显然非常疑虑，还有点生气，又不知怎么办好的样子，说早知道我不带你来了。
在大院一个玻璃橱窗里，我看到黄的职务，排在领导班子第四位，主管建设、退耕还林、民政。
***
正对街头的一家茶馆放着许多竹椅子，圆滚滚的椅子一直堆到大街上，在阳光下有一层光泽。几个老头打着长条的川牌，脸上的色泽也和椅子近似，偶尔的几句话和烟雾一起挥发飘散，我以为自己听到了关于黄富邦的一点什么，赶忙过去又什么都没有了。
等到终局洗牌，我问起命案的事，一个老头说，那天他们都在忙着打牌，没看到什么。不过关于黄富邦的事，可以去找老武装部长，他今天打了两圈牌就回家了，住在北街。
北街是一片新的住宅区，没有平整好的地面裸露黄土，显出当初的郑重和事后的半途而废。老部长家二楼望出去，是一片没有平整过的洼地，丛丛植物在夏天冒得很高，看上去可以捉迷藏，老人说这里在规划中是一个集贸市场。“不知他们怎么弄的，反映了多少次也没用。”
老部长的妻子回家了，提着一个篮子，把一堆暗青色的瓜和竹笋放到木桌上，准备晚饭。老部长抗过美国，去过西藏平叛，因为想竹子和米回了家乡。六年前退休，还有一个退休党员支部书记的身份，时常到镇政府参与一些评议会议，直到去年换了书记。
“老党员的意见没人听了，支部生活也没人关心了，有事情也不叫我。他们不叫我么，我也就少去，不叫人家心烦。镇政府那个院子我好久没进去了，听他们说起了新的大会议厅，黄富邦就是在里面被杀的吧？还没造起好久。”
老部长说他和黄富邦不熟，没见过几次，也说不清这人的好坏，但“他是我手上送的兵。”镇子里所有的兵都是老部长送出去的，人数有一个连了。
我问老部长黄富邦经济上的事，他说听到过影子，不是太清楚。不过，黄在管建筑上还是弄了些钱。“你去问三师父，她可能清楚这些事。”
***
坐三轮车穿过拥挤的街道，在一处特别热闹的地方，看到了一块民政局立的建寺善功碑，密麻麻排着捐款人名字。走进缘空庵的大门，看到走廊下有一处茶馆，开着四五桌麻将牌。我打听三师父，人们指指后面正殿三间大房子，说在偏房里歇晌。
正殿里的观音像算是比较大的，金身也光鲜，应该是不久前重塑过。偏房里空间不大，一个尼姑摸样的人靠在竹椅上打盹。我叫醒了她。三师父因为天热光着头，穿着一身细棉的直裰，颜色灰黄，应该是显示住持的地位。她用江浙一带的口音抱怨自己身体不好，天气一热就乏力。三师父在31岁上出家，今年是第19个年头。那一年她刚到这庙里，只有两间破房子，发愿要起一院房子，塑两尊金身。以后到几个省挂单化缘，用了10年才修起了这座寺。
提到黄富邦的事，三师父点点头，迟疑一下说，他是管庙子的，是他的工作，我们也不好说得，有些事情。总体说是好的，也支持，比起别的人来还算是好的。她像有一件极想说的事情没说出口，因而非常迟疑。
我问这庙翻修的时候是不是黄找的施工队。三师父说那也不是黄个人的工程队，不过是他打了个招呼，“他作为领导，定方案嘛，我也没多大个意见。”反正找别的施工队也是修，承包价上面差一点，也没什么办法，出家人不能计较这些，钱本身是化缘来的，也是花在佛祖身上。
我问一些细节，三师父说记不清了，那些账她也不懂，反正是原来计划塑三座金身，现在只塑了一座，门口那个碑她也不满意，太小了，她想的是和龙台寺一样，有个牌坊，现在只搞了这么一块石碑。“我说这些没什么吧？”她忽然问我。
我说没什么，本来就是真实情况嘛，你还是说的好话。三师父想想说是的，我一个出家人也不怕什么。但她依旧显得心事重重，我索性问：
“听说黄富邦出事后你去了镇政府，是为他欠你的钱，镇政府怎么说的？”
看来这正是三师父想说的，她说镇政府告诉她，这是黄富邦和她之间的私人债务，要她找黄富邦的家属。
“他追悼会的时候，我去了，送个人情，也给他家里人提了一下。他爱人我很熟的，以前经常到庙里来，逢年过节也布施，人家现在刚死了人，我也没好多说。”
三师父停一下，加了一句：
“你说他不在了，这账还算数吧？”
我说如果他签了字，按道理他的家属应该承担。“他当时是为什么借钱？家属知道吗？”
三师父说黄当时告诉她弄了一块退耕还林的指标，想种山药卖，需要几千块钱。这一回借钱黄的家属是知道的，以前还借过几次，那几次家属未必知道，大体上都还了。“我本来不是太想借钱，我一个出家人能有什么钱，但他是领导，平时也还关心缘空寺。说了两次，他就发脾气，说不相信他。”
钱是春天借的，说好三个月后还，但没还上，据黄说是山药走症，收成不行。“不过我听说山药卖了些钱。因为他赔了高家两万块钱，手头就紧了。没想到他又出事了。”
三师父起身上楼拿借条给我看。这是一张撕了一半的作业本纸，写着“今借到释永信现金3000元整。黄富邦2005年4月5日”，看来释永信是三师父的正式名字。字迹略为潦草但还认得出，和修车店里的借条出自一人。
我没有布施离开了缘空庵，答应替三师父向黄富邦的妻子提借条的事情。
***
回到县城已经天黑了。黄富邦家住的单位小区有些偏僻，院子里不少直立的植物，冲到很高的地方，像这里的秩序一样齐整。
四层正对楼道的房门紧闭着，贴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些小字和图案，是道符。敲了三下门，似乎是敲在自己心上。终于里面轻声、警惕地问：谁呀？
我说自己从三师父那来的，替她来看望问候的。
她站在门内，沉默阴冷。我又说了一遍我和三师父的事，急促而含混。她有些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显然仍沉浸在她处于的阴冷寂静的境况里。是那个庙里的三师父啊，她问，我说是的。她想了一下。显然她很烦扰，最终她让我进屋，她关门和向沙发走去的样子显示出忍耐。
沙发上还有一个男孩，拿着一本图画书。她把男孩搂在怀里。显然她们这样呆着已经很久，没有移动的想法。我说自己也去了镇政府，单位的人都说黄镇长工作认真，挺好的。县政府有没有提追认黄镇长为烈士？
当然我们提了，可是上面怎么想就不一样了。她的语气含着深刻的失望。
“刚开始发生的时候，都说得还好，县长当场要求严惩凶手，还说要安抚好家属。可是过了两天就变了，追悼会上县领导都没有来，也没人送花圈，只有镇政府来了两个副职，正职都没有现个面，这几天也没有人来看我们，连一句慰问的话都没有。我们去问，也没有答话，只是让我们等着。我们等了这几天也没有说法，也不知道啥子原因！”
她的语气充满气愤和无助。
“听说高政家里有人，要不敢在镇政府杀人，他不是有个堂哥在成都，路子好宽？我听人说，他放了话的，他势力大，杀个镇长也不怕！”
我忽然想到自己是否真地潜意识里站在了高家一边。这间屋子里的痛苦，眼前孤单的母子，和修车铺中经受的丧失一样真实。
黄镇长生前很爱你们吧？
她连忙说他是个特别顾家的人，尤其喜欢孩子。虽然他在乡下工作，但每天都回家，为这他才买了个奥拓。有一次开三干会，在别的镇子上，会开完都晚上了，他还是赶回来。他特别喜欢孩子。她摸了一下男孩的脸，男孩一声不响。这几天我们两娘母在一起，孩子好懂事的，只说他想爸爸。我那天听到他爸出事了，神志就恍惚了，人家把我送到医院的。
她说，她没去看丈夫死后的样子，怕看了受不了。火化她也不在场。她在娘家住了几天回来的，这几天神志还是惶惶忽忽，怕得要命，听见敲门就以为是凶手来杀人的，人家叫她请道士，又贴了符避邪。
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关于黄镇长生活方面的。
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年来，没听过一点风声，从来没有，包括和女同事都没开过玩笑。他是个很腼腆，很本分的人，只爱看书，爱工作，没有那些坏脾气，酒都不喝的，是知识分子脾气。他就是因为工作认真得罪了人，才落得这个结局，政府却没有个说法，倒好像我们犯了什么罪，叫人寒心。
我请她拿了相册来。相册上的黄富邦个子不高，看起来是个普通的乡镇干部。
工作怎样得罪人的？
他的工作分管基建的，高政家起房子，因为地基的事，有些人提的无理要求，他又坚持原则，就得罪了人。“出事前一周，有天他回家来直叹气，我问他，他说他管地基，得罪了高家，高家要报复他”。只是没想到凶手会这样有恃无恐。还败坏他的名声，其实死者的老婆，“出了名的，你肯定也听到了，老公也不止10个8个，倒来毁坏他爸爸的名声，哪个相信？”
高政判什么罪法院有没有消息？你们作为家属有什么要求？
判什么罪？杀人偿命，我们首先要求杀人偿命。我们上法院去过一次，不让我们说话，说是会依法审判。我想对方有天大的本事，杀人偿命这条是变不过来的吧？
她看看我，我感到这件事对她来说虽然不容置疑，内心深处却并不能达到完全的确信，需要一个来自政府的认定，这是她痛苦的原因。
茶楼上谈判的事你知道吗？
对方拿刀子逼他打欠条，回来他给我说过。我让他去报警，他说算了，对方是亡命徒，怕报复。他说自己能处理好，叫我莫操心。哪晓得第三天凶手就行凶了，还是在乡政府。
我说拍一张你们母子吧。她答应了，想了一下又说孩子不能上报纸。我说孩子的头埋在你怀里，看不见脸就行了。我给她们拍了两张。
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让她保重身体，凶手已经抓起来，就不要太过害怕了。
县城没有什么夜生活，街上九点多已经空了，路灯缺了很多。
***
早晨的阳光照进修车铺，油腻的八仙桌有了微黄的光泽，小女孩难得地倚桌站定了一下，回忆那天的经过。
那天她正在家里玩，爷爷忽然来找母亲，看到只有小女孩在家，说：“你爸爸被抓起来了！”小女孩跟着爷爷跑到镇子上，最后一眼看见的是爸爸被绑着手押上警车。爸爸没有看见人缝里的她，使她惊奇的印象是，爸爸脸上有那么多的汗。
小女孩笑着跑到了地沟边去玩，她对于这条地沟显然很熟悉，不觉得什么畏惧。她蹲到了地上，地上由于机器的油污有些地方是黑色的，但整体看仍是干净的。刘苏一只肘枕在八仙桌上，望着地沟边的女儿，说小孩子真是没有忧愁，玩了吃吃了睡，像个小猫小狗，这几天我倒想跟她换个个儿。她的那只肘非常丰满，肘角却轮廓鲜明，从我这里望过去，小女孩被她圈在肘部形成的三角里。
这里似乎是缺少某种得体的悲伤，但并不乏忧郁。我问有高政的相片没有，身份照就行。刘苏上楼去拿照片。
小女孩重新凑到了桌边，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几年纪，学习如何，喜不喜欢爸爸什么的，她总不认真地回答，只是嘻嘻笑，走到了那面放满汽车零件的高大柜子前面去，不知怎么在那里站住了。在这个从上到下充满了零件的空间之前，她很小，有一种柔和的调子，那些零件也有暗淡柔和的光，显得深。
刘苏下楼来，拿了一个小本子大的相册，里面有他们在照相馆拍的结婚照，和城里人一样穿着西装和婚纱，背景是雅典卫城。她说，这是她觉得很重要要拍的。相片上她蓬松丰满，裙裾斜拖过画面，虽然她是倚在新郎身上，也愿意造成这种依赖的感觉，效果上却显得是她一个人占据了主要画面，被西装和领结束缚着的高政甘愿居于一角，神情过分的严肃，浓厚的眉毛甚至有点皱。“他不会拍照，所以拍得少。”她说。据说眉毛是吉凶之征，我努力想从高政的眉毛中看出一点牢狱或性命之灾的痕迹来，但并无所得。她收起相册，另把一版高政的身份照放到桌面上，“这是高政补办身份证照的。现在还没补办下来，他倒坐法院了。”
一版八张的照片，因为用了一张缺了一个角，桌上的七个高政望着我，神气是一模一样的严肃和忧郁，也许从他认识她第一天，从爱上她的时候就是忧虑的，有一种逆来顺受的服从，而她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也就是她不理解他愤怒的原因。“现在怎么办嘛，日子还要过，还要找师傅来修车。”
现在她坐在桌旁，两个有关系的男人都离开了，其中一个是铺子的顶梁柱，只剩手边的女儿，和每天的生计。我问那天来吓她的小伙子住在哪里。“他们都是地痞，晃来晃去，在离这里蛮远的一个镇子上。”刘苏说。
***
这个小镇看起来更为偏远，街上白光光的，靠近大桥茶馆里几个老太在搓小麻将，真的是很小的那种麻将牌。我说了王惠月的名字，她们告诉我他家在河对岸菜地，只是不知道在家不。
从我看到的迹象判断，这是个蔬菜大镇。过了桥就走入肥大的萝卜、油菜的领地，菜苔在远方形成弯曲的天际线。这个世界被乌油油的河水哺育，长出来的房子也比街上的好，大都是独门宅院两层小楼，在正午的魔法下安睡着，只是走过门口就有一些狗暴吠起来。
我来到最后一个院子，铁门紧闭，阳光使这里生了锈。我担心他可能出去了，敲了两下没有动静。铁缝里看进去，院子挺长，有南瓜、近于干涸的池塘和花棚，但似乎埋伏着危险，因为我尚未听见狗吠。我鼓足勇气用力喊了几声，敲打几下铁皮。有点出于意料，楼房的一层出现了一个人，他没有问来的是什么人，开始向大门走来。
他打开了铁门，裸着上身，遇到赤裸的上身对我不是什么好事，但他这副属于年轻人的上身肩膀宽阔，色泽健康，似乎正适于在阳光下袒露。我简单讲了我的来意，说是黄镇长家属让我来的。他随即开了门带我进院，显出一副慵懒的态度。这时我看到两条一大一小的狗穿过院子向我们走来，它们体型庞大，幸而也显得慵懒，似乎这么来一下不过是尽义务，既然主人已经通过了。它们和我们会合后一起往屋子走去。
他的老婆在一楼的客厅里干什么活，似乎是撕笋子，客厅迎面有很大的一副玻璃框山水画，带钟表的那种，显得旧了，侧墙上却挂着一个绘川剧变脸图案的葫芦，比起摊子上卖的，线条较为潦草，他说是自己学着画的。另外还有一副像是素描的东西，还没有成型，说不出画的是什么。两条狗也进来卧着，一只卧到我脚边，似乎已经把我当作了自己人。
他说，虽然他和黄富邦算是表兄弟关系，但一个在镇长一个在乡下，平时不来往，黄富邦死了三天他才知道，那时他才从邻镇拉白菜回来，是公安局来找他调查他才晓得。
他起身拿一个软皮本子出来，上面是他给派出所写的情况，密麻麻的几页。“他们让我写好了拿过去，我还没写完。”他的字迹是一个二流子可能的那种字迹，非常难于辨认。在我辨认这些字的时候，他似乎为此感到不好意思。
本子上非常明白地说，黄富邦和刘苏有关系，高政知道以后拿刀去找黄富邦，逼迫黄富邦打欠条。王没有能力付清欠条。“半个月以前的一天，表哥打电话给我，说了这回事，让我和他一起去酒楼参加调解。”这次调解是高政的堂哥找到黄富邦，约定在县城的明诚茶楼谈一次，高政和他的堂哥还有堂嫂出席了，这边则是黄富邦、王惠月和另外一个开沙场的老板，也是黄富邦的朋友，但王惠月和他不认识。
调解很不顺，“高政的堂哥很占势，一定要赔两万块钱，表哥拿不出来，他就说自己有很多关系，让表哥要考虑自己的前途，表哥很生气，说我的前途关你什么事，吵起来。”我问最后结果如何？他说看到调解不成自己就走了。
我不太相信他在现场无所作为。
第二天你们去了高家？你们吓了刘苏？
没有，我只是顺便去看看，我们从门口路过，就进去看看高政在不在，只有他老婆在，我们就出来了。
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我们在镇子上碰到的。
狗仍然卧在我脚边，庞大的身体很和平，把我当作了这里自然的一部分，但又似乎是含蓄的防范，眼前这种和平的状态也许是一张纸忽然会破，这里的一切变成我的敌人。
我出去解手，阳光毒烈，几株倾斜的藤架后面，一个剩了一半水近于凝滞的池塘，十几个散在台上和地上的花盆，有的一半歪在土里，暗青色的植物随地攀爬，似乎这里的一切都被一双手布置到了一半忽然被遗弃了，如同墙上没有补画细节的鬼脸瓢，以及那张算不上真正画作的素描。我感到在这里消磨着的，是怎样一种热烈又无望的东西。
他要送我到镇子上搭车。妻子仍然在做着什么，两条狗懒懒地起身，想跟着他出来，被他喝了一句又回去了。两个人穿过院子，他仍然裸着习惯于阳光的有光泽的上半身。这个上半身并非像打了气一样肌肉鼓胀，胸部并不特别发达，但是由于肩膀很宽，肌肤有光泽，没有通常的“赤膊”可能给人的猥琐感觉。那种健康的光泽是他无形的一件外衣，披过整个夏天。
你这种身板，应该去练体育啊。
是的，我高中就在练体育，那时是掷铅球，标枪，铁饼。后来高考成绩不好，上的体校，练划艇，差一点去了全运会。
为什么没去成呢？
当时在省队集训了半年，训练成绩一直跟全国纪录差不多。可是开幕前三个月，取消了男子四人划艇项目。
挺可惜的。
后来当体育老师，是代课，转不了正，当了一段不想干了，就回来了。
也好。
我想到了他剥笋的妻子，在他身边沉默安心的姿态。他在小镇上的生活，漫长的游荡，偶尔的安分。他肯定带给她很多痛苦，但也有取代不了的安慰。
我倒没什么，我有个朋友，练铁饼的，把腰扭坏了，老师当不了，回家啥也做不了。
我们穿过了菜地，穿过镇子的公路在桥头交叉，路上没什么车，烈日下一溜茶馆也沉默着。我们在路旁摆着的一些竹椅上坐下来，他说车等一下才会来，要请我喝杯茶，我说不用了，他已经跟老板打招呼倒茶。这里的人看来都和他熟络，平静地对待这个一直裸露着上身的人，其他人即使敞着胸，至少是搭着一件衬衫的。他掏出两块钱给老板开始喝茶，他的规规矩矩竟然使我感到微妙的遗憾，似乎这不应是本来的他。
上车的时候，我朝他挥挥手，他也朝我挥挥手，转背往回走。我想到我再也不会来到这个镇子，也不会再见到他。而他在这乡村的深处无声地游荡老去，所有开了头的故事都不会有结果。
只有逝者黄富邦得到了结局。
––E N D ––
袁凌，作家，已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等著作，他最新的书是《我的命这么土》，现任《凤凰周刊》主笔。
题图：朱墨
本文人物，皆为化名。
